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上）
股都占到了50％以上，孔还出任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的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长。从此，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行为首的国家金融系统支配了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新华信托银行小四行，也被官商合办、政府控股、干预人事等方式拉进了国家金融系统。国家资本在金融业中占据了主体和主导位置。
4.币制改革
币制改革可以说是国民政府最成功的措施。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市面流行的货币主要是银元，而且种类繁多，还有各发币银行形形色色的纸币。但在商业往来和国际结算中，使用的单位仍然是银两。1933年6月，南京政府在上海首先试行“废两改元”，4月起在全国推行，统一了货币，实行银本位制。
但是，银本位制受到世界银价的剧烈冲击。1934年6月，美国实行《白银法案》，高价收购白银，世界银价暴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使中国出现了银根紧张的经济恐慌。在银根恐慌的背景下，政府乘机以公债入股救济，接管了主要银行。1935年，在英国专家李兹罗斯的帮助下，南京政府推出了根本性的币制改革方案。
从1935年11月起，币制改革方案正式实施。按改革方案的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所有完粮纳税、公私款项、商业贸易，一律使用法币，不得再用现银和银元。并宣布“白银收归国有”，民间的生银、银元，均在三个月内兑换成法币。到1936年6月，民营银行钱庄向政府交售了2.255亿元的白银，民间个人和企业向政府交售了3亿元白银，外国在华银行除日本外，也都将存银交售给了中国政府。据杨格估计，到1937年，收归国有的白银大约5亿盎司。币制改革后，南京政府将大量白银运到纽约、伦敦，换取外汇。有了外汇储备，法币也就有了稳定的基础。
币制改革使南京政府的腰干硬了以来。于是，原来发行的本来就还不起公债，开始被政府以强硬手段赖帐。1936年，南京政府发行了14.6亿元的“统一公债”，把原来的各种旧公债统统换成新公债，使旧债彻底了结。新公债利率被压到低限，而且还本期限较长。但是，由于有稳定的外汇储备，公债信用反而大大提高。除了统一公债，南京政府在1936年还发行了复兴公债3.4亿元，加上铁路建设公债等小数额建设性公债，当年政府发行公债的数量达20亿元。扣除掉整理旧债的14.6亿元，新债也有5亿余。尽管公债数量大，但除在整理之初市价下跌外，其后一直上涨。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公债价格上升到了最高点。
币制改革后，物价上扬，货币供应增加，民众购买力上升，银行利率普遍下降，储蓄增加，用于工商业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外汇率的稳定也促进了外贸，出口额迅速增加，外贸赤字迅速缩小，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势头。
但是，国民政府的财政措施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第一，它在财政改革、特别是在发行公债中获得的利益，所形成的官僚资本，作为一种后起国家的资本积累方式，没有充分运用到现代化建设中去，而主要用于政府的非建设性消耗。第二，它的财政改革，始终没有解决农村问题，在严格意义上讲，国民政府的财政是一种中央财政、城市财政，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财政。国民政府的财政，主要依靠关税、盐税、统税三大税，在1936年，三大税占财政总收入的64.6％。这三大税都是城市税收和工商税收，而农业方面的土地税，则在1928年正式划归给各省管理。“然而它意味着，为了换取各省软弱无力的政治支持，中央政府放弃了对创造国民总产值65％的农业部门的任何财政权力，这样，也就放弃了对不公平的土地税制进行彻底改革的任何努力。”(《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117页)这一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一方面，它失去了农业性积累资源，另一方面，也使它无能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建设。在国民政府的这一遗产上面，任何一个接替者，都会面临着一个失去了农业现代化有效契机、又极难“补课”的困境。
（三）训政时期的军事
现代军队的建设，一是技术装备问题，包括武器装备、作战手段、军事训练、军人素质等各个方面，二是军队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在前一点上，南京政府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在后一点，而且是更为关键的一点上，南京政府助长了军队干预国家政治的行为。
