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下）
任教，6人有留洋经历。这些人尽管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他们对中国农村的实际了解太少，最起码对农村的感性知识不够。他们制定的政策，不仅与农运起家的中国共产党不可同日而语，就连阎锡山式的土生土长的地方长官也比不上。例如，阎锡山就凭一个很对老百姓口味的“公道”口号，可以发动起山西的大批农民，而南京政府高高在上的秀才，何曾提出过类似“公道”这样平易近人、浅显易懂、易于被农民接受的口号。因此，国民党农村政策的失败，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2.土地清查和整顿
土地的清查和整顿，是农村任何政策性调整的基础。农业社会的历代王朝，出于保证国家税收的需要，都十分重视土地和田赋的清查工作，历史上的“黄册”、“鱼鳞册”就是明证。南京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把土地整理看作“国计民生的一个生死关键”，在20年代末展开了土地整理工作，要求各地“先行办理调查测量登记事宜”。从193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陈报。但是，实际效果同样不理想。浙江省从1928年起进行土地陈报，历时一年多，耗资300万，动员122800人，但统计结果并不准确，“杭、鄞及海宁三县，陈报亩数且多于实测总面积”。陈报不准，只得改为土地测量。结果直到战前，10年仅测量了全省土地的17％。江苏也因陈报不准，随后改为土地查报。在土地清查过程中，遇到了地主的软抗硬磨，不得已，当局只得采取强制措施，“各专员带同木壳枪队下乡催办”，“公安局派警催告”。这样做的结果，使地方的对抗情绪逾烈。最后，土地清查也不了了之。
3.减租
民国初期，南京政府决定在浙江、湖南、湖北、江苏等省进行试点（仅从这些试点区域处于南京政府的中心区域来看，其减租愿望是真诚的），推行二五减租。1929年、1930年、1932年，南京政府分别颁发过减租的法律法令，但是，真正推行了减租政策的，仅有浙江一省。到30年代中期，减租政策最终失败。
由于南京政府没有得力的推行减租方案的基层机构，那些实际把持者基层政权的地主几乎一致反对和抵抗减租。他们以“业农”或“乡农民代表”的名义，联合上百人签名，不断向上“请愿”。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浙江各县呈请取消施行二五减租以免纠纷》（1931年11月至1934年6月），就详细记载了这种请愿。他们的请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并不否定减租本身，而是借口“劣佃”破坏了减租。在这些地主看来，所谓的“劣佃恶农”趁减租之机，被“痞子”所操纵，或者更直接指摘被南京政府建立的村长、村委员会、农会和国民党部所操纵，往往要求超过25％的减租额，甚至干脆不交地租。为了推行减租而成立的佃业仲裁会，也被请愿书指摘为故意偏袒佃农的组织，甚至认为佃业仲裁会以暴力威胁地主，煽动佃农对抗交租。更进一步，地主还威胁道，二五减租政策必须对地主和佃农的关系恶化负责，地主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向政府照章纳税。有个别地方的地主，买通基层官员，运用政府力量反对减租。如天台县的地主就与区长、警察串通起来，“伪造省府训令，谓实行二五减租即以共党治罪，并派军警多名逮捕农民”。尽管地方上的国民党部和省政府一一驳回了这些请愿，但是，省县的税收压倒了一切，维持农村安定的需要压倒了一切，南京政府不可能为了农民而得罪地主，因此，对减租的抵制取得了成功，浙江的减租试点不了了之。
4.“复兴农村”的整体努力
国民党政府组织了“农村复兴委员会”，专门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从30年代中期起，国民党政府改变策略，在农村问题上不再以触动原有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力量为突破口，而改以技术措施和生产力的发展为突破口。实际上，早在1929年的三全大会上，就已确定农民运动的内容为“扶植农村教育、农村组织、合作运动及灌输新生产方法”。到3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的重点就放在了发展生产力方面。在农村复兴委员会的指导下，国民党实际统治区开始组建农民银行、农民借贷社、信用合作社和农业仓库，以图解决农村资金问题，同时，大力开展兴修道路、垦荒造林等活动，试图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水平。
但是，即使这种技术性努力，也未能收到多大效果。这种技术性努力实际有两大内容，一是农业生产组织上的协作，二是种子、化肥等新技术的采用。问题在于：中国的旧式农业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新技术不一定就能提高生产力。就拿生产组织的协作来说，农民之间的自发性协作一直就有，一种是短期性的，在农忙季节，数个家庭（主要是亲戚邻里），在土地、劳力以及资金方面互通有无，统筹安排，协同劳动，事情一过，协作就告一段落。另一种是长期性的，主要是单家独户无力承担的水利、治安联防等事务，如土地所有者共同兴修水利，共同出资，按土地多少和受益情况分摊费用。这种协作卓有成效，而且权益关系基本都可以自行解决。由于有这种有效的协作，所以，政府出面的官方协作及官方组织大生产的任何努力，往往在效率和效果上都不如自发协作，当然会受到自发协作的天然抵制。再拿新技术的实效来说，中国农民追求的是“眼见为实”，新技术在没有普遍推广之前，农民一般是持怀疑态度的。而新技术的实质，在于其初期的边际效益。一旦普遍推广，边际效应下降，新技术也就不再“新”了。中国农民的小生产传统，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随大流”，使新技术不但不能明显提高效益，而且还会造成投入产出比的不合算使农民感到上当受骗。因此，新技术的推广，也是倍加艰难的。
