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
矛盾。这种主体性矛盾构 成了张炜文本独特的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与弹性，并随着“秋天”系列的张扬而越来越 紧张，直至《古船》达至极境。正是这种恢弘高超的品质为《古船》烘托出了云蒸霞蔚 的超凡气度与悲天悯人的高贵情怀，发散出形上的光芒。启蒙文学思潮在这种动力的推 动下放射着情感和理性的光辉进入了下一个逻辑环节。
第三部曲：“自我”的重构与启蒙人格
如何建构和谐优美的现代人性，怎样重塑充盈着理想人性的自我人格，这是启蒙思想 链条上继“释放弘扬”与“情理激荡”之后必然牵引出的新的哲学命题，也是启蒙文学 思潮新阶段的重要使命。作家们从不同立场出发追寻着人性的光环，渴望重新塑造“自 我”，启蒙思潮由此跌宕分流，呈现出纷繁复沓的声响。作家们“重塑自我”的艺术努 力自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迂回和坎坷。
最初的“自我重构”按两种精神向度展开。向度之一表现为发掘民族文化，重铸“民 族自我”。正如韩少功所言，“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 根不深，则叶难茂”；“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 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4]站在现代立场挖掘民族精神以涵养“民族自我”人格的理想 是有意义的，然其深层内蕴却非如此简单，综观这类文学可见，这一精神向度在时间上 朝向古老历史，在空间上朝向民族地域文化。郑义、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中坚人物 均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作出“规范”、“不规范”之别，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持拒斥态 度，而视非主流的野史逸闻、民间传说、民俗风情、道禅思想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将“ 过去之存”和“别处之存”移至文化边缘地区。这样一来，作家难免陷入了自我重塑的 二难悖反之中。一方面，他们从民间与传统中找寻到了一定的启蒙文化资源，为人性经 由情理激荡进而抵达人格的更新提供了较之过去更为广阔而切实的心理学与人类学的动 力基础；但另一方面，在“重铸民族自我”的旗帜下却只将眼睛盯住“民族”字眼，又 将“民族”进一步狭义为“地域”、“非主流”，以至越来越陷于远古、神秘(如郑义 的《远村》)、偏远(如郑万隆的《异乡异闻》)、超逸现实(如阿城的《棋王》)等审美 趣味，把玩民风民情，偏偏忘记了“自我”重构的重任，本末倒置，最后流于民俗风情 的平面化叙写而半途夭折。李陀“很想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去‘寻根’”，很想“有 一天能够用我的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现达斡尔文 化给我的激动”的真诚“渴望”[15]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一时间，汪曾祺的江苏高邮、 贾平凹的陕西商州、李杭育的“葛江川”等等都成为有名的文坛驿站，却没有成为“民 族自我”的精神故乡，而且呈现越来越偏远的趋势。难怪有人发出下面的诘问：“为什 么一定都要在那少有人迹的村野中、洞穴中、沙漠中而不在千军万马中，日常世俗中去 描写那战斗、那人性、那人生之谜呢?”[16]
向度之二，追逐西方文化，在批判中表现“叛逆的自我”。一群“西化”派作家对现 实呈现出隔离、批判的态度，认为除了西方文明可以作为理想人性的精神营养基外“别 无选择”，因此他们企图割断传统的脐带，义无反顾地走向西方，摘取新的思想理念和 生活观念作为养料，然后向着传统文明勇敢、泼辣地显示出新异的脸孔和身影，正像凯 鲁亚克《在路上》所描述的：“燃烧的一群令人恐惧和颤抖的天使，一路拍翅而来。”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便以“变形”、“荒诞”为武器从表现方法和内容两个层面冲出 重围，向现实世界亮出了叛逆的金翅。音乐学院的大学生率先用敏感的触角撩起了传统 的面纱，用新的价值准则装扮自己的言行和心绪，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展示自我的冲动以 及与现实、传统的彻底决裂中流露出惶惑和不安。继而，《无主题变奏》的主人公便从 对西方新型文明的努力追寻转为退居边缘，以蔑视和嘲讽的姿态批判现实流行观念和人 生价值。这一姿态稍后发展为王朔们躲避崇高、否定价值的“痞子文学”，将叛逆的自 我推向极至，但也因此消解了重塑自我的努力和价值，成为解构启蒙的“新写实”等后 启蒙思潮的先声。
为什么探向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两支精神之旅都没有抵达重塑自我的目的地?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启蒙思潮视角外移，将内在心理层面的“重塑自我”外化为粗线条的“ 文化重建”，随着新的启蒙使命的日益迫切，作家主体内蓄不足、价值观摇摆不定的思 想缺憾渐次凸显。这是自近代启蒙进入中国现代化诉求视野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在表层价值结构上突破传统范式，但是其深层价值内蕴却一直没有 彻底摆脱传统知识分子“文以载道”的人生观、价值观之阴影，关注民族、国家大业， 与以“立人”为内核的启蒙观一直构成一个悖论。对于启蒙而言，关注于“人”的内部 ，达到情、理的有效撞击状态才会产生发展的直接动力，而“民族的解放”乃至民族精 神重构则是一个外在的、间接的力，虽然也能产生推动力，却要弱于前者。如前所述， 情感和理性的相互激荡产生了启蒙的动力，这一动力既推动着启蒙文学的发展，又是启 蒙文学的外在表征和审美景观，因此，当情理有效激荡之时启蒙思潮蔚为大观；而一旦 将视野外化，启蒙思潮便渐渐跌落下来。由于此期启蒙思潮正表现出从“内”而外，由 “个人”而“民族”的转化，刚刚达成的“释放弘扬”、“情理激荡”的有效状态没有 继承发展下来，对意识形态的疏离和现实世界的批判没有导向人性上升的链条，只是变 换了一个花样——继新时期伊始启蒙文学从“政治”层面突围而出之后探向民族传统的&nbs 《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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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曲：“自我”的重构与启蒙人格
