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毡帐诗”与唐朝社会的胡风
唐人昏礼多有百子帐,特贵其名与昏宜,而其制度则非有子孙众多之义,盖其制本出塞外,特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棬柳为圈,以相连琐,可张可阖,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总之,亦非真有百圈也。其施张既成,大抵如今尖顶圆亭子,而用青毡通冒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白乐天有《青毡帐诗》,其规模可考也。其诗始曰::“合聚千羊毳,施张百子弮,骨盘边柳健,色染塞蓝鲜。”其下注文自引《史记》:“张空弮”为证,即是以柳为圈而青毡冒之也。又曰:“有顶中央耸,无隅四向圆。”是顶耸旁圆也。既曰:“影孤明月夜”,又曰:“最宜霜后地”,则是以之弛张,移置于月、于霜,随处悉可也。又曰:“侧置低歌座,平铺小舞筵。”则其中亦差宽矣。既曰:“银囊带火悬”,又曰:“兽炭休亲近”,则是其间不设燎炉,但用银囊贮火,虚悬其中也。又曰:“蕙帐徒招隐,茅庵浪坐禅”,其所称比,但言蕙帐、茅庵,而不正比穹庐,知其制出穹庐也。乐天诗,最为平易,至其铺叙物制,如有韵之记,则岂世之徒缀声音者所能希哉!(中略)丙申年十月十一日(1176年11月13日)夜,醉后读白集,信笔以书。[20]
程大昌所论主要有四点:一、毡帐出自塞外,实即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白居易所设“毡帐”即百子帐;二、毡帐以柳为圈,顶耸周圆,周覆以毡;三、毡帐有便于移动的特点;四、毡帐不设火炉,而是以“银囊”贮火,虚悬帐中。
如果仅就《青毡帐诗》而言,程大昌所列诸条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结合诗人其它与毡帐有关的诗来看,“不设燎炉”云云,显然与事实不尽相合。上引《别毡帐火炉》“复此红火炉,雪中相暖热”;《风雪中作》“老夫何处宿,暖帐温炉前”;《自咏老身示诸家属》“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等等,都说明“地炉”是毡帐取暖的重要手段。而且“碧毡帐”与“红火炉”对举,甚至成了作者毡帐诗的一个固定的句式,如《夜招晦叔》“碧毡帐上正飘雪,红火炉前初炷灯”;《府酒五绝》“碧毡帐下红炉畔,试为来尝一盏看”;《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碧毡帐暖梅花湿,红燎炉香竹叶春”;《初冬即事呈梦得》“青毡帐暖喜微雪,红地炉深宜早寒”等等,都是显例。“不设燎炉”,显然不能作为毡帐的一般特点。或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毡帐取暖有地炉和银囊两种不同的途径,而地炉显然较银囊更为重要。?
