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被遗忘的作家——施济美及其创作
sp;假的，书呆子骗人的鬼话，一点儿用处都没有”——什么有用呢?“金钱”!欲望浸泡中 的金钱!“人活在这世上，只有钱才靠得住，尤其在这种年头儿。”她仇视一切比她有 钱的人，她又巴结一切比她有钱的人。胡太太人越来越瘦，而心却越来越疯狂了。胡太 太这一人物形象，对于当时的上海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来说，都是一个不容忽视 的存在。
最能传达施济美精神追求的小说有两类：一类写世俗“都市漩流”中现代知识女性对 于精神家园的“最后”守望。这类小说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女性立场。《悲剧和喜剧 》(原名《春花秋月何时了》)写现代女性真爱的悬空，《紫色的罂粟花》写现代女性对 男性中心世界的绝望，《秦湘流》(原名《我不能忘记的一个人》)写现代女性在男性中 心世界逼迫下再次出走，《三年》(原名《圣琼娜的黄昏》)和《凤仪园》均写男性精神 同盟者之不可能。特别是风情万种的《凤仪园》，小说通过冯太太对康平的失望与怀疑 深刻传达了现代女性对男性中心世界的绝望，同时也写出人在非理性命运面前的根本困 境。施济美这类小说，其主人公大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都受过很好的新式教育，都坚 持理想、信念、尊严、人格、自由、爱情等精神价值。她们坚持灵魂高于一切，坚持不 堕落，她们有意拉开一定距离，站在一个不入格、不入流的边缘地带，通过对理想、信 念、尊严、人格、自由、爱情等精神价值的执着追求与世俗的都市人生对抗。随着作家 对生活体认的深入，小说中现代女性命运的悲绝感也越来越强。这类小说深刻传达了现 代知识女性精神上的无着落感、寂寞感、孤独感。另一类写“都市漩流”之外古老乡镇 下层特别是下层女性对于悲绝而又卑微命运的默默担当。《鬼月》在精神上依然承继《 紫色的罂粟花》、《秦湘流》等小说，写古老乡镇下层女性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生存环 境的绝望；《莫愁巷》则达到了对于这种“绝望”的超越。《莫愁巷》中，下层人们特 别是下层女性所遭受的困厄和痛苦命运已不是一时一地的，而是长久的，无期限的，且 广大无边的。为此，作家设计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开头：“莫愁巷原是神仙的家乡，以日 为门，以月为窗，七彩长虹做成桥梁，星星在孔雀蓝的天幕上缀着凡夫俗子所不能识的 三个字——莫愁巷：青玉的高墙上，镶嵌了琥珀花，翡翠叶，玛瑙枝，珊瑚朵......水 晶砌成的街道，紫檀箫和黄金笛，合奏出缥缈的美而且乐的仙音，飘舞的花瓣似连绵不 息的雨点，长日，长夜，长年——这儿没有死亡和不幸，丑恶和肮脏成了没用的字，眼 泪和痛苦也变得无意义；只有绿水青山的美，历久弥新的辉煌，千古不灭的芬芳。但是 有一天，几百年——也许是几千年以前，莫愁巷的神仙们忽然异想天开，觉得他们的家 乡，极乐尽善，只是有一点美中不足，缺少人的气息。”于是他们就把莫愁巷“贬谪到 人间”，这里，“故有的馨香已经遥远，这儿只充满了贫穷，卑陋，丑恶，眼泪，和不 快，可憎而又可恶的肮脏气息；——红尘的味道，人的气息；因为人的故事就是肮脏的 ，人的故事就是这样可怜的，并且人的故事多半是用眼泪写起来的。”(注：施济美《 莫愁巷》，《幸福》，第2年5期，1948年5月5日。)小说就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河流 里和无边的生存空间里，通过典型生活细节的描写、多组人物形象的刻划，写出莫愁巷 这群小人物悲苦的命运。阅读作品，我们发现，面对一个大的不可战胜的悲剧命运，作 家笔下这群小人物不是分裂，而是团结，不是逃避，而是默默承受、担当。他(她)们的 生活中有阴暗，也有光亮，有哭声，也有笑声，他(她)们不仅敢于“向生而死”，而且 敢于“向死而生”。作家在彰显他(她)们身上原始、麻木、愚昧、落后等民族劣根性的 同时，也在挖掘他(她)们身上勤劳、质朴、善良等民族优良品质，对于他(她)们在千年 重压下、重重包围中敢于默默担当其悲苦命运的坚忍与耐性做无声的赞美和感叹。作家 显然通过她笔下人物的抒写，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我总觉得，施济美不是对世俗都市人生缺乏认识和体验，而是拒绝这种世俗都市人生 的价值。她并不回避人世的“肮脏”，但她所写的“肮脏”更多的是环境的，非主体的 ，她更看重“人性”的纯洁，实则还是表达她对生活美好的愿望，坚强的信念，不俗的 追求。