在实现统一后，南京政府下大功夫解决军队问题，经过“新军阀混战”以后，国民党嫡系部队（一般称之为“中央军”）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由于国内战争不断，军队的整编一直流于空谈。到1935年，为了准备对日作战，国民党对自己的军队进行了整编。1935年3月，由蒋介石的亲信陈诚负责，成立了陆军整理处，负责全国陆军整编。计划从1935年到1938年整编60个师（到全面抗战爆发，完成整编的为50多个师）。整编师的人员和装备为：官兵10923人，步骑枪3800枝，轻重机枪328挺，各式大炮和迫击炮46门，掷弹筒243具。每个师均根据现代军队作战的需要设立工兵、炮兵、辎重、通讯营。依靠德国易货贸易的进口军火，军队装备也有了很大变化。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央军”在装备、武器以及作战手段方面，已经成为一支较为现代化的军队，而且在1933年美国供给的4000万美元基础上组建了空军。为了对军官进行训练，蒋介石主持开办了庐山军官训练团，以现代军人素质和传统道德修养并重，重在训练军官的服从性和纪律性。
但是，军队是南京政府的支柱，蒋介石不但没有制止军人干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军人对政治的影响和压力。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军人在政局中的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
（四）训政时期的外交
南京政府从建立之初，就有着在外交上倒向英美的倾向。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以后，曾到日本寻求日方的支持，结果大失所望，日本人为了他们在满蒙的利益，再加上他们已经在北洋军阀那里下了过多的本钱，不愿支持国民党的北伐统一。蒋介石在访日时已深深感到“中日亦无合作的可能”。二次北伐时，日本人在济南惨案中的残暴，不可能不给蒋介石处理外交问题的思路留下深深的烙印，尽管当时蒋介石急于实现统一而对日本人采取了非凡的、甚至可以说是屈辱的忍让态度，但对于一个大国的领袖，特别是一个在北伐之初敢于面对十倍于己之敌毫不退缩的强硬派军事领袖来说，这种屈辱无疑是韩信式的胯下之辱，一旦时机成熟，报复只是迟早的事。
相形之下，日本人在对南京政府的态度上，比其他西方国家要恶劣得多。美国为了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则对南京政府最为友善。从1928年7月25日美国率先承认国民政府开始，德国、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荷兰、葡萄牙、瑞典、西班牙、英国、法国都在1928年内先后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南京与英、法、美的友善，自然会导致与日、俄的疏远。同历届北洋政府尽可能取得日本的支持不同，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取了一条中国历史上颇有影响的策略——“远交近攻”。当然，当时的南京政府，还谈不上对日敌对，但无论如何，对日本是有戒心的。
南京政府的这种外交趋势，使它既进入了国际社会，又赢得了国民的支持。背靠英美和背靠日本，其客观效果是大不一样的。日本政府是一个有着严重小 《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上）(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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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币制改革
币制改革可以说是国民政府最成功的措施。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市面流行的货币主要是银元，而且种类繁多，还有各发币银行形形色色的纸币。但在商业往来和国际结算中，使用的单位仍然是银两。1933年6月，南京政府在上海首先试行“废两改元”，4月起在全国推行，统一了货币，实行银本位制。
但是，银本位制受到世界银价的剧烈冲击。1934年6月，美国实行《白银法案》，高价收购白银，世界银价暴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使中国出现了银根紧张的经济恐慌。在银根恐慌的背景下，政府乘机以公债入股救济，接管了主要银行。1935年，在英国专家李兹罗斯的帮助下，南京政府推出了根本性的币制改革方案。
从1935年11月起，币制改革方案正式实施。按改革方案的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所有完粮纳税、公私款项、商业贸易，一律使用法币，不得再用现银和银元。并宣布“白银收归国有”，民间的生银、银元，均在三个月内兑换成法币。到1936年6月，民营银行钱庄向政府交售了2.255亿元的白银，民间个人和企业向政府交售了3亿元白银，外国在华银行除日本外，也都将存银交售给了中国政府。据杨格估计，到1937年，收归国有的白银大约5亿盎司。币制改革后，南京政府将大量白银运到纽约、伦敦，换取外汇。有了外汇储备，法币也就有了稳定的基础。
币制改革使南京政府的腰干硬了以来。于是，原来发行的本来就还不起公债，开始被政府以强硬手段赖帐。1936年，南京政府发行了14.6亿元的“统一公债”，把原来的各种旧公债统统换成新公债，使旧债彻底了结。新公债利率被压到低限，而且还本期限较长。但是，由于有稳定的外汇储备，公债信用反而大大提高。除了统一公债，南京政府在1936年还发行了复兴公债3.4亿元，加上铁路建设公债等小数额建设性公债，当年政府发行公债的数量达20亿元。扣除掉整理旧债的14.6亿元，新债也有5亿余。尽管公债数量大，但除在整理之初市价下跌外，其后一直上涨。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公债价格上升到了最高点。
币制改革后，物价上扬，货币供应增加，民众购买力上升，银行利率普遍下降，储蓄增加，用于工商业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外汇率的稳定也促进了外贸，出口额迅速增加，外贸赤字迅速缩小，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势头。