此外,应该补充的是,诗人每年施设毡帐的时间多是在冬季,毡帐似乎尤其适宜于洛阳初冬的气候特点。《别毡帐火炉》“方安阴惨夕,遽变阳和节。无奈时候迁,岂是恩情绝?毳帘逐日卷,香燎随火灭。离恨属三春,佳期在十月。”《初冬即事呈梦得》“青毡帐暖喜微雪,红地炉深宜早寒。”“十月”、“早寒”都是指初冬言,而“三春”阳和时节,就到了诗人告别毡帐的时候了。除了程大昌指出的“于月”、“于霜”可随意择地施设的特点外,毡帐最为诗人称赏的是它在风天雪夜的防风保暖性能。“雪中相暖热”、“青毡帐里暖如春”、“帐小青毡暖”、“内气密温然”、“暖帐温炉前”、“碧毡帐暖梅花湿”、“青毡帐暖喜微雪”等句,都在严冬里透出了融融的暖意。
三
人们日常生活习俗的形成,与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受到经济生活形态的强烈制约,这种影响表现在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有时甚至宗教活动的具体形式也会深深地打上经济生活类型的烙印。如鲜卑人有神车之制,即将神像置于车中以供祭祀,[21]以适应流移不定的生活特点。突厥人无祠庙,刻毡为神像,或盛于皮袋,或系于竿上,四时祭祀,[22]经济生活类型对生活习俗的决定性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居住毡帐,就是以畜牧为业,行逐水草,居无定处的游牧民族经济生活方式的直接反映。
毡帐又称“穹(或“穷”)庐”、“穹(或“弓”)闾”[23]、“旃帐”、[24]“毳帐”等,是我国北方古代游牧或关游牧民族的最主要的居住形式。匈奴“父子同穹庐卧”。[25]?乌孙人也以毡帐为室。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江都王建女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公主悲愁,作歌遣怀,其中有“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的描写。[26]汉末魏初,乌丸、鲜卑等东胡民族“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27]柔然“土气早寒,所居为穹庐毡帐。”[28]高车诸族延请宾客,不讲究座次,“穹庐前丛坐,饮宴终日,复留其宿。”[29]奚人“居有毡帐,兼用车为营。”[30]吐谷浑“随逐水草,户帐为屋,以肉酪为粮。”[31]突厥“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穹庐毡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32]在一些半游牧的民族中,毡帐也是一种重要的民居形式,东汉西域蒲类国人“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东且弥国也“庐帐居,逐水草,颇田作。”[33]两国属于半游牧经济,但都庐帐而居。吐蕃“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寝处汗秽,绝不栉沐。”[34]城郭与毡帐并存。自汉至唐,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广泛使用了毡帐,匈奴甚至规定“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35]毡帐在游牧民族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 古人居住的毡帐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毡帐与车辆合而为一,固定在一起的车帐。二是毡帐与车辆可分可合,临时居住或移动时,车、帐合而为一;长期居住于一地时,分而为二。三是毡帐与车辆分而为二,可以折叠张合的毡帐,张设时置于地面,移动时车载畜驮均可。三种类型虽然常常共存于同一时期或同一民族之中,但是不同的毡帐类型,大体上反映了游牧生活的不同发展阶段,时代愈早,流动性越强,居住与交通功能的区分越不明显。随着游牧经济的发展,居室的用途与交通用途日渐分离,最后帐、车分而为二。[36]白居易在洛阳宅内施设的毡帐,就是属于车、帐分离后,纯粹作为居室,但同时又保留了便于移动特点的毡帐。
由于毡帐与游牧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内地农耕民族的眼里,毡帐久已成了游牧民族及其生活方式的重要象征。隋炀帝时,突厥启民可汗屡屡上表,陈请变服色,易冠带,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隋炀帝下诏说,启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频入谒觐,屡有陈请。以毡墙毳幕,事穷荒陋,上栋下宇,愿同比屋。诚心恳切,朕之所重。宜于万寿戍置城造屋,其帷帐床褥已上,随事量给,务从优厚,称朕意焉。”[37]明确将放弃“毡墙毳幕”作为改变游牧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标志。唐人薛登在《请止四夷入侍疏》中认为,遣子入侍,渐染华风,是导致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重要诱因,刘元海等匈奴五部以离散之余而能入主于内地,就是因为“居汉之故”;而匈奴冒顿虽兵力雄强而不入中国者,则是因为“生长碛漠之北,以穹庐坚于城邑,以毡罽美于章绂。既安其所习而乐其所生,是以无窥中国之心。”[38]也以穹庐与城邑分别作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重要分界标准。?
著名的僧人玄奘在唐朝初年游历了中亚各地,他依照佛教的观念指出,世界有四洲,其中南瞻部洲有南象主(五印度)、西宝主(波斯及以西之地),北马主(泛指突厥、铁勒等北方游牧民族),东人主(唐朝)等四主,“马主之俗,天资犷暴,情忍杀戮,毳张穹庐,鸟居逐牧。”[39]将穹庐作为“鸟居逐牧”的游牧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而与他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