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上）
。反过来，到蒋氏的势力已经控制了西南之后，就不允许红军再向西南发展了。所以，比一方面军实力强得多的四方面军再度南下时，就遇到了大得多的阻力，最后不得不无功而返，掉头北上。而就在这一过程中，胡宗南、王均到了甘肃，中央军开始向陕西、甘肃、青海等地渗透。红军到了陕北之后，中央军不但从甘肃、河南两面威逼陕西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而且进入了从来就插不进手的山西，汤恩伯、李仙洲、关麟征等十余师中央军入晋。
通过对红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的战略目标实现了，西南和西北都归到了蒋氏的麾下，建立了国民政府对这一区域的有力控制。这一收获，对于蒋介石的意义十分重大，使其以西南、西北为总后方的对日战略能够付诸实施。
但是，蒋介石不顾外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使其国内的政治支持度大大下降，也给不同派系的反蒋力量提供了口实。在日本的步步进逼下，蒋介石一退再退，一让再让，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和不信任。1936年1月，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渡河东征，进军山西。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则以抗日的名义发动了两广事变。身在泰山、军队尽失的冯玉祥也跃跃欲试。尽管红军东征、两广事变这些军事行为，没有对蒋介石造成致命威胁，但是，蒋氏的国策，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了地位，也丧失了军队（特别是非嫡系的军队）中下层军官士兵的支持，直到引发西安事变。
二、国民政府的建设方针和策略
从1928年国民党重新统一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内战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也十分注重建设问题。过去，我们对这一方面过分忽略，致使我们的民国史研究出现了不应有的“空档”。
（一）训政时期的政治
在政治上，国民党政府根据孙中山先生制订的从军政到训政、再从训政到宪政的三部曲，在1928至1937年这一阶段，逐步建立起了一党专政的新权威主义训政统治模式。1928年，随着二次北伐完成、东北易帜、新疆通电归顺南京三件事，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尽管这个统一还有许多遗留问题和隐患，但急于建立自己正统统治地位的国民政府，把这一次统一的成就充分利用了起来，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训政纲领》，宣布进入了训政时期。
1.训政的设想
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设想，是孙中山在1914年组建中华革命党时提出来的。建立中华革命党，可以看作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治思想的一个分水岭。在此前，孙中山一直主张西方式的政党民主，试图在中国建立多党政治体制。孙中山以外的其他革命党人，也对多党政治寄予了极大希望。但是，随着宋教仁被刺，中国建立多党民主政治体制的设想行不通了，于是，革命党人开始寻求非民主的强权政治体制模式。中华革命党，就是这样一个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孙中山的本意，是用一个权威性的、强有力的政党，从上而下推进革命。孙中山认为，在军政和训政时期，民众不足以主政，“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7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待到进展至宪政时期，方能还政于民。这一设想，实际上也是他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类情形的逻辑产物。由于当时缺乏权威性政党进行国家统治的现成范例，而西方式政党都不是强权模式，因此，中华革命党，从会党经验中汲取了不少东西。
但是，会党作为下层社会的组织形式，毕竟同执掌全国政权的正规政党有较大差别。1917年俄国革命的成功，为中国人、也为孙中山提供了一个“一党专政”的成功范例。因此，尽管孙中山对俄国式的共产主义不感兴趣，但却对苏俄的党治和军队体制很感兴趣。过去，我们都十分强调孙中山主张的“以俄为师”，但却忽略了其“以俄为师”的内容。实际上，孙中山的主张是很明确的：学习俄国，不是学习苏维埃制度，更不是学习共产主义，而是学习俄国人的一党专政，学习俄国人的党军制度。在《孙文越飞宣言》中，孙中山把拒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维埃体制，作为“以俄为师”的前提。在国民党的改组中，主要是学习苏俄的“办党经验”、“建军经验”，“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我们模范。”民众是婴儿，党是母亲和保姆，“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即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5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这些言论，充分表达了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意图。
由此来看，国民党南京政府宣布的训政，是继承和体现了孙中山的建国思想的。这一阶段的政治，也就以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最基本的特色。
2.训政时期的中央政府
1928年10月4日，国民党中央颁布了第172次党务会议通过的《训政纲领》，共六条内容：第一，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第二，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以政权付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第三，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以立宪政之基础；第四，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第五，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执行，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第六，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施。
纵观《训政纲领》，是要建立一个在国民党绝对控制和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按照蒋介石的解释，训政时期就是要“厉行党治”，由国民党“代表人民负建国大任”，“以党来管理一切”，“一切要由党来负责”(《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实行程序》，《蒋总统集》第1册第1142页，台北版)也正如孙科所说的那样：“以党专政来支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下讨生活。”(《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的闭幕词》)于《训政纲领》颁布的同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也正式出台。
从体制上看，置于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设主席一人，设国务会议（1930年11月改称国民政府会议，1931年12月改为国民政府委员会）。下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
在这一体制下，国民政府的作用如何，关键在于它与国民党中执委的关系如何；而国民党中执委又掌握在以北伐之功左右党内事务的党军手中。因此，在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时候，主席和国务会议权力极大，有处理国务、议决各院之间不能议决的事项之权，还有议决和公布法律之权。而到1930年蒋介石辞去主席职务担任行政院院长后，主席和国务会议的权力就大为缩小。1931年12月26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通过的《政制改革案》，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之首，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亦不兼其他官职”。而五院院长则“各自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权随人移”成为这一体制的主要特征。
行政院设立于1928年10月，下设内政部、外交部、军政部、财政部、农矿部、工商部、教育部、交通部。第一任院长为谭延闿。行政院向国民政府主席负责。到蒋介石担任行政院院长一职后，行政院改向国民党中执会负责。