为此，施济美的小说充满大量的对现实人生的悲情绝望和对“那永不再来的往昔”的 执着回忆。在那遍地狼烟、万方多难的战争岁月里，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都市社会 里，回忆使施济美小说所表达的情感得以净化，得以升华。回忆是诗人的一次精神返乡 ，是对人们美好记忆和苦难记忆的开掘，也引起千千万万读者强烈的共鸣。
施济美小说在文体上也有别于一般海派小说，而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与其说是小说， 不如说是诗，散文诗(注：谢紫《施济美的作品》，上海《幸福》，第1年6期，1947年2 月25日。)。生存环境与创作环境的局限，使其没有主流文学那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的统 摄，而显示出四十年代上海文坛多数非新文学作家创作所共有的民间性、个人性、通俗 性，但她同时又努力向“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靠拢。其作品在精神上更多地与“五四” 以来新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相通。早期受冰心影响，形成玲珑清俊、脱俗淡雅的风格。 随着离开家庭与成长，其小说文体向以鲁迅、丁玲为代表的以表现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 追求与这种追求实际不可能实现之间巨大差别的创作靠拢。这种创作，没有张爱玲笔下 那种世俗的琐琐碎碎的故事情节，而只是主人公追求，幻灭，燃烧的热情和扭曲的心灵 的展示。叙事上呈现出主人公“感受环境——更高意义上认识环境——经过痛苦的抉择 与环境分离——挣扎、反抗、出走或者死”的线索。最后，体验的深入，使作者对现实 取得了“炉火纯青的镇静”(注：施济美(署名薛采蘩)《岸》，《幸福》，第2年10期，&nb 《不该被遗忘的作家——施济美及其创作(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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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传达施济美精神追求的小说有两类：一类写世俗“都市漩流”中现代知识女性对 于精神家园的“最后”守望。这类小说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女性立场。《悲剧和喜剧 》(原名《春花秋月何时了》)写现代女性真爱的悬空，《紫色的罂粟花》写现代女性对 男性中心世界的绝望，《秦湘流》(原名《我不能忘记的一个人》)写现代女性在男性中 心世界逼迫下再次出走，《三年》(原名《圣琼娜的黄昏》)和《凤仪园》均写男性精神 同盟者之不可能。特别是风情万种的《凤仪园》，小说通过冯太太对康平的失望与怀疑 深刻传达了现代女性对男性中心世界的绝望，同时也写出人在非理性命运面前的根本困 境。施济美这类小说，其主人公大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都受过很好的新式教育，都坚 持理想、信念、尊严、人格、自由、爱情等精神价值。她们坚持灵魂高于一切，坚持不 堕落，她们有意拉开一定距离，站在一个不入格、不入流的边缘地带，通过对理想、信 念、尊严、人格、自由、爱情等精神价值的执着追求与世俗的都市人生对抗。随着作家 对生活体认的深入，小说中现代女性命运的悲绝感也越来越强。这类小说深刻传达了现 代知识女性精神上的无着落感、寂寞感、孤独感。另一类写“都市漩流”之外古老乡镇 下层特别是下层女性对于悲绝而又卑微命运的默默担当。《鬼月》在精神上依然承继《 紫色的罂粟花》、《秦湘流》等小说，写古老乡镇下层女性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生存环 境的绝望；《莫愁巷》则达到了对于这种“绝望”的超越。《莫愁巷》中，下层人们特 别是下层女性所遭受的困厄和痛苦命运已不是一时一地的，而是长久的，无期限的，且 广大无边的。