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上）
作用，及其“统一”并“改造”国民党的作用，甚至还有反腐败方面的作用，视而不见是有失偏颇的。但是，特务机构的作用，建立在权威主义基础上而不是民主主义基础上，是走向独裁统治的举措，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5.训政时期的有限民主
在国民党的训政时期，蒋介石的本意是加强政治控制，树立中央权威，归根到底是树立自己的权威，因此，南京政府对政治民主化是不感兴趣的。但是，中国毕竟已经大大向现代国家迈进了一步，五四以后，社会上一直涌动着一股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潮流（如胡适、罗隆基等），另外，国民党内外的各种反对派，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也以实现政治民主化作为反对蒋介石的有力武器。对于前一种文化精英的压力，蒋介石可以不屑一顾，但对于后一类反对力量，他就无法等闲视之。甚至国民党内的“太子党”孙科等人，也时不时提出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要求，“扰乱”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对此，蒋介石不得不做出些许让步。特别是被国民政府奉为国父的孙中山，曾经有过训政不超过六年的具体设计。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能公然反对孙中山。所以，1932年12月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决议，开始了宪政的筹备事宜。
国民党的统治模式，搭起了一个党治独裁的框架，但又不愿放弃民主的招牌，于是，在其能够容忍的范围内，采取了一定的有限民主策略。有限民主的主要表现，是起用了一批非国民党的技术专家进入政府，特别是在外交、经济、教育等方面，专家的作用较为显著。
在外交方面，从国民政府成立起，就留用了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施肇基，1934年又起用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后担任外交次长）。
起用专家最显著的，是1932年11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4月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主持者是钱昌照、翁文灏，参加这一委员会的学者有胡适、丁文江、杨振声、张其昀、吴鼎昌、张嘉璈、陶孟和、范锐、吴蕴初、刘鸿生、万国鼎、沈宗瀚、王世杰、周览、徐淑希等人。国民政府的现代化建设，主要是由这些人主持的。这个机构和这些学者，不但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改善这一时期国民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尽了一份力量。
在国民政府中，1935年12月行政院改组，下属的9个部有3个由专家主持，分别是王世杰、张嘉璈和吴鼎昌。还有一批专家教授担任了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即使没有在政府任职的法律专家，如马寅初、吴经熊、陈茹玄，也参加了《五五宪草》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起草工作。
但是，国民党起用专家，毕竟是很有限的，而且主要是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这说明蒋介石始终不愿在政治上实现真正的宪政，他既想依赖专家的力量推进现代化建设，又不愿意让别的人对他的政治行为说三道四。因此，对那些只管埋头规划工程方案的专家，蒋氏是能够接纳而且愿意同他们合作的，但是，对那些想在政治上指手画脚的中产阶级，他就不那么客气了。例如，在训政阶段，南京政府对中产阶级、特别是上海中产阶级要求参政的愿望，采取了十分坚决的拒绝态度。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为了取得上海工商界的财力支持，政府给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让出了一席之地，请钱新之担任了财政次长，荣宗敬担任了工商部参议，王晓籁担任了财政部特税处副处长。在上海的地方政权中，特别市参议会的12名参议员全部是工商界人士。到1928年10月，南京政权开始站住脚跟了，也就对期望参政的工商界给脸色了。当时，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提出在立法院49个委员的席位中占有5个席位的要求，并开列了10个候选人，请国民党中央圈选，结果不但这一请求被拒绝，而且“要挟”中央的行为本身被警告。1929年3月，对政治过于“热心”的上海总商会，遭到了以上海市党部为后台的“流氓”袭击，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听命于政府、不再对政治表示热心的上海市商会，取代了原来的总商会。
（二）训政时期的财政
训政伊始，蒋介石面临的财政局势异常严峻，中央政府入不敷出，金融货币混乱至极，用“百孔千疮”来形容也毫不过分。为了眼前维系住一个政权的需要，南京政府对上海工商界的粗暴搜刮（14个月筹款一亿），激起了上海资产阶级的严重不满。但如果不采用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南京政权眼下就维持不住。对此，蒋介石别无选择。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国民政府采取了几项重大举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平心而论，南京政府的财政措施是极为成功的。这几项举措主要是：关税自主，裁撤厘金，发行公债，改组银行，币制改革。
1.关税自主
关税自主有着财政和外交两方面的意义。国民政府实现关税自主的动力，主要出自财政考虑。在南京政府的统治年代里，关税收入要占全部税收的半数以上，因此，征得关税自主权，不仅是一个外交上的面子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国民政府生死存亡的实质问题。
