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
的过滤就变成了伤感，理性没有感情便失去了人性”，[9](p.10)二者 并不是彼此对立、压抑的关系，而是相互为用彼此促进的关系，“情理激荡”构成了启 蒙文学的内在张力和美学表征。
新时期文学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和文学景观首先表现为理性的回归对情感、信仰和意 志的解放和提升。只有作家重新找回一度丢失的个人立场和思考的权利，才能使笔下的 人物获得深度个性，亦即情感饱满、信仰坚定、有理性的个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可谓整整一代人思想情感的投影，恢复了诗歌作为 精神探索的特质，凸显出朦胧诗最坚挺的内核——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追寻。《中国， 我的钥匙丢了》、《神女峰》、《回答》等共同标彰着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又以心理 感觉、主观情绪为基底，在加强理性力度的同时灌注着人的声息和怀想。“与其在悬崖 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深情呼唤着：“人啊，请理解我吧”， “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 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10]北岛也大声高呼“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 只想做一个人”。散文由于自身规范的特定性，更适于作家心态的真实展露，便于进行 深入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催生了不少情感真挚、反思深刻的追忆性散文。巴金《随想录 》对“丢失自我”灵魂的无情拷问和真诚忏悔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奴隶，过去我 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 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的奴隶”。而作者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奴隶，失去人的情感和尊严 ，则正是由于他“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 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11](p.197 )可见丧失理性便丧失了个人的思想和情感，成为非人，后果是可怕的。而寻回失却已 久的理性无疑是恢复人性真挚情感世界的先声。
以朴素的人道主义对非人化的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提出严正抗议是启蒙文学回归 伊始催生情、理风暴的重要思想背景。《苦恋》(白桦)的女主人公临死之时在雪地上爬 出一个大大的“人”字，张一弓《流泪的红蜡烛》、郑义《离离原上草》、《枫》、宗 璞《红豆》、《三生石》等文本以启蒙理性向极“左”政治争取人的基本情感，而被刘 再复称为刘心武“第一部人道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中篇小说《如意》中的老校工石义海 外表普通平凡，却有高贵的心灵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他为被打死的资本家盖上塑料布， 就是因为觉得“他也是人”；他和贵族千金真心相爱，却不幸遭到社会扼杀。然而，正 如作品在将要结束时所声称的：“从那两人各执一柄如意而终于没有如意的爱情中，我 却捕捉到使整个人类能够维系下去，使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美、更纯净的那么一种 东西。”这应该就是经过理性涤荡的真纯的人性和情感。
情感经过理性提升之后，二者进入了一个相互冲跌激荡的启蒙阶段，新时期性爱文学 的演进构成了情理激荡的又一个重要表征。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 等文本淋漓尽致地探索着、描摹着灵与肉的搏斗、情与理的跌宕，主人公深刻剖析自我 “总是处于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 ，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这比 “五四”时期和新时期自然属性“释放弘扬”阶段的启蒙文学更为深沉有力，“封建专 制主义(‘全面专政’)和禁欲(禁他人之欲)主义对正常人性的摧残，似乎还从来没有像 这样触目惊心地、严肃而勇敢地、深入地得到表现”[12](p.423)。戴厚英的《人啊， 人!》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启蒙美学的叙述姿态：“思想不但没有妨碍我的想象和感 情活动，反而推动了它们。我是一个极易激动的人，创作中更是如此。但是，任何时候 ，我都没有丧失清醒的理性，我一直不断地分析，思索自己所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要 暂时中断一下创作去读一点理论著作。我觉得，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认识得越透彻，我 的感情的激动就越强烈。”因此，她采取的态度是“让一切思想、逻辑都自由地活动， 让它们帮助我认识和分析生活，甚至构成我的作品的内容”。而这一切为叙述者能够以 “一切手段奔向我自己的目的：表达我对‘人’的认识和理想”[13](后记)提供了坚实 的艺术资源。得力于对启蒙叙事的自觉追求，她的文本突破了爱情婚姻题材的表层躯壳 ，在还原现代个体哲学的基础之上，对人性的丰富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追问。同时前 瞻性地展示了对人的非理性关怀，在情感与理性、启蒙与反启蒙、伦理与道德诸种关系 场中对人性进行了艺术的重构。而最终从理性哲学的高度直逼人性之缺陷及其根源，并 在这种批判性的反思中，预示了人性启蒙前往形上思考与终极关怀发展的历史趋势。因 之，《人啊，人!》可视为该逻辑阶段启蒙创作的第一座高峰。
