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
nbsp; 为，包括某些“反思”文学在内的这类创作也并不像人们所评价的那样标志了启蒙主义 思潮的回归，仍然未能最终突破社会/政治学的坚硬外壳，其意义主要在于从外部为启 蒙文学思潮的真正深入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新时期人性启蒙启动的真正标志在于从人类主义的角度将人的本能/欲望层面的方方面 面展现出来，进言之，“现代个人”从懦弱驯服、麻木呆滞的心理惯性和道德束缚中解 脱出来，感受着生生死死、爱恨情愁的热烈鼓荡，充盈着欲望饥渴和本能冲动，使其生 命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3](p.113)。这是个体独立的最基本前提。可以说，如果没 有自然属性的解放，任何堂而皇之的学说、坚执胶着的启蒙都将是一个“无物之阵”、 一串没有主语的符号、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禁欲不可能造就强大、自负和勇于行动 的人，更不能造就天才的思想家和大无畏的开拓者及改革者。通常情况下它只能造就一 些善良的弱者，他们日后总会淹没在俗众里。”[4](p.275)文艺复兴和“五四”文学都 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而新时期对自然属性的呼唤无疑为重返“五四”启蒙立场打开了 历史的阀门。由此人性从单一的阶级层面超拔出来，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不复是极“ 左”思潮下机械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文本世界中那日益清晰的人的影像一旦输入本能欲 望的精血便愈发昂然挺立，灵光四射，以释放和弘扬的姿态真正奏响了启蒙文学思潮的 宏伟交响曲。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便真实表现了本能欲望苏醒之后“崭新的世界” 对人的强大诱惑和人不再压抑这种诱惑的情感历程。所谓的家庭、婚姻、孩子、妇德都 抵挡不住瑶家阿姐盘青青的生活欲望与本能追求，她对绿毛坑原始野蛮生活规范的“突 围”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不必羞言，“欲”原本就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力 量，无论对美丽的少女还是垂老的村妇而言都无二致。而爱情无疑是压抑已久的人性对 自然属性最关切、最急切的关注层面，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 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 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5](p.229)这 种特殊的感情形式是人性流露凸显的最直观的舞台与渠道。雨煤在其作品《啊，人…… 》中正面描写了贫女出身的地主小老婆肖淑兰和少爷罗顺昌的一段超阶级的、悖伦理的 爱情，“只要我喜欢，你喜欢，那就由不得旁人了!”以对本能欲望的肯定和张扬挑战 极“左”政治思潮和封建伦理道德，在人性刚刚从黑暗中挣扎走出时吹响了石破天惊的 尖锐号角，作出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当时有人指斥该“小说所突出地加以歌颂、又被 人称之为‘比阶级性永恒的’‘人性’，主要就是这样的一种色欲”[6](p.124)。殊不 知作家正是以坦诚热烈的“色欲”描写突入性爱禁区，对压抑本能欲望的极“左”思潮 的哲学基础——“禁欲主义”进行了彻底否定，从而树立其启蒙价值的。
虽然上述批评者在当时颇有理论市场，但是自然属性的回归已如强箭在弦，一批敏锐 的作家勇敢地向世人展示了人的天性被禁欲主义扼杀的斑斑血迹。张弦《被爱情遗忘的 角落》承续“五四”文学的“性爱”传统，通过母女两代三种不同的爱情、婚姻状况， 尤其是存妮和小豹子令人心酸的爱情悲剧，艺术化地揭示了精神荒芜和物质贫乏对自然 欲望的压抑和吞没。莫言则以他那出神入化的笔墨描摹出一片跌宕着生命魂魄的“红高 粱”世界，“天生的一个奇女子”与“天生的一个伟丈夫”就在这个接天连地的艺术世 界里演绎着生命的激情和天性。如果说戴凤莲既坚定又轻浮，既崇高又卑微；如果说余 占鳌既豪侠仗义又暴烈狂野，既是乡野土匪又是民族英雄，那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得到了 有力的揭示和还原，从文明的面纱后面奔涌而出，“既……又……”所联结的是性格的 统一和人性的整体，绝非大多论者所说的两种对立元素的混杂。戴凤莲临死之际质问上 苍：“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 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 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 了，我什么都不怕……”本能、天性的释放弘扬多么热烈豪放。该作与意蕴相近的《伏 羲伏羲》(刘恒)等代表了新时期文学启蒙思潮第一部曲的最强音。
第二部曲：情理激荡与人性的提升
自然属性的释放与弘扬取得了启蒙的原动力，为进一步的人性解放提供了前提和可能 性，并且使得人性发展跃至一个永无止境的解放和上升的链条上。这就意味着经过自然 属性的释放和弘扬之后，启蒙面临着进一步提升人性的历史使命。而这正是新时期文学 启蒙精神之演进的“第二部曲”所展现的文化景观。
综观西方启蒙主义发展历程可见，情与理的矛盾统一是推进启蒙文化演变发展的动力 。人既非单纯的理性存在物，亦非单纯的非理性存在物，而“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 的内在联系着的各种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这种 丰富的统一性，这种单一的杂多”。[7](p.253)片面强调哪一个方面都会导致人性的偏 至。鲁迅在其提倡理性精神的《科学史教篇》一文中特别强调，科学和理性虽然是使人 摆脱奴性而恢复人性所必须的，然如“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终不 能“致人性于全”。因为它将会造成“美上之感情漓”，并且反过来导致“明敏之思想 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8](p.178)这一弃情感、惟理性思潮给人类带来的精 神困扰已经非常明显。