为此，作家设计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开头：“莫愁巷原是神仙的家乡，以日 为门，以月为窗，七彩长虹做成桥梁，星星在孔雀蓝的天幕上缀着凡夫俗子所不能识的 三个字——莫愁巷：青玉的高墙上，镶嵌了琥珀花，翡翠叶，玛瑙枝，珊瑚朵......水 晶砌成的街道，紫檀箫和黄金笛，合奏出缥缈的美而且乐的仙音，飘舞的花瓣似连绵不 息的雨点，长日，长夜，长年——这儿没有死亡和不幸，丑恶和肮脏成了没用的字，眼 泪和痛苦也变得无意义；只有绿水青山的美，历久弥新的辉煌，千古不灭的芬芳。但是 有一天，几百年——也许是几千年以前，莫愁巷的神仙们忽然异想天开，觉得他们的家 乡，极乐尽善，只是有一点美中不足，缺少人的气息。”于是他们就把莫愁巷“贬谪到 人间”，这里，“故有的馨香已经遥远，这儿只充满了贫穷，卑陋，丑恶，眼泪，和不 快，可憎而又可恶的肮脏气息；——红尘的味道，人的气息；因为人的故事就是肮脏的 ，人的故事就是这样可怜的，并且人的故事多半是用眼泪写起来的。”(注：施济美《 莫愁巷》，《幸福》，第2年5期，1948年5月5日。)小说就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河流 里和无边的生存空间里，通过典型生活细节的描写、多组人物形象的刻划，写出莫愁巷 这群小人物悲苦的命运。阅读作品，我们发现，面对一个大的不可战胜的悲剧命运，作 家笔下这群小人物不是分裂，而是团结，不是逃避，而是默默承受、担当。他(她)们的 生活中有阴暗，也有光亮，有哭声，也有笑声，他(她)们不仅敢于“向生而死”，而且 敢于“向死而生”。作家在彰显他(她)们身上原始、麻木、愚昧、落后等民族劣根性的 同时，也在挖掘他(她)们身上勤劳、质朴、善良等民族优良品质，对于他(她)们在千年 重压下、重重包围中敢于默默担当其悲苦命运的坚忍与耐性做无声的赞美和感叹。作家 显然通过她笔下人物的抒写，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我总觉得，施济美不是对世俗都市人生缺乏认识和体验，而是拒绝这种世俗都市人生 的价值。她并不回避人世的“肮脏”，但她所写的“肮脏”更多的是环境的，非主体的 ，她更看重“人性”的纯洁，实则还是表达她对生活美好的愿望，坚强的信念，不俗的 追求。
为此，施济美的小说充满大量的对现实人生的悲情绝望和对“那永不再来的往昔”的 执着回忆。在那遍地狼烟、万方多难的战争岁月里，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都市社会 里，回忆使施济美小说所表达的情感得以净化，得以升华。回忆是诗人的一次精神返乡 ，是对人们美好记忆和苦难记忆的开掘，也引起千千万万读者强烈的共鸣。
施济美小说在文体上也有别于一般海派小说，而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与其说是小说， 不如说是诗，散文诗(注：谢紫《施济美的作品》，上海《幸福》，第1年6期，1947年2 月25日。)。生存环境与创作环境的局限，使其没有主流文学那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的统 摄，而显示出四十年代上海文坛多数非新文学作家创作所共有的民间性、个人性、通俗 性，但她同时又努力向“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靠拢。其作品在精神上更多地与“五四” 以来新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相通。早期受冰心影响，形成玲珑清俊、脱俗淡雅的风格。 随着离开家庭与成长，其小说文体向以鲁迅、丁玲为代表的以表现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 追求与这种追求实际不可能实现之间巨大差别的创作靠拢。这种创作，没有张爱玲笔下 那种世俗的琐琐碎碎的故事情节，而只是主人公追求，幻灭，燃烧的热情和扭曲的心灵 的展示。叙事上呈现出主人公“感受环境——更高意义上认识环境——经过痛苦的抉择 与环境分离——挣扎、反抗、出走或者死”的线索。最后，体验的深入，使作者对现实 取得了“炉火纯青的镇静”(注：施济美(署名薛采蘩)《岸》，《幸福》，第2年10期，&nb 《不该被遗忘的作家——施济美及其创作(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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