1928年6月，二次北伐收复北京（改名北平），7月，宋子文就到北平与各国协商关税问题。美国人为了在中国扶持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率先与中国合作，7月25日，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与宋子文签定了《中美关税条约》，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国税自主权。接着，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先后都与中国缔结了关税条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是，日本人一直在关税问题上同中国过不去，迟迟不肯修约。在最惠国条款的约束下，一国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其他国家就可援引。在国民政府的多方努力下，1930年5月，与日本也缔结了关税条约，关税自主终于实现。
关税自主后，国民政府不但有了较为稳定且数量可观的财源，而且有了采取其他措施（如发行公债）的担保手段。从关税收入的数量来看，如果以1925年的指数为100，1928年上升为149，1929年为229，1931年为307，1934年为318。关税收入的持续增加，为国民政府提供了财力支持。
2.裁撤厘金
厘金是晚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的一项特殊征税措施，对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消极阻碍作用，外国商人也极为反感。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曾要求中国政府裁撤厘金。1928年议定中国关税自主权时，虽然申明不以裁撤厘金为附加条件，但撤厘的意图十分明显。南京政府为此专门召开了裁厘会议，决定从1929年开始裁厘，半年完成。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厘金制度，最终在南京政府手里寿终正寝。裁厘后，国内商品流通条件有了重大改善，加上度量衡的统一，交通的统一，国内市场的大环境有了改观，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3.发行公债，改组银行
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南京政府沿用了北洋政府的老路——发行公债。国民政府在发行公债中，采取了极大的让利政策。1927至1931年，政府共发行公债10.58亿元，而实际收入为5.38亿元，让利达5.2亿元，几近对折。这些巨利，使银行业迅速发展起来。1928至1931年，仅上海一地，就新成立银行23家。全国28个重要银行的总资产，由1926年的13.91亿元增长到1931年的25.69亿元（当时全国工业资本不到10亿元）。1935年以后，财政部长孔祥熙用公债作武器，拿公债作官股，增加向民营银行的投资，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官 《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上）(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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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训政时期的有限民主
在国民党的训政时期，蒋介石的本意是加强政治控制，树立中央权威，归根到底是树立自己的权威，因此，南京政府对政治民主化是不感兴趣的。但是，中国毕竟已经大大向现代国家迈进了一步，五四以后，社会上一直涌动着一股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潮流（如胡适、罗隆基等），另外，国民党内外的各种反对派，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也以实现政治民主化作为反对蒋介石的有力武器。对于前一种文化精英的压力，蒋介石可以不屑一顾，但对于后一类反对力量，他就无法等闲视之。甚至国民党内的“太子党”孙科等人，也时不时提出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要求，“扰乱”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对此，蒋介石不得不做出些许让步。特别是被国民政府奉为国父的孙中山，曾经有过训政不超过六年的具体设计。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能公然反对孙中山。所以，1932年12月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决议，开始了宪政的筹备事宜。
国民党的统治模式，搭起了一个党治独裁的框架，但又不愿放弃民主的招牌，于是，在其能够容忍的范围内，采取了一定的有限民主策略。有限民主的主要表现，是起用了一批非国民党的技术专家进入政府，特别是在外交、经济、教育等方面，专家的作用较为显著。
在外交方面，从国民政府成立起，就留用了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施肇基，1934年又起用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后担任外交次长）。
起用专家最显著的，是1932年11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4月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主持者是钱昌照、翁文灏，参加这一委员会的学者有胡适、丁文江、杨振声、张其昀、吴鼎昌、张嘉璈、陶孟和、范锐、吴蕴初、刘鸿生、万国鼎、沈宗瀚、王世杰、周览、徐淑希等人。国民政府的现代化建设，主要是由这些人主持的。这个机构和这些学者，不但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改善这一时期国民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尽了一份力量。
在国民政府中，1935年12月行政院改组，下属的9个部有3个由专家主持，分别是王世杰、张嘉璈和吴鼎昌。还有一批专家教授担任了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即使没有在政府任职的法律专家，如马寅初、吴经熊、陈茹玄，也参加了《五五宪草》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起草工作。
