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戒指

　　现在的问题是，戒指在中国可说是起源甚早，但是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装饰习俗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只想就与婚姻发生关系的侧面来谈一谈。按中国古代的戒指很早便与婚姻联系起来了，那么为何到唐代为止，戴戒指却一直没有在社会中流行、并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婚姻习俗呢？我想，其根本原因或者在于，戒指与婚姻发生联系的习俗来自外国，而这一习俗与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格格不入。按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很早即已形成，其基本特征之一是婚姻的结成需要媒人，《诗．豳风．伐柯》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即是明证。此外，结婚过程的“六礼”也早在《仪礼》中已经有了明确规定，而“六礼”中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每一礼，都需要中间人（使者、宾）来完成，其中没有给新婚男女直接见面的机会。上述婚姻制度在后代虽有繁简之分，但却大致为历代所遵守。唐代也是如此，“为婚之法，必有行媒”[35]，婚姻的成立要靠媒人。一般而言，唐代民间的婚姻过程首先是媒人牵头，然后男方提出《通婚书》，由媒人传给女方，若女方也有《答婚书》，婚姻就成立了，一般也就不许悔婚了。《唐律疏议》卷１３《户婚律》云：“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36]，“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这就是说，唐代婚姻成立有两种办法：一是女方回报《婚书》，一是女方接受聘财。这两种方法实际都是由媒人穿线，在男女双方家长中进行的。在这过程中，没有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和自由恋爱，恐怕也就没有了男女之间直接交换戒指以定婚的可能。因此我们在笔记小说中看到的有关戒指的故事，就只能与死人有关了。这实际上是当时人对男女自由恋爱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现实生活中婚姻状况的无奈。或者可以这样说，戒指与婚姻的联系是以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自由恋爱为基础的，只要中国古代的社会不允许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只要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没有根本的改变，具有定婚意义的戒指的使用就不会发展起来。也许正因为此，因而戒指虽然常出现在文献和考古资料中，但它归根结蒂属于外国文化范畴，不能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由此或者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任何一种外来事物及其运用，乃至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如果与接受它的社会的传统制度传统文化相冲突，它就很难融入那个社会中去。但是如果它本身存在有合理的进步的因素，它又能断续存在于那个社会（甚至只在观念上），而不会彻底消亡。这些，或者就是研究唐代戒指给我们的一点启示吧。

注 释：
[1]、唐代称戒指为“指环”。由于“戒指”是现今通行的称呼，故本文仍以“戒指”名之。
[2][8]、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３５８－３６１页。
[3]、龚国强：《新疆地区早期铜器略论》，《考古》１９９７年９期，８－１３页。
[4]、穆舜英等主编：《中国新疆古代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图版１３８。
[5][11]、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５年１１期。
[6]、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４页。
[7]、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朝阳田草沟晋墓》，《文物》１９９７年１１期，３７页。
[9]、中华书局影印本。原文作“金指钏环”，不通，当为“金钏指环”误倒。
[10]、布兰奇．佩尼著、徐伟儒主译：《世界服装史》，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９月。据该书，戒指在古希腊时期最早是作为印鉴或徽章使用的（１０１页），后来还有过表示等级身份的作用。随着希腊罗马文化的东传，这些作用也影响到其他地区。比如据吴焯《西伯尔罕的宝藏及其在中亚史研究中的地位》一文（《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７年４期），在１９７８年发现的西伯尔罕墓葬中，六具尸体有二具戴有戒指。这戴戒指的二具都是男性，所戴戒指是錾刻有雅典娜神像的“印章戒指”。由此迹象看，戒指在这时这里可能还是代表一种等级身份（但是据岩波书店1988年出版的V.I.Sarianidi著、加藤九祚译《シルクロ—ドの黄金遗宝》一书，六个墓中只有一个男性，而戴戒指的是三位女性。不过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戒指在这里表示一种等级身份恐怕没什么问题）。由此也可知，或许正因为戒指的这一作用，所以早期戒指上有印章是比较普遍的。下文佛经中所谓净饭王子所戴“印环”是一个证据，河南偃师杏园唐墓出土的“印章戒指”可能也是其遗风。
[12]、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９月。
[13]、戒指具有神秘意义，在许多民族的传说中都有。 比如北欧有关于尼伯龙的戒指的神话。据说有了这枚戒指，就可以维持众神对世界的统治。
[14]、这里的“胡族”指国内西、北少数族和国外（主要是西方）民族，下同。
[15]、“全”当为“金”，参下引《胡俗传》文即明。
[16]、《晋书》所云当亦与前二条史料同源，但我们不知道哪条史料在前， 也就是说不知道谁引自谁。
[17]、亦见前引《世界服装史》，１６２页。
[18]、有学者考证“谷神子”即“郑还古”， 参中华书局本《博异志》“出版说明”及“附录”。
[19]、《太平广记》注此条出自《博物志》。按《博物志》为西晋张华撰， 而此故事所叙为唐事，故此条必非出自《博物志》明矣。疑亦出自前引谷神子所作《博异志》。
[20]、即如前述宁夏固原地区，北周、隋墓都有戒指出土，而唐墓却无。 原因何在？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考古》１９９６年１２期，１－２４页。
[2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双塔区唐墓》， 《文物》１９９７年１１期，５１－５６页。
[23]、徐州市博物馆：《江苏徐州市花马庄唐墓》，《考古》１９９７年３期， ４０－４９页。
[24]、《新唐书》卷３９《地理志三》。
[25]、参见《旧唐书》卷１８５下《宋庆礼传》。
[26]、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 《文物》１９９６年１期，４－３１页。
[27]、张郁：《辽陈国公主夫妇殡葬服饰小记》，《文物》１９８７年１１期， ２７页。
[28]、但是从考古发现看， 似乎“商胡”即“昭武九姓”的后裔在唐代戴戒指的可能性不大。前述宁夏固原地区发掘有唐代史索岩、史诃耽、史铁棒、史道德墓，史姓属昭武九姓，但这四墓中均无戒指出土。１９８１年洛阳曾发掘有安菩夫妇墓。安菩亦属昭武九姓，墓也未被盗掘，但墓中也没有戒指出土（参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１９８２年３期）。
[29]、《刘宾客文集》卷２６《马嵬行》。从诗中可知， 刘禹锡也视指环为一种神奇的有胡族色彩的宝物，所以才说它会让“贾胡惊”。
[30]、参见《明皇杂录》、《杨太真外传》等书中的记载。
[31]、《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８月， ２９０－２９１页。
[32]、但是《佛本行集经》原文只是间接和婚姻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