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下）
局”的，例如，许多书上都振振有词地指责说：南京政府根本无意于实现五年计划，计划的三亿元实际投资到位的仅三千万，只有计划的十分之一。这种说法表面上有道理，实际上是有问题的。首先，计划本身被战争打断，如果没有战争，国家的投资将会占到一个可观的比例。其次，计划本身就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要依赖国家投资的，而是依赖于引进外资的。就在计划开始实施的1936年3月，中国和德国签定了易货偿债协议，德国提供一亿马克贷款，中国用钨、锑、桐油、生丝、猪鬃等物资抵付，资源委员会直接从中分得一千万马克作为机器设备购置费用，同时，德国向中国提供军火、兵工厂和其他重工业设备，并负责工厂设计、厂房建设、设备安装直到开工运转的全部技术问题。显然，计划是切实可行的。在实施易货贸易方案时，资源委员会实行了对钨和锑的统制管理（过去的历史书，把这种统制说成是对民营企业的“强制剥夺”）。正是资源委员会的努力，使中国的重工业在国家统制的前提下开始起步。在这一阶段的经济建设中，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经过十年的努力，南京政府在城市经济和工商交通部门经济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但有了初步的工业体系，而且工业布局起了较大变化，特别是交通业的发展，公路和铁路建设的成就极大，尽管路况较差，却基本建立了中国的交通网络框架，为以后的经济建设以及战争准备提供了基础。
由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仍然占国民经济的主体，由于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有限，所以，1929到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没有造成重大的消极影响。
从总体上看，南京政府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之上，对农业经济缺乏相应的改造和扶持措施，听任农村自生自灭，这是它的一个致命失误。也正是由于这一失误，使共产党找到了自由驰骋的天地，积聚起了推翻它的力量。正如费维恺所说的那样：“对南京政府来说，它放弃了土地，而主要从现代经济部门获取它的收入，这就无异于用纸建筑城堡。”(《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111页)1949年以后台湾当局狠抓土地改革，恐怕与其对这一失误的深刻反思不无关系。
在训政时期的经济建设中，有一个成功的范例，值得今天的研究者重视，这就是云南的“以烟易烟”。从民国建立到1935年以前，云南成为中国最有名的鸦片产销地，烟税成为云南的财政支柱。从1935年起，云南地方当局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开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首先，在禁烟中实行官方垄断经营，利用供给短缺、烟价上涨的特定时机，以烟找钱，从鸦片中获得巨额利润，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资金积累。官方垄断的方式是统收和统运，即统购统销。为了统运，成立了统运处，由商贩从弛禁区域收购烟土，统运处再从商贩手中统一收购，然后由统运处组织烟商统一运销省外，分片包销。在统购统销的前提下，官膏价格轮番上涨，但却不设戒烟所，依赖于价格手段迫使烟民自觉禁绝。统购统销所获得的巨额收益，再投入到产业建设和农业改造上。云南经济委员会创办之初，省府就给拨款七百余万元滇币。龙云在事后称，他先后拨给经济委员会的建设资金有黄金数万两，滇币二千余万元，还有为数不少的英镑和美元。依靠这些资金，云南建立了二十多家官办的工矿农企业。而相当一批烟商也窥测时局动向，把经营鸦片所得资金投入民办工矿企业。同时，由缪云台等人负责，由农矿厅、建设厅进行产业改造。在工业方面，改进冶炼技术，精炼大锡，增加其附加值，实现个旧大锡直接出口欧美市场。在农业方面，以推广烟草为主，辅之以棉花、油桐、甘蔗等经济作物和小麦等小春作物，作为禁烟后的农业替代作物。在财政金融方面，由财政厅负责，裁汰关卡，精减人员，节省开支，建立会计制度，清丈土地，公平税赋，同时利用大锡出口的特殊外贸条件，征收入口货特税，落实特种消费税，一方面增加财政收入，一方面限制进口和畸形高消费，并实行滇币与英镑直接汇兑，采用跟单押汇制度，有效地管制外汇。通过这些种种措施，齐头并进，实现了云南的“以烟易烟”，调整了产业结构，发展了地方经济，增加了财政收入(详见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四、农村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南京政府并不是完全放弃了对农业现代化的追求和努力，恰恰相反，它在这一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是，南京政府的农业政策几乎全盘失败了。在不断失败后，南京政府放弃了对农业现代化的追求，对广大农村实行了听之任之、视而不见、放任自流的鸵鸟政策，失去了中国历史上农村变革、农业变革的一个有利时机，也播下了自己在大陆被推翻的种子。