国民党政府农村政策的失败，使其没有能够得到来自农业的现代化支持，反而使广大农村和农民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包袱。特别是对国家政治带来了巨大影响。农民在国家政治中具有两重作用。由于农民的分散性、自私性等各种各样由于小生产造成的局限，使得农民在能够维持生存的情况下对政治存有天然的冷漠，但是，到农民不能维持生存时，为了生存下去的反抗却会严重影响政治统治。南京政权只注意了农民对政治冷漠的一面，而忽视了农民对政治具有摧毁力量的一面，最终放弃了它的农村改革努力，使农民失去了对南京的信任。但是，只要农民能够生存下去，一般是不会起来反抗的。而30年代中期全国性的灾荒，却把农民推向了不能生存的边缘。共产党在农民中一呼百应，以土地革命为契机，充分动员起了农民的摧毁性力量，终于给国民党带来了灭顶之灾。
（二）地方当局支持下的农村改革探索
1.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验
晏阳初从在法国为参加一战的华工写信开始，认识到了“中国平民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立下了献身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志愿。20年代初，他组织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20年代中期以后，晏阳初又把平民教育的视点由城市平民转移到了乡村农民身上，开始了他以平民教育推动乡村改革的实验。
20年代末，晏阳初以河北定县为点，以一种“宗教家的精神”，开展了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通过四大教育，力图解决百姓的愚、穷、弱、私四大病根，增进其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具体的教育内容分三步实施，一是通过识字教育启迪民智，二是通过公民教育培养民德，三是通过生计教育改善民生。教育的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开办平民学校的学校式，二是以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为纽带，用举办读书会、农产展览会、各种比赛等方式向社会辅射的社会式，三是由 《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下）(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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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清查和整顿
土地的清查和整顿，是农村任何政策性调整的基础。农业社会的历代王朝，出于保证国家税收的需要，都十分重视土地和田赋的清查工作，历史上的“黄册”、“鱼鳞册”就是明证。南京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把土地整理看作“国计民生的一个生死关键”，在20年代末展开了土地整理工作，要求各地“先行办理调查测量登记事宜”。从193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陈报。但是，实际效果同样不理想。浙江省从1928年起进行土地陈报，历时一年多，耗资300万，动员122800人，但统计结果并不准确，“杭、鄞及海宁三县，陈报亩数且多于实测总面积”。陈报不准，只得改为土地测量。结果直到战前，10年仅测量了全省土地的17％。江苏也因陈报不准，随后改为土地查报。在土地清查过程中，遇到了地主的软抗硬磨，不得已，当局只得采取强制措施，“各专员带同木壳枪队下乡催办”，“公安局派警催告”。这样做的结果，使地方的对抗情绪逾烈。最后，土地清查也不了了之。
3.减租
民国初期，南京政府决定在浙江、湖南、湖北、江苏等省进行试点（仅从这些试点区域处于南京政府的中心区域来看，其减租愿望是真诚的），推行二五减租。1929年、1930年、1932年，南京政府分别颁发过减租的法律法令，但是，真正推行了减租政策的，仅有浙江一省。到30年代中期，减租政策最终失败。
由于南京政府没有得力的推行减租方案的基层机构，那些实际把持者基层政权的地主几乎一致反对和抵抗减租。他们以“业农”或“乡农民代表”的名义，联合上百人签名，不断向上“请愿”。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浙江各县呈请取消施行二五减租以免纠纷》（1931年11月至1934年6月），就详细记载了这种请愿。他们的请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并不否定减租本身，而是借口“劣佃”破坏了减租。在这些地主看来，所谓的“劣佃恶农”趁减租之机，被“痞子”所操纵，或者更直接指摘被南京政府建立的村长、村委员会、农会和国民党部所操纵，往往要求超过25％的减租额，甚至干脆不交地租。为了推行减租而成立的佃业仲裁会，也被请愿书指摘为故意偏袒佃农的组织，甚至认为佃业仲裁会以暴力威胁地主，煽动佃农对抗交租。更进一步，地主还威胁道，二五减租政策必须对地主和佃农的关系恶化负责，地主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向政府照章纳税。有个别地方的地主，买通基层官员，运用政府力量反对减租。如天台县的地主就与区长、警察串通起来，“伪造省府训令，谓实行二五减租即以共党治罪，并派军警多名逮捕农民”。尽管地方上的国民党部和省政府一一驳回了这些请愿，但是，省县的税收压倒了一切，维持农村安定的需要压倒了一切，南京政府不可能为了农民而得罪地主，因此，对减租的抵制取得了成功，浙江的减租试点不了了之。