但是，国民政府的财政措施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第一，它在财政改革、特别是在发行公债中获得的利益，所形成的官僚资本，作为一种后起国家的资本积累方式，没有充分运用到现代化建设中去，而主要用于政府的非建设性消耗。第二，它的财政改革，始终没有解决农村问题，在严格意义上讲，国民政府的财政是一种中央财政、城市财政，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财政。国民政府的财政，主要依靠关税、盐税、统税三大税，在1936年，三大税占财政总收入的64.6％。这三大税都是城市税收和工商税收，而农业方面的土地税，则在1928年正式划归给各省管理。“然而它意味着，为了换取各省软弱无力的政治支持，中央政府放弃了对创造国民总产值65％的农业部门的任何财政权力，这样，也就放弃了对不公平的土地税制进行彻底改革的任何努力。”(《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117页)这一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一方面，它失去了农业性积累资源，另一方面，也使它无能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建设。在国民政府的这一遗产上面，任何一个接替者，都会面临着一个失去了农业现代化有效契机、又极难“补课”的困境。
（三）训政时期的军事
现代军队的建设，一是技术装备问题，包括武器装备、作战手段、军事训练、军人素质等各个方面，二是军队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在前一点上，南京政府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在后一点，而且是更为关键的一点上，南京政府助长了军队干预国家政治的行为。
在实现统一后，南京政府下大功夫解决军队问题，经过“新军阀混战”以后，国民党嫡系部队（一般称之为“中央军”）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由于国内战争不断，军队的整编一直流于空谈。到1935年，为了准备对日作战，国民党对自己的军队进行了整编。1935年3月，由蒋介石的亲信陈诚负责，成立了陆军整理处，负责全国陆军整编。计划从1935年到1938年整编60个师（到全面抗战爆发，完成整编的为50多个师）。整编师的人员和装备为：官兵10923人，步骑枪3800枝，轻重机枪328挺，各式大炮和迫击炮46门，掷弹筒243具。每个师均根据现代军队作战的需要设立工兵、炮兵、辎重、通讯营。依靠德国易货贸易的进口军火，军队装备也有了很大变化。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央军”在装备、武器以及作战手段方面，已经成为一支较为现代化的军队，而且在1933年美国供给的4000万美元基础上组建了空军。为了对军官进行训练，蒋介石主持开办了庐山军官训练团，以现代军人素质和传统道德修养并重，重在训练军官的服从性和纪律性。
但是，军队是南京政府的支柱，蒋介石不但没有制止军人干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军人对政治的影响和压力。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军人在政局中的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
（四）训政时期的外交
南京政府从建立之初，就有着在外交上倒向英美的倾向。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以后，曾到日本寻求日方的支持，结果大失所望，日本人为了他们在满蒙的利益，再加上他们已经在北洋军阀那里下了过多的本钱，不愿支持国民党的北伐统一。蒋介石在访日时已深深感到“中日亦无合作的可能”。二次北伐时，日本人在济南惨案中的残暴，不可能不给蒋介石处理外交问题的思路留下深深的烙印，尽管当时蒋介石急于实现统一而对日本人采取了非凡的、甚至可以说是屈辱的忍让态度，但对于一个大国的领袖，特别是一个在北伐之初敢于面对十倍于己之敌毫不退缩的强硬派军事领袖来说，这种屈辱无疑是韩信式的胯下之辱，一旦时机成熟，报复只是迟早的事。
相形之下，日本人在对南京政府的态度上，比其他西方国家要恶劣得多。美国为了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则对南京政府最为友善。从1928年7月25日美国率先承认国民政府开始，德国、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荷兰、葡萄牙、瑞典、西班牙、英国、法国都在1928年内先后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南京与英、法、美的友善，自然会导致与日、俄的疏远。同历届北洋政府尽可能取得日本的支持不同，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取了一条中国历史上颇有影响的策略——“远交近攻”。当然，当时的南京政府，还谈不上对日敌对，但无论如何，对日本是有戒心的。
南京政府的这种外交趋势，使它既进入了国际社会，又赢得了国民的支持。背靠英美和背靠日本，其客观效果是大不一样的。日本政府是一个有着严重小 《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上）(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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