但是，国民党起用专家，毕竟是很有限的，而且主要是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这说明蒋介石始终不愿在政治上实现真正的宪政，他既想依赖专家的力量推进现代化建设，又不愿意让别的人对他的政治行为说三道四。因此，对那些只管埋头规划工程方案的专家，蒋氏是能够接纳而且愿意同他们合作的，但是，对那些想在政治上指手画脚的中产阶级，他就不那么客气了。例如，在训政阶段，南京政府对中产阶级、特别是上海中产阶级要求参政的愿望，采取了十分坚决的拒绝态度。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为了取得上海工商界的财力支持，政府给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让出了一席之地，请钱新之担任了财政次长，荣宗敬担任了工商部参议，王晓籁担任了财政部特税处副处长。在上海的地方政权中，特别市参议会的12名参议员全部是工商界人士。到1928年10月，南京政权开始站住脚跟了，也就对期望参政的工商界给脸色了。当时，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提出在立法院49个委员的席位中占有5个席位的要求，并开列了10个候选人，请国民党中央圈选，结果不但这一请求被拒绝，而且“要挟”中央的行为本身被警告。1929年3月，对政治过于“热心”的上海总商会，遭到了以上海市党部为后台的“流氓”袭击，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听命于政府、不再对政治表示热心的上海市商会，取代了原来的总商会。
（二）训政时期的财政
训政伊始，蒋介石面临的财政局势异常严峻，中央政府入不敷出，金融货币混乱至极，用“百孔千疮”来形容也毫不过分。为了眼前维系住一个政权的需要，南京政府对上海工商界的粗暴搜刮（14个月筹款一亿），激起了上海资产阶级的严重不满。但如果不采用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南京政权眼下就维持不住。对此，蒋介石别无选择。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国民政府采取了几项重大举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平心而论，南京政府的财政措施是极为成功的。这几项举措主要是：关税自主，裁撤厘金，发行公债，改组银行，币制改革。
1.关税自主
关税自主有着财政和外交两方面的意义。国民政府实现关税自主的动力，主要出自财政考虑。在南京政府的统治年代里，关税收入要占全部税收的半数以上，因此，征得关税自主权，不仅是一个外交上的面子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国民政府生死存亡的实质问题。
1928年6月，二次北伐收复北京（改名北平），7月，宋子文就到北平与各国协商关税问题。美国人为了在中国扶持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率先与中国合作，7月25日，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与宋子文签定了《中美关税条约》，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国税自主权。接着，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先后都与中国缔结了关税条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是，日本人一直在关税问题上同中国过不去，迟迟不肯修约。在最惠国条款的约束下，一国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其他国家就可援引。在国民政府的多方努力下，1930年5月，与日本也缔结了关税条约，关税自主终于实现。
关税自主后，国民政府不但有了较为稳定且数量可观的财源，而且有了采取其他措施（如发行公债）的担保手段。从关税收入的数量来看，如果以1925年的指数为100，1928年上升为149，1929年为229，1931年为307，1934年为318。关税收入的持续增加，为国民政府提供了财力支持。
2.裁撤厘金
厘金是晚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的一项特殊征税措施，对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消极阻碍作用，外国商人也极为反感。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曾要求中国政府裁撤厘金。1928年议定中国关税自主权时，虽然申明不以裁撤厘金为附加条件，但撤厘的意图十分明显。南京政府为此专门召开了裁厘会议，决定从1929年开始裁厘，半年完成。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厘金制度，最终在南京政府手里寿终正寝。裁厘后，国内商品流通条件有了重大改善，加上度量衡的统一，交通的统一，国内市场的大环境有了改观，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3.发行公债，改组银行
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南京政府沿用了北洋政府的老路——发行公债。国民政府在发行公债中，采取了极大的让利政策。1927至1931年，政府共发行公债10.58亿元，而实际收入为5.38亿元，让利达5.2亿元，几近对折。这些巨利，使银行业迅速发展起来。1928至1931年，仅上海一地，就新成立银行23家。全国28个重要银行的总资产，由1926年的13.91亿元增长到1931年的25.69亿元（当时全国工业资本不到10亿元）。1935年以后，财政部长孔祥熙用公债作武器，拿公债作官股，增加向民营银行的投资，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官 《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上）(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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