4.“复兴农村”的整体努力
国民党政府组织了“农村复兴委员会”，专门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从30年代中期起，国民党政府改变策略，在农村问题上不再以触动原有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力量为突破口，而改以技术措施和生产力的发展为突破口。实际上，早在1929年的三全大会上，就已确定农民运动的内容为“扶植农村教育、农村组织、合作运动及灌输新生产方法”。到3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的重点就放在了发展生产力方面。在农村复兴委员会的指导下，国民党实际统治区开始组建农民银行、农民借贷社、信用合作社和农业仓库，以图解决农村资金问题，同时，大力开展兴修道路、垦荒造林等活动，试图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水平。
但是，即使这种技术性努力，也未能收到多大效果。这种技术性努力实际有两大内容，一是农业生产组织上的协作，二是种子、化肥等新技术的采用。问题在于：中国的旧式农业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新技术不一定就能提高生产力。就拿生产组织的协作来说，农民之间的自发性协作一直就有，一种是短期性的，在农忙季节，数个家庭（主要是亲戚邻里），在土地、劳力以及资金方面互通有无，统筹安排，协同劳动，事情一过，协作就告一段落。另一种是长期性的，主要是单家独户无力承担的水利、治安联防等事务，如土地所有者共同兴修水利，共同出资，按土地多少和受益情况分摊费用。这种协作卓有成效，而且权益关系基本都可以自行解决。由于有这种有效的协作，所以，政府出面的官方协作及官方组织大生产的任何努力，往往在效率和效果上都不如自发协作，当然会受到自发协作的天然抵制。再拿新技术的实效来说，中国农民追求的是“眼见为实”，新技术在没有普遍推广之前，农民一般是持怀疑态度的。而新技术的实质，在于其初期的边际效益。一旦普遍推广，边际效应下降，新技术也就不再“新”了。中国农民的小生产传统，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随大流”，使新技术不但不能明显提高效益，而且还会造成投入产出比的不合算使农民感到上当受骗。因此，新技术的推广，也是倍加艰难的。
国民党政府农村政策的失败，使其没有能够得到来自农业的现代化支持，反而使广大农村和农民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包袱。特别是对国家政治带来了巨大影响。农民在国家政治中具有两重作用。由于农民的分散性、自私性等各种各样由于小生产造成的局限，使得农民在能够维持生存的情况下对政治存有天然的冷漠，但是，到农民不能维持生存时，为了生存下去的反抗却会严重影响政治统治。南京政权只注意了农民对政治冷漠的一面，而忽视了农民对政治具有摧毁力量的一面，最终放弃了它的农村改革努力，使农民失去了对南京的信任。但是，只要农民能够生存下去，一般是不会起来反抗的。而30年代中期全国性的灾荒，却把农民推向了不能生存的边缘。共产党在农民中一呼百应，以土地革命为契机，充分动员起了农民的摧毁性力量，终于给国民党带来了灭顶之灾。
（二）地方当局支持下的农村改革探索
1.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验
晏阳初从在法国为参加一战的华工写信开始，认识到了“中国平民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立下了献身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志愿。20年代初，他组织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20年代中期以后，晏阳初又把平民教育的视点由城市平民转移到了乡村农民身上，开始了他以平民教育推动乡村改革的实验。
20年代末，晏阳初以河北定县为点，以一种“宗教家的精神”，开展了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通过四大教育，力图解决百姓的愚、穷、弱、私四大病根，增进其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具体的教育内容分三步实施，一是通过识字教育启迪民智，二是通过公民教育培养民德，三是通过生计教育改善民生。教育的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开办平民学校的学校式，二是以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为纽带，用举办读书会、农产展览会、各种比赛等方式向社会辅射的社会式，三是由 《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下）(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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