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上）
、宣战媾和及其他重大国际事项。第一任院长为胡汉民。立法院直接对国民党中执会负责，所议事项得事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原则或加以认可。
司法院设立于1928年11月，执掌司法审判、司法行政、官吏惩戒及行政审判等职权，负责解释法律、变更判例。第一任院长为王宠惠。司法院直接对国民党中执会负责，下设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等。
考试院设立于1930年1月，负责公务人员的考选与铨叙事宜，从理论上，公务员及专门技术人员，均须经考试院考选铨叙后方可任职。第一任院长为戴季陶。考试院直接对国民党中执会负责。
监察院设立于1931年2月，依法行使弹劾权和审计权。第一任院长为蔡元培。监察院直接对国民党中执会负责，下设若干监察使，分赴全国各监察区行使弹劾权。
除了五院之外，国民政府还下设了参谋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会、建设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俗务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及其他一些特种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的直属机构。
国民政府的五院制，在形式上体现了权力制衡原则，不失为一个民主体制的框架。但在实质上，由于以党治国的界定，使得五院制国民政府没有能够起到正常的作用，党的机构和政府机构权力重叠，互相冲突，使行政机构无法正常运行，党的机构则无力承担治国重任，党政矛盾成了这一时期政治上的突出问题。在这种局势下，国民政府的运转，不是靠正常的组织建制、法规制度和规范操作，而是靠领导人的个人地位和影响力。这样，民主的法制型政府模式，在实际运转上却变成了专制的人治型政府模式。
3.训政时期的地方问题
这一阶段的地方政府，主要有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县、区、乡镇。在南京政府建立之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十分有限的，在很大程度上，省主席的任命，不是出自中央政府宏观管理的需要，而是出自对各地实力派无可奈何的认可。如何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成了国民政府的一大难题。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为了有效地控制省，规定省政府实行“合议制”，即由中央直接任命省府的厅长（各省一般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秘书、保安二处），用厅长来牵制省长。县级政府也采用同样手法，由省厅直接主管县政府下设的各局。但这种体制，直接影响了管理效率。于是，随着中央对各地的渗透，30年代中期，在省政府推行了“合署办公”，在县政府推行了“裁局改科”（1934年），以求地方政府的统一。从1927年到1939年，国民党还广泛推广“新县制”，在县以下确立区、乡（镇）、保、甲四级组织，以加强向县以下基层社会的渗透。但是，在省一级，对中央的离心倾向始终未能根除；在县一级，地方政权一直被豪绅把持。因此，在整个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地方政策，可以说成效甚微。
另外，从中央来讲，国民党实行“以党统政”的模式，但从地方来讲，国民党的组织形同虚设。而且在体制上，省以下的党政机构完全分开，省党部对于地方政府没有支配权力，国民党成了“中央党”，使其党治模式的社会效果大受影响。
4.训政时期的党政关系和特务活动
既然要以党治国，而党又不是一个常规管理组织，特别是在这一阶段，国民党内离心倾向十分严重，地方分离主义未能彻底根除，党内派系复杂，各地山头林立，为了树立新的中央权威，特别是树立党在国家事务中的权威，把政治动员性的党，改变为一个政治控制性的党，就成了国民党在这一阶段的当务之急。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蒋介石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内反蒋势力较强），不是让国民党加强宏观控制，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而是建立从属于蒋氏个人的秘密政治组织，以加强党对社会、甚至是对政府的控制。
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后改名为调查统计局，即中统），标志着国民党以秘密组织形式开展统治活动的开始。到1932年，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以苏联的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为样板，在南京成立了“中华复兴社”，并由蒋氏亲自拟定了“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平均地权，完成革命”的纲领和“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的宗旨，要求组织的“内部团结统一”，“发扬硬干、快干、实干精神”，以“力行哲学”作为思想依据。
在复兴社成立前后，还成立了更为核心性质的“三民主义力行社”（有的史书称其为蓝衣社，所谓蓝衣社一说，是有“十三太保”之称的刘健群提出效法意大利褐衫党，将组织定名为蓝衣社，从服装到用具一律使用蓝色。尽管这一提议未被复兴社采纳，但蓝衣社的名称却流传因之开来）。据复兴社的创办参与人康泽称，力行社成立于复兴社之后，是复兴社的内层组织；据1934年曾在复兴社总社组织处工作的龙步云等人称，力行社成立于复兴社之前，复兴社是在力行社的基础上扩展的外围组织。不论何说，力行社为复兴社的核心无疑。
和复兴社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后来又合并为“中国革命同志会”。