中国的农村不同于欧美的农村，中国的农民也不同于欧美的农民，中国的农业经济更不同于欧美的农业经济，任何一种企图用欧美农业现代化模式来改造中国农业的设想，都是行不通的。中国与欧美在农业上的差异主要有：第一，农业人口绝对数量远远超出欧美所能想象的水平，就人口比例来说，工业化以前的欧美，同样是农业人口占多数，但是，由于人口总量不同，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到70％至80％，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大不一样。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农业人口的数量巨大，使得土地人均数远低于其他国家，特别是人均耕地数量，在南方只有几亩。明清之间，由于“摊丁入亩”政策和“永不加赋”的许诺，使农业人口的增长失去了政策性调控手段，只有天灾人祸和最低生存线才能对人口有所影响，使得农业人口的数量，一直保持在维持最低生存标准的界限上。从1650年到1850年的200年间，人口增长两倍多，耕地仅增加63％。后起的工业，远远不能容纳农村过剩的人口。如何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首要问题。第二，农业经营规模小，不但自耕农是小规模经营，即使大地主，也以“化整为零”的租典式经营为主。加上中国普遍实行的家庭析产制，一般都以核心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因此，中国的农业经营，一直是一种小规模的分散经营。生产单位之小，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本来，从汉代以来，中国就以“五口之家”作为标准农业生产单元，民国时期，一般农户仍为4～6人。一般都是一个家庭在10亩、甚至不到10亩的土地上耕作，使得农业的集约经营、大规模经营十分困难，除了在东北、西北等地广人稀之处可以有限地进行农场式经营外，其他地方要兴办资本主义式的大农场极为困难，即使有个把也是特例而不是可以普遍推广的。中国式小农，同美国式动辄以上百公顷土地计量的小农，不可同日而语。由于经营规模小，机械化汽油农业，也不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出路。所谓“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必须以大工业能够从农村大量吸取劳力，从而把农业人口控制在总人口的20％以内为前提。而这在中国显然是做不到的。第三，农业经营的效率低下而生产水平极高。就粮食单产而言，中国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但是，这种高水平是以投入过量劳力为代价的。根据有关调查资料，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和投入单位工时成反比。“我们注意到，每户耕种面积少于4.9亩时，每亩用工50.4个；耕地面积在15～19亩之间，每亩用工31.5个，耕地超过20亩时，每亩用工不超过21.1个。随着耕种面积增加，单位面积用工量呈下降趋势。尽管小农户拥有的劳动力比大农户少，但它们耕种时仍投入了超过需要的工量 《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下）(第2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208884.html
经过十年的努力，南京政府在城市经济和工商交通部门经济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但有了初步的工业体系，而且工业布局起了较大变化，特别是交通业的发展，公路和铁路建设的成就极大，尽管路况较差，却基本建立了中国的交通网络框架，为以后的经济建设以及战争准备提供了基础。
由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仍然占国民经济的主体，由于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有限，所以，1929到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没有造成重大的消极影响。
从总体上看，南京政府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之上，对农业经济缺乏相应的改造和扶持措施，听任农村自生自灭，这是它的一个致命失误。也正是由于这一失误，使共产党找到了自由驰骋的天地，积聚起了推翻它的力量。正如费维恺所说的那样：“对南京政府来说，它放弃了土地，而主要从现代经济部门获取它的收入，这就无异于用纸建筑城堡。”(《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111页)1949年以后台湾当局狠抓土地改革，恐怕与其对这一失误的深刻反思不无关系。