“五四”以来情感和理性的关系更是启蒙家深入启蒙思想体系时 必然要面对并一直致力于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 感情不经过理性 《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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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人性启蒙启动的真正标志在于从人类主义的角度将人的本能/欲望层面的方方面 面展现出来，进言之，“现代个人”从懦弱驯服、麻木呆滞的心理惯性和道德束缚中解 脱出来，感受着生生死死、爱恨情愁的热烈鼓荡，充盈着欲望饥渴和本能冲动，使其生 命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3](p.113)。这是个体独立的最基本前提。可以说，如果没 有自然属性的解放，任何堂而皇之的学说、坚执胶着的启蒙都将是一个“无物之阵”、 一串没有主语的符号、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禁欲不可能造就强大、自负和勇于行动 的人，更不能造就天才的思想家和大无畏的开拓者及改革者。通常情况下它只能造就一 些善良的弱者，他们日后总会淹没在俗众里。”[4](p.275)文艺复兴和“五四”文学都 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而新时期对自然属性的呼唤无疑为重返“五四”启蒙立场打开了 历史的阀门。由此人性从单一的阶级层面超拔出来，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不复是极“ 左”思潮下机械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文本世界中那日益清晰的人的影像一旦输入本能欲 望的精血便愈发昂然挺立，灵光四射，以释放和弘扬的姿态真正奏响了启蒙文学思潮的 宏伟交响曲。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便真实表现了本能欲望苏醒之后“崭新的世界” 对人的强大诱惑和人不再压抑这种诱惑的情感历程。所谓的家庭、婚姻、孩子、妇德都 抵挡不住瑶家阿姐盘青青的生活欲望与本能追求，她对绿毛坑原始野蛮生活规范的“突 围”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不必羞言，“欲”原本就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力 量，无论对美丽的少女还是垂老的村妇而言都无二致。而爱情无疑是压抑已久的人性对 自然属性最关切、最急切的关注层面，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 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 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5](p.229)这 种特殊的感情形式是人性流露凸显的最直观的舞台与渠道。雨煤在其作品《啊，人…… 》中正面描写了贫女出身的地主小老婆肖淑兰和少爷罗顺昌的一段超阶级的、悖伦理的 爱情，“只要我喜欢，你喜欢，那就由不得旁人了!”以对本能欲望的肯定和张扬挑战 极“左”政治思潮和封建伦理道德，在人性刚刚从黑暗中挣扎走出时吹响了石破天惊的 尖锐号角，作出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当时有人指斥该“小说所突出地加以歌颂、又被 人称之为‘比阶级性永恒的’‘人性’，主要就是这样的一种色欲”[6](p.124)。殊不 知作家正是以坦诚热烈的“色欲”描写突入性爱禁区，对压抑本能欲望的极“左”思潮 的哲学基础——“禁欲主义”进行了彻底否定，从而树立其启蒙价值的。
虽然上述批评者在当时颇有理论市场，但是自然属性的回归已如强箭在弦，一批敏锐 的作家勇敢地向世人展示了人的天性被禁欲主义扼杀的斑斑血迹。张弦《被爱情遗忘的 角落》承续“五四”文学的“性爱”传统，通过母女两代三种不同的爱情、婚姻状况， 尤其是存妮和小豹子令人心酸的爱情悲剧，艺术化地揭示了精神荒芜和物质贫乏对自然 欲望的压抑和吞没。莫言则以他那出神入化的笔墨描摹出一片跌宕着生命魂魄的“红高 粱”世界，“天生的一个奇女子”与“天生的一个伟丈夫”就在这个接天连地的艺术世 界里演绎着生命的激情和天性。如果说戴凤莲既坚定又轻浮，既崇高又卑微；如果说余 占鳌既豪侠仗义又暴烈狂野，既是乡野土匪又是民族英雄，那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得到了 有力的揭示和还原，从文明的面纱后面奔涌而出，“既……又……”所联结的是性格的 统一和人性的整体，绝非大多论者所说的两种对立元素的混杂。戴凤莲临死之际质问上 苍：“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 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 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 了，我什么都不怕……”本能、天性的释放弘扬多么热烈豪放。该作与意蕴相近的《伏 羲伏羲》(刘恒)等代表了新时期文学启蒙思潮第一部曲的最强音。
第二部曲：情理激荡与人性的提升
自然属性的释放与弘扬取得了启蒙的原动力，为进一步的人性解放提供了前提和可能 性，并且使得人性发展跃至一个永无止境的解放和上升的链条上。这就意味着经过自然 属性的释放和弘扬之后，启蒙面临着进一步提升人性的历史使命。而这正是新时期文学 启蒙精神之演进的“第二部曲”所展现的文化景观。
综观西方启蒙主义发展历程可见，情与理的矛盾统一是推进启蒙文化演变发展的动力 。人既非单纯的理性存在物，亦非单纯的非理性存在物，而“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 的内在联系着的各种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这种 丰富的统一性，这种单一的杂多”。[7](p.253)片面强调哪一个方面都会导致人性的偏 至。鲁迅在其提倡理性精神的《科学史教篇》一文中特别强调，科学和理性虽然是使人 摆脱奴性而恢复人性所必须的，然如“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终不 能“致人性于全”。因为它将会造成“美上之感情漓”，并且反过来导致“明敏之思想 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8](p.178)这一弃情感、惟理性思潮给人类带来的精 神困扰已经非常明显。“五四”以来情感和理性的关系更是启蒙家深入启蒙思想体系时 必然要面对并一直致力于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 感情不经过理性 《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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