元朝的特性

治天下”〔36〕； 而明代的皇权及其附属物——宦官权势恶性膨胀，“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37〕 。这一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吗？还是完全由偶然因素所决定？恐怕都不是，其中应当有元朝的影响。在“家产制国家”色彩浓重的大蒙古国，由父家长权力发展而来的汗权至高无上。出使蒙古的欧洲传教士加宾尼说：“鞑靼皇帝对于每一个人具有一种惊人的权力。……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不管皇帝和首领们想得到什么，不管他们想得到多少，他们都取自于他们臣民的财产；不但如此，甚至对于他们臣民的人身，他们也在各方面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理。”〔38〕 这种观念一直保持到元王朝。周良霄先生通过若干问题的考察指出：“元朝的专制皇权已远较前代少所约束”，朝廷重臣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是主奴关系”，“所有这些，都导致皇帝的尊严愈增，专制主义皇权也进一步膨胀，这对于明初极端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成形无疑有它的影响”。〔39〕 的确，从元朝历史来看，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并非偶然。明代很多皇帝恣意妄为、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蛮横心理，应当来自元朝“家产制国家”的皇权观念。〔40〕
　　由于明初讳言对元制的继承关系，朱元璋又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创制立法”，元朝对明朝的很多影响、或者说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到今天已经不易察觉。但毫无疑问，这种影响是广泛存在的，可能其作用力还相当深远。明末思想家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41〕 黄氏身处国破家亡之际，痛定思痛，其历史反思不免言之过甚，但他的话对我们认识元朝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是有参考价值的。元朝的特性(第6页)，也至少有一部分应当从这方面去考察。

注释：

（1〕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第二卷，第70页。
〔2〕 K.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ociety,Liao (907-1125) (Phil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 pp.1-32 . 此导言 已有汉译文，收入《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3〕 萧启庆：《近四十年来大陆元史研究的回顾》，收入作者《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 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4〕《魏书》卷2，《太祖纪》。
〔5〕《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二月。
〔6〕 金朝人梁襄在比较辽、金两代国家本位时说：“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 之临潢（按指辽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可 为佐证。见《金史》卷96，《梁襄传》。
〔7〕 《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8〕 《元史》卷58，《地理志一》。
〔9〕 袁桷：《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25。
〔10〕 许衡：《时务五事》，《鲁斋遗书》卷7。按此语出自许衡一篇散佚奏疏的残文， 《鲁斋遗书》将其附入《时务五事》第五篇“慎微”条下。但如细玩文义，此疏当上于中统 初年，与至元三年所上《时务五事》并非一时所写。《元文类》卷十三收录《时务五事》， 即无此段文字。乾隆五十五年刊十二卷本《许文正公遗书》卷7则将此文附在至元十七 年所上《更历疏》之后，更误。
〔11〕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66），上册，第205-214页。
〔12〕 参阅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一期（1987.12）；护雅夫：《突厥的国家构造》，收 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
〔13〕 在十二、三世纪之交漠北诸多部族中，仅有斡亦剌的蒙古化较为曲折。它直到元朝灭亡 后仍保持较强的独立性，称为瓦剌，长期与蒙古本部争雄。这一方面是因为它在蒙元统 治的相当长时间里尚属“林木中百姓”，生活环境偏僻，与蒙古腹地联系较弱；另一方 面则是由于其首领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在编组千户时得到照顾，原有部族组织保存较 为完整。尽管如此，它在明清之际仍以漠西蒙古之名见载，最终还是没有摆脱蒙古化的 归宿。
〔14〕 护雅夫前揭文；姚大力：《塞北游牧社会走向文明的历程》，收入张树栋等主编《古代 文明的起源和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5〕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80），上册，第22-24页。
〔16〕 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参阅Max Weber,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Oxford univ. press, 1947）,pp341-357. 〔17〕 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汉译本，1983），第362-384页。 〔18〕 《元史》卷124，《忙哥撒儿传》。
〔19〕 《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20〕 权衡：《庚申外史》卷下。
〔21〕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8 ，《左丞许文正公》引耶律有尚《考岁略》。
〔22〕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诸帝多不习汉文”条。
〔23〕 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24〕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上册，第29页。
〔25〕 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第137-139页。
〔26〕 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六期（1982.12）
〔27〕 《元史》卷143，《自当传》。
〔28〕 《元史》卷26，《仁宗纪三》。
〔29〕 《元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治典·三公》；《明史》卷72，《职官志一》。
〔30〕 吕思勉说：“从来北族之强盛，虽由其种人之悍鸷，亦必接近汉族，渐染其文化，乃能 致之。过于朴僿,虽悍鸷，亦不能振起也。”此说可能适用于中国古代大部分北方民族， 但蒙古似乎是例外。见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第73页。
〔31〕 许衡：《时务五事》，《鲁斋遗书》卷7。
〔32〕 傅筑夫：《中国历史上几次巨大的经济波动》，收入作者《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 店，1980）上册；漆侠：《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问题》，收入作者《求实 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3〕 韩儒林：《〈元史纲要〉结语》，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 1982）。此文后来作为“前言”载入《元朝史》上册。
〔34〕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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