在训政时期的经济建设中，有一个成功的范例，值得今天的研究者重视，这就是云南的“以烟易烟”。从民国建立到1935年以前，云南成为中国最有名的鸦片产销地，烟税成为云南的财政支柱。从1935年起，云南地方当局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开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首先，在禁烟中实行官方垄断经营，利用供给短缺、烟价上涨的特定时机，以烟找钱，从鸦片中获得巨额利润，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资金积累。官方垄断的方式是统收和统运，即统购统销。为了统运，成立了统运处，由商贩从弛禁区域收购烟土，统运处再从商贩手中统一收购，然后由统运处组织烟商统一运销省外，分片包销。在统购统销的前提下，官膏价格轮番上涨，但却不设戒烟所，依赖于价格手段迫使烟民自觉禁绝。统购统销所获得的巨额收益，再投入到产业建设和农业改造上。云南经济委员会创办之初，省府就给拨款七百余万元滇币。龙云在事后称，他先后拨给经济委员会的建设资金有黄金数万两，滇币二千余万元，还有为数不少的英镑和美元。依靠这些资金，云南建立了二十多家官办的工矿农企业。而相当一批烟商也窥测时局动向，把经营鸦片所得资金投入民办工矿企业。同时，由缪云台等人负责，由农矿厅、建设厅进行产业改造。在工业方面，改进冶炼技术，精炼大锡，增加其附加值，实现个旧大锡直接出口欧美市场。在农业方面，以推广烟草为主，辅之以棉花、油桐、甘蔗等经济作物和小麦等小春作物，作为禁烟后的农业替代作物。在财政金融方面，由财政厅负责，裁汰关卡，精减人员，节省开支，建立会计制度，清丈土地，公平税赋，同时利用大锡出口的特殊外贸条件，征收入口货特税，落实特种消费税，一方面增加财政收入，一方面限制进口和畸形高消费，并实行滇币与英镑直接汇兑，采用跟单押汇制度，有效地管制外汇。通过这些种种措施，齐头并进，实现了云南的“以烟易烟”，调整了产业结构，发展了地方经济，增加了财政收入(详见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四、农村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南京政府并不是完全放弃了对农业现代化的追求和努力，恰恰相反，它在这一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是，南京政府的农业政策几乎全盘失败了。在不断失败后，南京政府放弃了对农业现代化的追求，对广大农村实行了听之任之、视而不见、放任自流的鸵鸟政策，失去了中国历史上农村变革、农业变革的一个有利时机，也播下了自己在大陆被推翻的种子。
中国的农村不同于欧美的农村，中国的农民也不同于欧美的农民，中国的农业经济更不同于欧美的农业经济，任何一种企图用欧美农业现代化模式来改造中国农业的设想，都是行不通的。中国与欧美在农业上的差异主要有：第一，农业人口绝对数量远远超出欧美所能想象的水平，就人口比例来说，工业化以前的欧美，同样是农业人口占多数，但是，由于人口总量不同，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到70％至80％，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大不一样。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农业人口的数量巨大，使得土地人均数远低于其他国家，特别是人均耕地数量，在南方只有几亩。明清之间，由于“摊丁入亩”政策和“永不加赋”的许诺，使农业人口的增长失去了政策性调控手段，只有天灾人祸和最低生存线才能对人口有所影响，使得农业人口的数量，一直保持在维持最低生存标准的界限上。从1650年到1850年的200年间，人口增长两倍多，耕地仅增加63％。后起的工业，远远不能容纳农村过剩的人口。如何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首要问题。第二，农业经营规模小，不但自耕农是小规模经营，即使大地主，也以“化整为零”的租典式经营为主。加上中国普遍实行的家庭析产制，一般都以核心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因此，中国的农业经营，一直是一种小规模的分散经营。生产单位之小，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本来，从汉代以来，中国就以“五口之家”作为标准农业生产单元，民国时期，一般农户仍为4～6人。一般都是一个家庭在10亩、甚至不到10亩的土地上耕作，使得农业的集约经营、大规模经营十分困难，除了在东北、西北等地广人稀之处可以有限地进行农场式经营外，其他地方要兴办资本主义式的大农场极为困难，即使有个把也是特例而不是可以普遍推广的。中国式小农，同美国式动辄以上百公顷土地计量的小农，不可同日而语。由于经营规模小，机械化汽油农业，也不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出路。所谓“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必须以大工业能够从农村大量吸取劳力，从而把农业人口控制在总人口的20％以内为前提。而这在中国显然是做不到的。第三，农业经营的效率低下而生产水平极高。就粮食单产而言，中国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但是，这种高水平是以投入过量劳力为代价的。根据有关调查资料，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和投入单位工时成反比。“我们注意到，每户耕种面积少于4.9亩时，每亩用工50.4个；耕地面积在15～19亩之间，每亩用工31.5个，耕地超过20亩时，每亩用工不超过21.1个。随着耕种面积增加，单位面积用工量呈下降趋势。尽管小农户拥有的劳动力比大农户少，但它们耕种时仍投入了超过需要的工量 《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下）(第2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