这些组织强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了“革命精神”，“腐败，争权夺利，效率低下”，认为“在中国实行民主还不成熟”，主张采用类法西斯的权威主义手段，以暴力、恐怖活动和中国传统文化重振国民党，“复兴民族和民族文化”。复兴社的机关刊《中国革命》和机关报《中国日报》等报刊，大力鼓吹法西斯理论。如“我们无需隐瞒，我们正需要中国的墨索里尼，中国的希特勒，中国的斯大林！”（《组织与领袖》，《社会新闻》1933年第3卷第16期）“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独裁是这个时代进步的手段！”（伊仁《民主与独裁》，《前途》第1卷第8期，1933年8月）据说，蒋介石曾在力行社的一次聚会上说：“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的回答是：能。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法西斯主义。”(《蓝衣社有关资料》第11页)在这种气氛下，力行社、复兴社主张对领袖的绝对服从，主张个人品质的节俭、清廉和保密，提倡极端民族主义，要求取消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实现社会的军事化。力行社、复兴社均为垂直领导，单线联系，这种秘密组织，成了蒋介石弥补党治模式先天不足的一个重要手段。
关于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有一点值得注意。由于过去历史研究中的偏向，相当多的人都以为特务机构是专门针对共产党的。实际上，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反共固然不假，但我们还要看到它的另一面，即反对国民党内的不同派系以及反抗日本侵略，对“失去革命精神”的国民党进行改造。例如，1932年9月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队举办的一期“政训研究班”，实际上由复兴社控制，刘健群为班主任，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以法西斯精神训练学员。结业后，90％的学员被组成“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刘健群任总队长，在华北各地的非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广泛宣传服从中央，服从蒋介石，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抗日救国”。这种明显的反日活动，引起了日本驻屯军的不安。在后来的华北问题中日谈判中，日本人的一个强烈要求就是停止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在日本的压力下，1935年4月，刘健群被调回南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对于复兴社在抗日宣传动员中的 《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上）(第3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208847.html
司法院设立于1928年11月，执掌司法审判、司法行政、官吏惩戒及行政审判等职权，负责解释法律、变更判例。第一任院长为王宠惠。司法院直接对国民党中执会负责，下设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等。
考试院设立于1930年1月，负责公务人员的考选与铨叙事宜，从理论上，公务员及专门技术人员，均须经考试院考选铨叙后方可任职。第一任院长为戴季陶。考试院直接对国民党中执会负责。
监察院设立于1931年2月，依法行使弹劾权和审计权。第一任院长为蔡元培。监察院直接对国民党中执会负责，下设若干监察使，分赴全国各监察区行使弹劾权。
除了五院之外，国民政府还下设了参谋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会、建设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俗务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及其他一些特种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的直属机构。
国民政府的五院制，在形式上体现了权力制衡原则，不失为一个民主体制的框架。但在实质上，由于以党治国的界定，使得五院制国民政府没有能够起到正常的作用，党的机构和政府机构权力重叠，互相冲突，使行政机构无法正常运行，党的机构则无力承担治国重任，党政矛盾成了这一时期政治上的突出问题。在这种局势下，国民政府的运转，不是靠正常的组织建制、法规制度和规范操作，而是靠领导人的个人地位和影响力。这样，民主的法制型政府模式，在实际运转上却变成了专制的人治型政府模式。
3.训政时期的地方问题
这一阶段的地方政府，主要有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县、区、乡镇。在南京政府建立之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十分有限的，在很大程度上，省主席的任命，不是出自中央政府宏观管理的需要，而是出自对各地实力派无可奈何的认可。如何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成了国民政府的一大难题。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为了有效地控制省，规定省政府实行“合议制”，即由中央直接任命省府的厅长（各省一般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秘书、保安二处），用厅长来牵制省长。县级政府也采用同样手法，由省厅直接主管县政府下设的各局。但这种体制，直接影响了管理效率。于是，随着中央对各地的渗透，30年代中期，在省政府推行了“合署办公”，在县政府推行了“裁局改科”（1934年），以求地方政府的统一。从1927年到1939年，国民党还广泛推广“新县制”，在县以下确立区、乡（镇）、保、甲四级组织，以加强向县以下基层社会的渗透。但是，在省一级，对中央的离心倾向始终未能根除；在县一级，地方政权一直被豪绅把持。因此，在整个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地方政策，可以说成效甚微。
