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古代的文字狱

　　文字狱是指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份子，镇压不合自己口味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说而犯罪的案件。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制造的很多文字狱是完全没有意义与目的的，可以称之为毫无目的的残酷。这种残酷纯粹是愚昧残暴的表现，是独裁者权势膨胀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因言论而得罪，在中外都是有的，但就论镇压之烈、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则中国可稳做第一把交椅。大家都知道，在中世纪，意大利有个宗教裁判所，是专门用来镇压基督教世界的新生思想的，几百年下来处理了几万人，而中国皇帝兴办的一个文字狱案件便能杀掉几千人。

 　　文字狱与中国思想史 

　　中华民族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绚丽无比，当时有诸子百家，百家学说盛行，而孔家只是其中一家而已。流行度还比不上杨家学说与墨家学说。有《孟子》为证。孟子在《孟子` 滕文公章句下》里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孔门生意实在是清淡。究其原因，还在于当时各诸侯国忙于征战，精力不够，实在是管不了老百姓的想法。托战乱的福，中国的各种思想在那时得到大发展，替中华民族狠狠地挣了一回脸。如果没有这个诸子时代，中国能不能称得上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度还是个大问题。使中华民族跻身于先进民族，诸子功不可没。

 　　因为，一个没有思想没有品行的民族，无论怎样博大，也只是行尸而已。

 　　等到秦朝建立，独夫秦始皇有了余闲，便管起天下人的思想来了。由于秦始皇无道，性情残暴，当时有许多批评他的人，这些人还引经据典，说古时候是怎样的，说孔子、墨子是怎样讲的，于是秦始皇大怒，放了一把火，把天下除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用现在的话来说外，就是纯技术类的书）的书以外，其余的全都烧了，意思是看看你们还能引什么经论什么据来批评我。谁知，还有一些“愣头青”（主要是儒生与方士）看不清形势，居然还坚持自己的思想，凭着自己记忆中的先圣的话语来诽谤秦始皇先生，秦始皇先生又大怒了，于是来个斩草除根，把这些儒生与方士全都活埋了。这一下，天下才“果真”是鸦雀无声了。于是秦始皇先生非常高兴，自以为江山稳固，可以传递万世了，可惜的是，十五年后，不仅秦始皇先生本人，连他所有的亲族都被天下人杀光了，于是中国从此无嬴性。

 　　到了汉朝，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办法，不烧书，不坑儒，而是抬出儒家，一统天下。他们的策略很简单，如果你想当官，你就得接受儒家思想。如果你有别的思想，对不起，请你走人。

 　　到了唐代，建立了科举制，这个时候，你想当官，不仅仅是接受儒家思想就够了，还得精通儒家思想，熟读五经方有上线的希望。其次宋元明清时代，各个朝廷都抬出儒家思想来压人，不仅如此，到了明清时期，儒家思想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玩物罢了，朱元璋就声称：“孟子这老头假如还在的话，就把他抓过来给宰了。”为什么？因为孟子说过：“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还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的这种民本民主思想是大大不利于独裁者的恣意统治的，自然就被超级独裁者朱元璋同志所痛恨了。

 　　中国的统治者其实是没什么真正主义、真正信仰的，对他有用的他就要拿过来加以强化，对他没用的虽是儒家思想他也要加以摒弃的。

 　　压制思想的极端表现就是制造大量的文字狱。中国的每个朝代都制造了大量的文字狱。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别说是发表异端思想，连在私下里痛骂一声狗皇帝都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弄不好就会被灭九族。

 　　中国的文字狱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思想被压制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被统治者愚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从先进民族蜕化为劣等民族的历史。中国，自秦朝以来便再无世界级的思想家、哲学家了，原因很简单，一个人连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都是一种罪恶，你叫他怎样成为思想家？何况，一个思想家的生成，是需要吸收很多人的思想养料的，当这些养料都无法采到时，又何以站在巨人的肩上，以完善其思想？

 　　由于中国的特殊性，中国人的思想大放光芒，有所成就的时期都是在战乱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时期、五四时期与军阀混战时期。这倒不是说战争是思想的孵化器，思想一定要在战乱时期才得以生长。不是这样的，只是中国比较特殊而已，一代又一代统治者总是不尽余力地压制各种思想。以图得所谓的稳定与长治久安。

 　　文字狱与制度的设计 

 　　就人的天性而言, 是喜听颂词而恶闻谏语的, 所谓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 忠言在很多时候都是逆耳的。历史上爱听阿谀之词的举不胜举，但专爱听逆耳之言的好象没几个。即使是圣明如唐太宗，这个一千年才出一次的仁君（《旧唐书》称他为“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也有受不了他手下那个忠心耿耿的谏官魏征的时候，有一次退朝之后对他老婆说：恨不得把这个乡巴佬活活宰掉。还好他老婆见识比他更高超，总算劝住了。

  　　天下人都有爱听好话、恶听批评之语的通病，一言不和，拨刀相向实在是常事。作为一般百姓而言，手头既没刀，也无权力判人死刑，虽然在气头上，大骂几句也就罢了。但如果是皇帝的话，就不一样了，他一发怒，就说：“推出去斩了。”于是那个跟他言语不合的大臣就被斩了，一点余地都没有。虽然以后后悔了，最多也就把这个大臣的墓修一下，给他的儿子封个官，给这个大臣谥封个什么忠侯之类的号也就罢了。 

 　　然而，这个好大臣终究是不能爬出坟墓了，而他的能兴邦利国的好建议也终究因为时世变迁而终究作废, 徒留遗憾。

 　　由于古代中国的极权设计, 历史上敢进触怒皇帝的忠言, 敢说触怒皇帝的真话的大臣向来就少, 毕竟, 生命诚可贵, 来一趟世间实在是不易, 谁知道这次来过以后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再来, 何况大臣们向来能吃得肠肥脑满的, 对人生更是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能瞒当然是瞒了，能不说当然是不说了，中国历史上虽提倡“文死谏，武死战”，但死谏的臣子实在是很少，这不能说臣子们的觉悟不高，毕竟，这个代价太大了。设想你是臣子，你会为了一句说了也不见得被采纳的谏言，而冒被夷九族，身被零剐的危险吗？

 　　不是臣民的觉悟，而是制度的设计自然地使每个人变得越来越驯服，越来越胆小怕事，也越来越不敢讲真话，到后来，连脑子也懒得动了。

 　　所以，一个良好的制度应该制约每一个人的权力，以保证人们敢于开动脑子，提建议，说真话，反之，没有一个平衡权力的机制，比如在皇权社会里，即使皇帝老儿提倡人们进谏，人们也未必敢进谏，毕竟，你一火起来，我的脑袋就要搬家了，谁知道你皇帝老儿什么时候翻脸啊。国外有句名言，总统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