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流刑考
充军本来以军官军人为主要惩治对象，但它对降死一等重罪的有效惩治，拓展了惩治的范围，司法的需要逐渐把囿于一隅的充军推上了普遍行用的舞台。充军逐渐摆脱了为军官军人特设的特征而逐渐成为把军民百姓、文武官吏一体纳入惩治范围的普通惩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司法以外因素的影响。充军具有补充军伍的实用性，将军籍人充军，本身就能维持军伍的现有实力；将非军籍人充军，则直接补充了军伍，若是永远军犯，不仅身入军伍，户籍也由民户改为军户，军户数目增加，兵源也由此得到拓展。当然，军民既然分籍而治，过分剥夺民户归入军户，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从这方面说来，英宗初年终身军犯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英宗即位，在即位诏中首次规定，“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以后，官吏人等犯罪充军者止终本身”。[62]明代终身军犯的出现及普遍化，使充军刑行用的局限性大大地得到缓解。终身军犯改变身份的范围局限在罪犯一人，罪犯的户籍及其子孙的身份可以保持不变。这样，在罪犯受到有效惩治，同时又实现填充国家军队的实用性之外，也保证了军民数量的大致稳定。这使充军将军民共同纳入惩治的范围成为可能。
在以上诸因素的促成下，明代充军得到迅速的发展：以法规而论，《大明律》460条中，充军条目只有46条，而至万历再修《问刑条例》，条目总数382条中，充军条例已经占到全部条例的一半，约为189条。[63]随着充军实施的日渐规范化，充军本身也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大明律》规定的充军，只有附近充军与边远充军二等，随着充军包容的对象和罪行日渐增加，充军区分出了更多的层次。万历本《明会典》中，嘉靖、万历充军条[64]首先按照充军的轻重等级排列，在每一等下，再按名例及各部分类。嘉靖条例从轻到重的充军等次列有附近充军终身、边卫充军终身、极边烟瘴边远沿海口外充军、边卫永远充军四等。万历充军条例下则分有附近终身、边卫终身、边远终身、极边终身、边卫永远、极边永远六等。充军发展的过程，也是其特殊性逐步弱化，受刑罚因素的影响逐步加强的过程，到弘治《问刑条例》的编定，充军从为军官军人特设的惩治方式到普遍实施的重刑的过渡基本完成。[65]
[ 作者吴艳红，1971年生，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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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 辻正博：《唐代流刑考》，见梅原郁编《中国近世の法制と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年，79-80页。
[2] 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1，中华书局1983年版。
[3] 贞观年间增加了加役流，居作二年。见《新唐书》卷56《刑法》，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下同。
[4] 《新唐书》卷56《刑法》
[5] 《宋史》卷201《刑法三》，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6] 窦仪等撰：《宋刑统》卷1， 中华书局1984年版。
[7] 日本宫崎市定也曾提出，宋代实际施行的刑罚中，刺配取代了原流刑的地位，成为降死刑一等的重刑，但他分析其中原因时， 认为这只是君主独裁制度的结果，忽视了刺配出现的法制原因及其必然性。参见宫崎市定《宋元时代的法制与审判机构》，见中华书局1992年版《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册。
[8] 《金史》卷45《刑》，中华书局1975 年版。
[9]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36，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10] 关于元代“新流刑”的详细形成过程，可参见拙作《关于元代出军的两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9年3期。
[11] 《 元典章》卷49《 刑部》卷11，《元典章》卷20《户部》卷6，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善本丛书。
[12] 关于流远刑在元代司法中地位的变化，可从其在法典中的地位变化显示出来 。 在《大元通制》和《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中，国家的法定刑制都为传统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其中的流刑都是仿照金代比徒而行，流远与出军都不在此刑制之内。到文宗时期修订的《经世大典》中， 流刑出现此质的变化。《 经世大典》今已散佚，此引文见四部丛刊本《 国朝文类》卷42，元末苏天爵摘自《 经世大典·宪典》序 。另外，史界普遍认为《 元史·刑法志》内容取自《经世大典·宪典》，《元史·刑法志》列举的五刑之中，流刑下列出 辽阳、 湖广、迤北三类，也可以证明《经世大典·宪典》中流刑的特征。
[13] 《大明律》卷19。本文《大明律》条文均参照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北京大学影印善本丛书。
[14] 《 大明令·刑令》，《 皇明制书》卷1，明镇江府丹徒县刻本。下同。
[15] 《大明律》卷1。《大明律》在洪武一朝几次修订，关于此条流刑的规定，前后并未见明显的改变。可参见黄彰健：《〈律解辩疑〉、〈大明律直解〉、及〈明律集解附例〉三书所载明律之比较研究》，见《明清史研究论丛》卷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杨一凡：《洪武法律典籍考证》（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所附《大明律直解》与洪武三十年律文详细校勘表。如果说《大明令》的修订还见匆忙，《大明律》的内容应该基于充分的考虑。
[16] 《明太祖实录》卷136，洪武十四年三月丙戌、己丑条。本文所引《 实录》均为台湾史语所校勘本。
[17] 以上分别参见《明太祖实录》卷97，洪武八年二月甲午；卷151，洪武十六年春正月丁卯条；卷173，洪武十八年六月癸巳条。
[18]《 御制大诰》“颁行大诰第七十四”。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所附诰文，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 唐枢：《木钟台集·法缀》，钞本。
[20] 时人如王圻等多指出“---然至今但有减等而无加等”的事实。参见王圻：《续文献通考》卷168《刑制》下。
[21] 弘治初年，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吴一贯上奏，对诬告罪、说事过钱等罪名中的“《大诰》减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对“《大诰》减等”问题本身并不关心，关心的只是其实施过程中的合理性。法司集议，认为吴一贯关于诬告人死罪未决减等的修改意见，“有碍难行”；至于“说事过钱”的减等问题，法司则认为有一定的道理，但不管建议合理与否，法司最后以“当《大诰》初颁之时，即以此减等”，“系干旧制，难擅变矣”为理由，否定了吴一贯的提议，相关条目的《大诰》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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