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帝国组织的兴亡条件及其演变

国力和推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等方面越来越举足轻重。而且，民营企业集团与帝国依存了两千多年的小农大不相同，他们交易频繁，竞争激烈，交易费用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引起他们的敏锐反应，影响他们的竞争能力。他们对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要求更加苛刻，同时又见多识广，善于比较。他们有愿望也有能力进行权钱交易，像他们的西方前辈那样为自己购买适宜的公共产品及其产生机制。如果不能在公开交易中合法地买到，他们就会在私下交易中购买。事实上，局部性的私下交易已经大量存在。 假如公开和私下的交易都不成功，他们可以退出交易，这意味着资本抽逃，其结果便是税收减少，失业增加，社会动荡。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要求每年维持相当高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市场上的所有新来者，急需就业机会的工人，渴望进城就业的农民，已经成为投资者的同盟军。

    不能营造一个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环境，就要创造一个劳动力或其他生产要素更加便宜的环境。这就意味着降低土地价格，降低对劳动和环境的保护，以全社会甚至子孙后代的利益补偿高成本的制度环境，以维持对资本的吸引力，维持经济增长和政权稳定。 

    总之，千年帝国安身立命的小农经济基础，已经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业化成就破坏了；千年帝国生存的闭塞环境，已经被西方文明带来的竞争破坏了；帝国体制解决自身利益分配失衡和人口问题的希望，已经被数十次徒劳的王朝循环破坏了。面对这些无法挽回的破坏，即使纯粹出于自身利益，旧体制合乎逻辑的最佳选择也是自我改革，为福利生产集团创造一个可控制因而可靠可信的、低成本的、高效的政治法律环境，挽救社会母体于危难之中。不过，这个选择恰恰意味着千年帝国的自我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党国是帝国的最高阶段，党国是帝国的掘墓人。

注释： 

[1] 这项条件可以如此表达：掠夺(防御)收益-掠夺（防御）成本﹥生产收益-生产成本。显然，初次掠夺需要镇压反抗，需要建立掠夺体制，一次性成本会比较高。此后只要支付维持威慑力和掠夺体制的成本就可以了。暴力与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在社会性昆虫那里已经出现，譬如兵蚁。在蜜源紧张（蜂蜜生产成本上升）的时候，蜜蜂的“盗性”也会随之上升。盗蜜行为可以导致蜂群之间的战争，导致蜜蜂的大批死亡和逃亡。

[2] 在帝国时期，暴力赋敛集团主要由皇室、贵族、军官和官吏集团构成，他们凭借超经济的权力分配并占有资源。而福利生产集团，主要由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拥有者构成。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与暴力赋敛集团在成员上有部分重合。此外，在提供安全秩序等公共产品方面，暴力赋敛集团也有生产性的作用。

[3] 《诗经·国风·齐·甫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

[4] 准确的用语应该是“封建”制。两千多年来，“封建”二字在汉语中一直指称西周创建的那种制度，即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论述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与八世纪首先出现于法兰克王国，随后在欧洲流行数百年的那种制度颇为近似。不过，封建二字近50年来获得了额外的涵义，指称了另外的东西。为了避免混乱，我在这里暂且用分封二字代替。

[5] 游牧民族的侵掠行为是应付灾害的生存策略之一。《史记·匈奴列传》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因此，来自草原地带的暴力掠夺威胁，构成了帝国外部环境的一个固定存在。

[6] 建立帝国制度是对中国社会一次重组，重组后的社会只需要同样甚至更少的生命和财产的投入，就可以获得优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安全和秩序。这既是司马迁笔下士庶的共同信念，也是后代帝国臣民的普遍感觉，故有“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之说。在这个意义上，帝国制度是费用更加节省的制度，因此本文反复强调其高效率的特征。找到并且建立这样一种费用更加节省的制度，成功地实现这样的社会重组，不能不称之为伟大的文明成就。

[7] 均衡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每一方都同时达到了约束条件下可能实现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而这种状态可以长期持续存在。

[8] 在理论上，官吏集团对代理人利益的追求将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止步。如果边际成本由上级监督和民众反抗共同构成，那么，在官吏平均分摊到的监督力度逐步下降的现实趋势中，真正能够阻止官吏集团侵犯脚步的，只有民众的反抗。由于个别性反抗的胜算极低，迫使侵犯止步的那一点只能是大规模造反，而这一点恰恰是社会秩序的崩溃点。这是民众权利不敌官吏权力的专制制度的衰亡常规。

[9] 国营资本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在各个时期有很大不同。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政府接收敌伪产业之后，国营资本在工矿业中所占的比重超过80%（沈春雷：《中国战时经济志》，第1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

[10] 刘大中、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第140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

[1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2] 据计算，在近30年的时间内，通过上述方式从农民身上获取的积累达6500亿至8000亿人民币，大约相当于同期中国投资总额的72%（参见严瑞珍等：《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第64—70页）。

[13]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第35页。

[14] 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的国际比较为例：1980年，每生产1美元的产值，中国耗煤2.90千克，印度为1.77，韩国为1.12，巴西为0.88，日本为0.51，法国为0.45，美国为1.05，英国为0.57，德国为0.49。（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 China: Economic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转引自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76页）

[15] 按照台湾学者郑竹园的估算，大陆体制所导致的损失和浪费，从1949年到1978年30年间，总数高达12000亿美元。如果能够避免这种损失，中国的国民收入实际水平可以提高3倍，在1978年以前便跨入小康。（《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第110—126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

[16] 以日本为例：196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日本相近，1980年却只及日本的四分之一。参见谢百三：《当代中国的若干经济政策及其理论》（1991年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17] 1985年，大包干确立之后，中国农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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