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从事文学主要是为了扩张自我，白桦运动是探讨个人应如何发挥自  己的运动，他们缺少的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责任感，没有一种发自内在的启蒙意识与责任  心。
　　与之相比，五四作家有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自觉地承担民族话语转型期“人”  的启蒙重任，白桦派关于个人与“人类”统一的学说，使他们意识到了“人”的启蒙的  现实可能性与重要性，启蒙决定了他们对白桦派的认同。然而，人类意识、人类爱毕竟  太抽象，它们虽能刺激作家们的理性思索，许多作家在创作中也确实表现出了这种理性  思索倾向，但更多的作家不愿停留于人类爱的抽象思辨上，而是从具体的启蒙出发，将  这种抽象的人类爱，转换为对构成人类的普通民众(主要是下层民众)的关注与同情，于  是表现、同情下层人民疾苦的作品成为五四文学中最亮丽的风景，如鲁迅的《孔已己》  《明天》《故乡》、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  》、刘半农的《学徒苦》，等等。农人、车夫、女工、丫头，无家可归的孩子、乞丐等  ，成为作家们发抒人类爱的对象。作家们将他们视为人类中的一员，对他们的同情与爱  ，也就意味着对人类的同情与爱。这样，白桦派抽象的人类意志、人类爱，被五四作家  改造成了一种具体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人道主义情怀，一种对个体“他者”的同情与尊重  。
　　因而，五四文学对人类意志、人类爱的抒写，实际上就是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表现。  个人与人类在具体创作中统一起来了，正如周作人所言：“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  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我即是人类”，“个人以人类之一的  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  。”(注：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  21页。)这便是周作人所向往的文学。这种文学基本上避免了白桦派文学中那种生硬地  图解个人与人类关系原则的现象，抽象的原则、观念被五四作家转换成了对具体的人、  具体的社会人生的描写。这就是五四文学从中国现实语境出发，对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  人类之说的一种改写，一种再创造。这种改写与再创造赋予了五四文学较之于日本白桦  派文学更为丰富、深刻的现代人学内涵。中国文学也由此真正实现了话语的转型，即“  国家”话语向“人”的话语的转型。

《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