立法院设立于1928年12月，负责议决法律、预算、大赦 《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上）(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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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红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的战略目标实现了，西南和西北都归到了蒋氏的麾下，建立了国民政府对这一区域的有力控制。这一收获，对于蒋介石的意义十分重大，使其以西南、西北为总后方的对日战略能够付诸实施。
但是，蒋介石不顾外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使其国内的政治支持度大大下降，也给不同派系的反蒋力量提供了口实。在日本的步步进逼下，蒋介石一退再退，一让再让，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和不信任。1936年1月，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渡河东征，进军山西。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则以抗日的名义发动了两广事变。身在泰山、军队尽失的冯玉祥也跃跃欲试。尽管红军东征、两广事变这些军事行为，没有对蒋介石造成致命威胁，但是，蒋氏的国策，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了地位，也丧失了军队（特别是非嫡系的军队）中下层军官士兵的支持，直到引发西安事变。
二、国民政府的建设方针和策略
从1928年国民党重新统一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内战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也十分注重建设问题。过去，我们对这一方面过分忽略，致使我们的民国史研究出现了不应有的“空档”。
（一）训政时期的政治
在政治上，国民党政府根据孙中山先生制订的从军政到训政、再从训政到宪政的三部曲，在1928至1937年这一阶段，逐步建立起了一党专政的新权威主义训政统治模式。1928年，随着二次北伐完成、东北易帜、新疆通电归顺南京三件事，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尽管这个统一还有许多遗留问题和隐患，但急于建立自己正统统治地位的国民政府，把这一次统一的成就充分利用了起来，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训政纲领》，宣布进入了训政时期。
1.训政的设想
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设想，是孙中山在1914年组建中华革命党时提出来的。建立中华革命党，可以看作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治思想的一个分水岭。在此前，孙中山一直主张西方式的政党民主，试图在中国建立多党政治体制。孙中山以外的其他革命党人，也对多党政治寄予了极大希望。但是，随着宋教仁被刺，中国建立多党民主政治体制的设想行不通了，于是，革命党人开始寻求非民主的强权政治体制模式。中华革命党，就是这样一个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孙中山的本意，是用一个权威性的、强有力的政党，从上而下推进革命。孙中山认为，在军政和训政时期，民众不足以主政，“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7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待到进展至宪政时期，方能还政于民。这一设想，实际上也是他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类情形的逻辑产物。由于当时缺乏权威性政党进行国家统治的现成范例，而西方式政党都不是强权模式，因此，中华革命党，从会党经验中汲取了不少东西。
但是，会党作为下层社会的组织形式，毕竟同执掌全国政权的正规政党有较大差别。1917年俄国革命的成功，为中国人、也为孙中山提供了一个“一党专政”的成功范例。因此，尽管孙中山对俄国式的共产主义不感兴趣，但却对苏俄的党治和军队体制很感兴趣。过去，我们都十分强调孙中山主张的“以俄为师”，但却忽略了其“以俄为师”的内容。实际上，孙中山的主张是很明确的：学习俄国，不是学习苏维埃制度，更不是学习共产主义，而是学习俄国人的一党专政，学习俄国人的党军制度。在《孙文越飞宣言》中，孙中山把拒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维埃体制，作为“以俄为师”的前提。在国民党的改组中，主要是学习苏俄的“办党经验”、“建军经验”，“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我们模范。”民众是婴儿，党是母亲和保姆，“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即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5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这些言论，充分表达了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意图。
由此来看，国民党南京政府宣布的训政，是继承和体现了孙中山的建国思想的。这一阶段的政治，也就以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最基本的特色。
2.训政时期的中央政府
1928年10月4日，国民党中央颁布了第172次党务会议通过的《训政纲领》，共六条内容：第一，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第二，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以政权付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第三，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以立宪政之基础；第四，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第五，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执行，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第六，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施。
纵观《训政纲领》，是要建立一个在国民党绝对控制和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按照蒋介石的解释，训政时期就是要“厉行党治”，由国民党“代表人民负建国大任”，“以党来管理一切”，“一切要由党来负责”(《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实行程序》，《蒋总统集》第1册第1142页，台北版)也正如孙科所说的那样：“以党专政来支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下讨生活。”(《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的闭幕词》)于《训政纲领》颁布的同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也正式出台。
从体制上看，置于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设主席一人，设国务会议（1930年11月改称国民政府会议，1931年12月改为国民政府委员会）。下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
在这一体制下，国民政府的作用如何，关键在于它与国民党中执委的关系如何；而国民党中执委又掌握在以北伐之功左右党内事务的党军手中。因此，在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时候，主席和国务会议权力极大，有处理国务、议决各院之间不能议决的事项之权，还有议决和公布法律之权。而到1930年蒋介石辞去主席职务担任行政院院长后，主席和国务会议的权力就大为缩小。1931年12月26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通过的《政制改革案》，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之首，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亦不兼其他官职”。而五院院长则“各自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权随人移”成为这一体制的主要特征。
行政院设立于1928年10月，下设内政部、外交部、军政部、财政部、农矿部、工商部、教育部、交通部。第一任院长为谭延闿。行政院向国民政府主席负责。到蒋介石担任行政院院长一职后，行政院改向国民党中执会负责。
立法院设立于1928年12月，负责议决法律、预算、大赦 《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上）(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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