情理激荡产生的思想审美张力催生了新的思想情感风貌及对生活的理解。贾平凹敏锐 地捕捉到了这一思想动态，《鸡窝洼人家》在两对青年夫妻角色互换的世俗性、传奇性 表层结构背后内隐着新思想情感星火燎原的生命活力；路遥的《人生》则在道德劝诫的 外衣下掩藏着青年人灼热而感人的青春梦想、自我情怀以及强烈的生命渴望，情感和理 性的胶着激荡甚至越出了作者的思想界限。而此期理性意识最为浓郁深邃的无疑是张炜 的“秋天”系列及《古船》，其文本的特出在于以反思者的目光和理性思辨从与简单化 的阶级对立相对应的乡土叙事模式中解脱出来，追梦中国乡村广大深邃的历史文化力量 ，从“农村经济改革”的主潮中溢出了苍茫浩大的时空感、命运感与深切的生命意识， 并且在传统道德、人性与科技现代性之间注入了内隐的主体性 《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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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和文学景观首先表现为理性的回归对情感、信仰和意 志的解放和提升。只有作家重新找回一度丢失的个人立场和思考的权利，才能使笔下的 人物获得深度个性，亦即情感饱满、信仰坚定、有理性的个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可谓整整一代人思想情感的投影，恢复了诗歌作为 精神探索的特质，凸显出朦胧诗最坚挺的内核——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追寻。《中国， 我的钥匙丢了》、《神女峰》、《回答》等共同标彰着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又以心理 感觉、主观情绪为基底，在加强理性力度的同时灌注着人的声息和怀想。“与其在悬崖 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深情呼唤着：“人啊，请理解我吧”， “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 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10]北岛也大声高呼“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 只想做一个人”。散文由于自身规范的特定性，更适于作家心态的真实展露，便于进行 深入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催生了不少情感真挚、反思深刻的追忆性散文。巴金《随想录 》对“丢失自我”灵魂的无情拷问和真诚忏悔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奴隶，过去我 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 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的奴隶”。而作者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奴隶，失去人的情感和尊严 ，则正是由于他“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 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11](p.197 )可见丧失理性便丧失了个人的思想和情感，成为非人，后果是可怕的。而寻回失却已 久的理性无疑是恢复人性真挚情感世界的先声。
以朴素的人道主义对非人化的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提出严正抗议是启蒙文学回归 伊始催生情、理风暴的重要思想背景。《苦恋》(白桦)的女主人公临死之时在雪地上爬 出一个大大的“人”字，张一弓《流泪的红蜡烛》、郑义《离离原上草》、《枫》、宗 璞《红豆》、《三生石》等文本以启蒙理性向极“左”政治争取人的基本情感，而被刘 再复称为刘心武“第一部人道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中篇小说《如意》中的老校工石义海 外表普通平凡，却有高贵的心灵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他为被打死的资本家盖上塑料布， 就是因为觉得“他也是人”；他和贵族千金真心相爱，却不幸遭到社会扼杀。然而，正 如作品在将要结束时所声称的：“从那两人各执一柄如意而终于没有如意的爱情中，我 却捕捉到使整个人类能够维系下去，使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美、更纯净的那么一种 东西。”这应该就是经过理性涤荡的真纯的人性和情感。
情感经过理性提升之后，二者进入了一个相互冲跌激荡的启蒙阶段，新时期性爱文学 的演进构成了情理激荡的又一个重要表征。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 等文本淋漓尽致地探索着、描摹着灵与肉的搏斗、情与理的跌宕，主人公深刻剖析自我 “总是处于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 ，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这比 “五四”时期和新时期自然属性“释放弘扬”阶段的启蒙文学更为深沉有力，“封建专 制主义(‘全面专政’)和禁欲(禁他人之欲)主义对正常人性的摧残，似乎还从来没有像 这样触目惊心地、严肃而勇敢地、深入地得到表现”[12](p.423)。戴厚英的《人啊， 人!》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启蒙美学的叙述姿态：“思想不但没有妨碍我的想象和感 情活动，反而推动了它们。我是一个极易激动的人，创作中更是如此。但是，任何时候 ，我都没有丧失清醒的理性，我一直不断地分析，思索自己所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要 暂时中断一下创作去读一点理论著作。我觉得，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认识得越透彻，我 的感情的激动就越强烈。”因此，她采取的态度是“让一切思想、逻辑都自由地活动， 让它们帮助我认识和分析生活，甚至构成我的作品的内容”。而这一切为叙述者能够以 “一切手段奔向我自己的目的：表达我对‘人’的认识和理想”[13](后记)提供了坚实 的艺术资源。得力于对启蒙叙事的自觉追求，她的文本突破了爱情婚姻题材的表层躯壳 ，在还原现代个体哲学的基础之上，对人性的丰富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追问。同时前 瞻性地展示了对人的非理性关怀，在情感与理性、启蒙与反启蒙、伦理与道德诸种关系 场中对人性进行了艺术的重构。而最终从理性哲学的高度直逼人性之缺陷及其根源，并 在这种批判性的反思中，预示了人性启蒙前往形上思考与终极关怀发展的历史趋势。因 之，《人啊，人!》可视为该逻辑阶段启蒙创作的第一座高峰。
情理激荡产生的思想审美张力催生了新的思想情感风貌及对生活的理解。贾平凹敏锐 地捕捉到了这一思想动态，《鸡窝洼人家》在两对青年夫妻角色互换的世俗性、传奇性 表层结构背后内隐着新思想情感星火燎原的生命活力；路遥的《人生》则在道德劝诫的 外衣下掩藏着青年人灼热而感人的青春梦想、自我情怀以及强烈的生命渴望，情感和理 性的胶着激荡甚至越出了作者的思想界限。而此期理性意识最为浓郁深邃的无疑是张炜 的“秋天”系列及《古船》，其文本的特出在于以反思者的目光和理性思辨从与简单化 的阶级对立相对应的乡土叙事模式中解脱出来，追梦中国乡村广大深邃的历史文化力量 ，从“农村经济改革”的主潮中溢出了苍茫浩大的时空感、命运感与深切的生命意识， 并且在传统道德、人性与科技现代性之间注入了内隐的主体性 《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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