如何建构和谐优美的现代人性，怎样重塑充盈着理想人性的自我人格，这是启蒙思想 链条上继“释放弘扬”与“情理激荡”之后必然牵引出的新的哲学命题，也是启蒙文学 思潮新阶段的重要使命。作家们从不同立场出发追寻着人性的光环，渴望重新塑造“自 我”，启蒙思潮由此跌宕分流，呈现出纷繁复沓的声响。作家们“重塑自我”的艺术努 力自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迂回和坎坷。
最初的“自我重构”按两种精神向度展开。向度之一表现为发掘民族文化，重铸“民 族自我”。正如韩少功所言，“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 根不深，则叶难茂”；“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 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4]站在现代立场挖掘民族精神以涵养“民族自我”人格的理想 是有意义的，然其深层内蕴却非如此简单，综观这类文学可见，这一精神向度在时间上 朝向古老历史，在空间上朝向民族地域文化。郑义、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中坚人物 均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作出“规范”、“不规范”之别，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持拒斥态 度，而视非主流的野史逸闻、民间传说、民俗风情、道禅思想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将“ 过去之存”和“别处之存”移至文化边缘地区。这样一来，作家难免陷入了自我重塑的 二难悖反之中。一方面，他们从民间与传统中找寻到了一定的启蒙文化资源，为人性经 由情理激荡进而抵达人格的更新提供了较之过去更为广阔而切实的心理学与人类学的动 力基础；但另一方面，在“重铸民族自我”的旗帜下却只将眼睛盯住“民族”字眼，又 将“民族”进一步狭义为“地域”、“非主流”，以至越来越陷于远古、神秘(如郑义 的《远村》)、偏远(如郑万隆的《异乡异闻》)、超逸现实(如阿城的《棋王》)等审美 趣味，把玩民风民情，偏偏忘记了“自我”重构的重任，本末倒置，最后流于民俗风情 的平面化叙写而半途夭折。李陀“很想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去‘寻根’”，很想“有 一天能够用我的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现达斡尔文 化给我的激动”的真诚“渴望”[15]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一时间，汪曾祺的江苏高邮、 贾平凹的陕西商州、李杭育的“葛江川”等等都成为有名的文坛驿站，却没有成为“民 族自我”的精神故乡，而且呈现越来越偏远的趋势。难怪有人发出下面的诘问：“为什 么一定都要在那少有人迹的村野中、洞穴中、沙漠中而不在千军万马中，日常世俗中去 描写那战斗、那人性、那人生之谜呢?”[16]
向度之二，追逐西方文化，在批判中表现“叛逆的自我”。一群“西化”派作家对现 实呈现出隔离、批判的态度，认为除了西方文明可以作为理想人性的精神营养基外“别 无选择”，因此他们企图割断传统的脐带，义无反顾地走向西方，摘取新的思想理念和 生活观念作为养料，然后向着传统文明勇敢、泼辣地显示出新异的脸孔和身影，正像凯 鲁亚克《在路上》所描述的：“燃烧的一群令人恐惧和颤抖的天使，一路拍翅而来。”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便以“变形”、“荒诞”为武器从表现方法和内容两个层面冲出 重围，向现实世界亮出了叛逆的金翅。音乐学院的大学生率先用敏感的触角撩起了传统 的面纱，用新的价值准则装扮自己的言行和心绪，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展示自我的冲动以 及与现实、传统的彻底决裂中流露出惶惑和不安。继而，《无主题变奏》的主人公便从 对西方新型文明的努力追寻转为退居边缘，以蔑视和嘲讽的姿态批判现实流行观念和人 生价值。这一姿态稍后发展为王朔们躲避崇高、否定价值的“痞子文学”，将叛逆的自 我推向极至，但也因此消解了重塑自我的努力和价值，成为解构启蒙的“新写实”等后 启蒙思潮的先声。
为什么探向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两支精神之旅都没有抵达重塑自我的目的地?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启蒙思潮视角外移，将内在心理层面的“重塑自我”外化为粗线条的“ 文化重建”，随着新的启蒙使命的日益迫切，作家主体内蓄不足、价值观摇摆不定的思 想缺憾渐次凸显。这是自近代启蒙进入中国现代化诉求视野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在表层价值结构上突破传统范式，但是其深层价值内蕴却一直没有 彻底摆脱传统知识分子“文以载道”的人生观、价值观之阴影，关注民族、国家大业， 与以“立人”为内核的启蒙观一直构成一个悖论。对于启蒙而言，关注于“人”的内部 ，达到情、理的有效撞击状态才会产生发展的直接动力，而“民族的解放”乃至民族精 神重构则是一个外在的、间接的力，虽然也能产生推动力，却要弱于前者。如前所述， 情感和理性的相互激荡产生了启蒙的动力，这一动力既推动着启蒙文学的发展，又是启 蒙文学的外在表征和审美景观，因此，当情理有效激荡之时启蒙思潮蔚为大观；而一旦 将视野外化，启蒙思潮便渐渐跌落下来。由于此期启蒙思潮正表现出从“内”而外，由 “个人”而“民族”的转化，刚刚达成的“释放弘扬”、“情理激荡”的有效状态没有 继承发展下来，对意识形态的疏离和现实世界的批判没有导向人性上升的链条，只是变 换了一个花样——继新时期伊始启蒙文学从“政治”层面突围而出之后探向民族传统的&nbs 《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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