另外，从中央来讲，国民党实行“以党统政”的模式，但从地方来讲，国民党的组织形同虚设。而且在体制上，省以下的党政机构完全分开，省党部对于地方政府没有支配权力，国民党成了“中央党”，使其党治模式的社会效果大受影响。
4.训政时期的党政关系和特务活动
既然要以党治国，而党又不是一个常规管理组织，特别是在这一阶段，国民党内离心倾向十分严重，地方分离主义未能彻底根除，党内派系复杂，各地山头林立，为了树立新的中央权威，特别是树立党在国家事务中的权威，把政治动员性的党，改变为一个政治控制性的党，就成了国民党在这一阶段的当务之急。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蒋介石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内反蒋势力较强），不是让国民党加强宏观控制，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而是建立从属于蒋氏个人的秘密政治组织，以加强党对社会、甚至是对政府的控制。
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后改名为调查统计局，即中统），标志着国民党以秘密组织形式开展统治活动的开始。到1932年，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以苏联的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为样板，在南京成立了“中华复兴社”，并由蒋氏亲自拟定了“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平均地权，完成革命”的纲领和“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的宗旨，要求组织的“内部团结统一”，“发扬硬干、快干、实干精神”，以“力行哲学”作为思想依据。
在复兴社成立前后，还成立了更为核心性质的“三民主义力行社”（有的史书称其为蓝衣社，所谓蓝衣社一说，是有“十三太保”之称的刘健群提出效法意大利褐衫党，将组织定名为蓝衣社，从服装到用具一律使用蓝色。尽管这一提议未被复兴社采纳，但蓝衣社的名称却流传因之开来）。据复兴社的创办参与人康泽称，力行社成立于复兴社之后，是复兴社的内层组织；据1934年曾在复兴社总社组织处工作的龙步云等人称，力行社成立于复兴社之前，复兴社是在力行社的基础上扩展的外围组织。不论何说，力行社为复兴社的核心无疑。
和复兴社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后来又合并为“中国革命同志会”。
这些组织强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了“革命精神”，“腐败，争权夺利，效率低下”，认为“在中国实行民主还不成熟”，主张采用类法西斯的权威主义手段，以暴力、恐怖活动和中国传统文化重振国民党，“复兴民族和民族文化”。复兴社的机关刊《中国革命》和机关报《中国日报》等报刊，大力鼓吹法西斯理论。如“我们无需隐瞒，我们正需要中国的墨索里尼，中国的希特勒，中国的斯大林！”（《组织与领袖》，《社会新闻》1933年第3卷第16期）“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独裁是这个时代进步的手段！”（伊仁《民主与独裁》，《前途》第1卷第8期，1933年8月）据说，蒋介石曾在力行社的一次聚会上说：“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的回答是：能。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法西斯主义。”(《蓝衣社有关资料》第11页)在这种气氛下，力行社、复兴社主张对领袖的绝对服从，主张个人品质的节俭、清廉和保密，提倡极端民族主义，要求取消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实现社会的军事化。力行社、复兴社均为垂直领导，单线联系，这种秘密组织，成了蒋介石弥补党治模式先天不足的一个重要手段。
关于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有一点值得注意。由于过去历史研究中的偏向，相当多的人都以为特务机构是专门针对共产党的。实际上，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反共固然不假，但我们还要看到它的另一面，即反对国民党内的不同派系以及反抗日本侵略，对“失去革命精神”的国民党进行改造。例如，1932年9月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队举办的一期“政训研究班”，实际上由复兴社控制，刘健群为班主任，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以法西斯精神训练学员。结业后，90％的学员被组成“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刘健群任总队长，在华北各地的非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广泛宣传服从中央，服从蒋介石，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抗日救国”。这种明显的反日活动，引起了日本驻屯军的不安。在后来的华北问题中日谈判中，日本人的一个强烈要求就是停止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在日本的压力下，1935年4月，刘健群被调回南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对于复兴社在抗日宣传动员中的 《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上）(第3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