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p; 类关系之说，则是鲁迅五四时期走出国家主义的重要的理论背景，而以鲁迅在五四文学  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看，他的这种变化，无疑意味着中国文学朝着走出近代以“国家”为  中心话语的政治文学，并向现代“人”的文学转变，迈出了一大步。胡适那时虽对新村  运动的归隐倾向、泛劳动主义存有异议，但仍认为改造社会必须从这个人、那个人的改  造做起，也就是改造社会须从改造个人做起，这一观点与周作人所宣讲的白桦派观点是  一致的(注：参阅周作人的《新村运动的解说——对于胡适之先生的演说》，收入陈子  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上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318-320页。)。  胡适坚信：“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  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  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  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典，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  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注：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4卷6号。)以  胡适与周作人的亲密关系而言，从胡适对白桦新村的了解来看，这种关于个人与社会、  国家关系的观点，显然与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之说相关。郁达夫受白桦派影响，于  1923年在《艺术与国家》中写道：“我们生来个个都是自由的，国家偏要造出监狱来幽  囚我们”，“国家主义与艺术的理想取两极端的地位”，“现代的国家是和艺术势不能  两立的”，“地球上的国家倒毁得干干净净，大同世界成立的时候，便是艺术的理想实  现的日子。”(注：郁达夫：《艺术与国家》，《创造周报》第7号，1923年6月23日。)
　　与白桦派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相关，对国家、国家主义地批判，对个性自由地呼唤，成  为五四前后文学的一种潮流——一种反叛近代以“国家”话语为中心的政治文学，以催  生五四以“人”为中心话语的文学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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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论析表明，对国家主义地反动与对人地呼唤在五四时期是同时进行的，表现在文  学上则为：对近代以“国家”为中心话语的文学地批判、超越，与对“人”的文学地倡  导、建构，呈现为一体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合二为一的文学进程。而将这种进程统一  起来的话语基石，则主要是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之说。
　　这样，来自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相统一的观点，弥漫于五四文坛，成为五四文学  言说的基本话语之一。对这一现象，刘纳曾作过精辟的概括：“五四作者的思考，则不  但突破了置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强大的中间层次——家族，而且突破了置于人类与个人  之间的更为强大的中间层次——国家。他们不常提起自己是四万万中的一个，却牢记自  己是人类的一员”(注：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页。)。她是在谈论五四文学的人类意识时写下这段  话的，虽然切入角度不是比较文学研究，且尚未完全意识到日本白桦派的影响问题，但  她从现象中归纳出的“牢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却极为准确地言说出了白桦派关于个  人与人类相统一的观念对于五四作家、五四文学地影响。
　　打开五四文学窗口，我们能检索出大量的表现个人话语与人类话语相统一的作品，如  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冰心的《超人》《国旗》《悟》、叶圣陶的《萌芽》、  刘纲的《两个乞丐》、刘大白的《国庆》，等等。俞平伯说过，五四作家“只愿随随便  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  ”(注：俞平伯：《＜冬夜＞自序》，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我”行走于同“个人”相  统一的“人类”中间，而非与“个人”相冲突的“国家”里。应修人表示：“每个人，  我深深觉得都可爱。”(《春的歌集·欢愉引》)；刘纲写道：“他们是人，——是与享  受过分的人类一样的人。”(《两个乞丐》)；郭沫若以那一时代最炽烈的个性意识咏叹  ：“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的是你的孝子，那田地里的农人，他们是全人类的褓母，你  是时常地爱抚他们。”(《地球，我的母亲》)。以地球为母亲，是一种广泛的人类意识  的表现，所以羡慕农人也只因他们是全人类的褓母，抒情主人公“我”不只是表现出了  一种强烈的“个”的意识，而且有一种深厚的“人类”情怀，二者是统一的。正如刘纳  所言，作家们在作品中淡化“国家”观念，以“人”的概念将个体生命与最大的“群”  ——人类，直接联系起来了(注：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  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页。)。个体“人”与群体“人类”直接对  话、联合，“个我”是人类中的一员，“人类”是由具有个体特性的单个人构成的。对  人类的改造落实在“个我”身上，即从“个我”做起，而“个我”又承担着“人类”的  责任。这种主题倾向，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白桦派关于个人与人类关系的话语原则在中  国的一种文学性的再书写。
　　不过，这种再书写是在中国五四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并且是由一批具有强烈主体意识  的作者完成的，因而这种再书写，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意义上的改写，一种再创造。
　　个人与“人类”相调和、统一，在白桦派那里，主要停留于一种理论上的表述与“新  村”实践，创作上虽也作了一些探索，如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人类万岁》《一个青年  的梦》，表现的便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爱，是个人话语与国家主义的对立、与“人类”的  统一，但尚未能将这种理念化为生动的形象。白桦派作家是一群家境优裕、毕业于贵族  学校的青年，过着特权、安逸的生活，不知人间疾苦，而且他们生活在日本资本主义飞  跃发展、走出了民族危机的时期；文学上日本启蒙文学早已过去，近代文学得到了较充  分地发展，所以他们

《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