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
p; 精神之旅重陷“文化”陷阱，打着“文化与人”的旗帜却愈行愈远，重塑自我的使命被 “文化”热淹没、消解。另外一个原因与此一脉相承，并且对两支精神之旅产生了同样 深刻的影响。两种精神向度非但没有彻底摆脱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且尚未形成现代 化、个人化的思维方式。它们从阶级斗争模式中突围而出后，经过短暂的狂欢重新陷入 了传统/现代、中/西的二元对立模式，这一思维模式决定着其各自的一元化价值立场。 前者以传统文明对抗现代文明，或者津津于传统思想意境的展示(《棋王》等)，或者向 人们描述丧失根性造成的人性枯萎的可怕景观(《爸爸爸》)；后者极力炫耀借重西方观 念批判现实的姿态，越来越狭窄化的视阈丧失了思想、审美张力。在上述两个原因的合 力包围下，前期沸腾一时之启蒙动力内蓄不足，情理激荡的文学景观和审美张力一度陷 入疲软状态。
怎样才能接续启蒙的内力，以完成重塑现代自我这一人性解放的最高使命?一批有识作 家开始突破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思索如何将关注焦点向“内”转，在传统与现代、 中国和西方之间重构文化思想张力，重新达成情理激荡文学景观以推动启蒙思潮向前发 展的问题。王安忆属于较早从机械对立的思维模式中突围而出的作家，她将传统文明的 内核“仁义道德”的圣光框定在一个自足、封闭、僵硬的“小鲍庄”内，对历史、民族 传统文化进行了深思和追问，执著地探寻“仍然屹立着的人生的价值”，其价值立场不 再锋芒毕露，而是混融而迷蒙。她在著名的“三恋”中又以对潜意识尤其是“力必多” 的探询抵入女性的主体性禁区；另一位女作家铁凝则以一个有着原型意味的女性形象“ 大芝娘”(《麦秸垛》)对父权制历史文化传统进行了强烈质疑和否定，引发人们对母亲 、心灵、家园、历史、个人的连绵怀想。男性作家也作出了深切的思考。李锐在《厚土 》中对传统/现代的追问表露出多元化的现代意识，“我们再不应把‘国民性’、‘劣 根性’或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描述当作立意、主旨、或目的，而应当把它们变成血液里 的有机成分，去追求一种更高的文学体现……文学不应当被关在一个如此明确而又僵硬 的框架内，文学应当拨开这些外在于人而又高于人的看似神圣的遮蔽，而还给人们一个 真实的人的处境。在对这个处境的刻骨的体察中，人们不再祈灵于什么，因此而免于跌 进虚妄的失落；由于不再去祈灵于什么，人们也才会更深刻，更真实，也更丰富地体察 到人之所以是人，人之只好是人”。[17]王小波、余华、叶兆言等作家也从传统的光环 中跳将出来，拨开重重遮蔽的“苍老的浮云”，站在个人立场之上对历史进行全新的个 人化解读乃至戏谑地反讽，在解构霸权历史叙事的快感中突显“黄金时代”、“白银时 代”、“青铜时代”的历史本真与深厚感性，重新整合构成现代/传统悖论的内在精神 文化层面与外在审美张力，以此还原人性在跌宕起伏、纷纷杂沓的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 的丰富内涵。其中尤以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格非的《敌人》、《大年》、《青黄》 ，余华的《活着》、《呼喊与细雨》、《一个地主的死》，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吕新的《抚摸》，北村的《施洗的河》等文本最为典型。张炜则更成功而深刻地将 传统/现代的思考浆汁渗入文本之中。如前所述，正是因为在传统、现代之间注入多元 化思考及其内在主体性矛盾从而使作家的审美心灵踏上了不断上升的人性的链条，这也 使得《古船》成为启蒙进程第二部曲飞跃到第三部曲的过渡性文本。一代思索者的代表 隋抱朴把自己关在小磨房里，苦苦追思传统和现代、道德和人性的关联，追问人应该何 去何从，怎样驱除人性丑恶的一面，涵养优美的人格：“人要好好寻思人。人在别处动 脑筋造出了机器，给马戴上了笼头，这都不错，可是他自己怎样才能摆脱苦难?他的凶 狠、残忍、惨绝人寰都是哪个地方、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在这里，传统和现代文明的 任何一方都不单独具备重塑自我的最终合法性和权威性。他通过个体对历史苦难的悲悯 和体认，发现历史的暴虐本性，认识到历史制造者自身的深重罪孽，进行赎罪的内省， 并转入了道德形而上的思考，试图让人们在道德的自我完善中走向启蒙的目标——自由 的自我，从而为自我重塑提供了新的价值规范。不过，隋抱朴虽然是一个饱满而丰厚的 启蒙思考者的形象，他的意义在于他永恒的思索，可是他的局限也在于永恒思索的姿态 。因为要实现自我重构，完成现代人格的新生，还必须从痛苦的黑房子破茧而出，不停 地寻找新的天地。
早在《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扎西达娃就赋予贝塔不倦行走的意志和品格，夸父逐 日般渴求着灵肉统一、情感和谐的“家园”。正如张承志所坚信的，“总会有人上路， 哪怕彼此听不见足音，哪怕每一个都以为自己孤独一身。”(《荒芜英雄路》)他以《北 方的河》、《金牧场》等文本诉说着“在路上”的姿态，在《黑骏马》中则首先预示了 这种历史性突破。《黑骏马》描写那个充满古老原型意味的悲剧故事的同时，不期然中 触及并解决了一个重大的主题，即如何在中西古今多元文化碰撞中重塑人性自我的问题 。评论界一般认为白音宝力格始终陷于古今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似乎他的“出走—归 来—出走”是一个永远循环的悲剧围城。我却认为，这仅仅是表面化的情绪化的现象， 其背后隐藏着一个人性上升、自我重塑的“三部曲”，它已经帮助主人公走向了新生。 他的出走，其发端表面看来是索米娅被辱失贞，事实上从白音宝力格第一次离开起就注 定了这样一个必然的分裂，这是古老文化内部的分裂，或者说，是索米娅的失贞为白音 宝力格探求现代文明的欲望找到了一个“合法性”的理由。他似乎是“必须”这样做， 以完成一个与传统意识分离的过程。这是他获得新生的第一步。但出走之后他心头一直 萦绕着索米娅的身影， 《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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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接续启蒙的内力，以完成重塑现代自我这一人性解放的最高使命?一批有识作 家开始突破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思索如何将关注焦点向“内”转，在传统与现代、 中国和西方之间重构文化思想张力，重新达成情理激荡文学景观以推动启蒙思潮向前发 展的问题。王安忆属于较早从机械对立的思维模式中突围而出的作家，她将传统文明的 内核“仁义道德”的圣光框定在一个自足、封闭、僵硬的“小鲍庄”内，对历史、民族 传统文化进行了深思和追问，执著地探寻“仍然屹立着的人生的价值”，其价值立场不 再锋芒毕露，而是混融而迷蒙。她在著名的“三恋”中又以对潜意识尤其是“力必多” 的探询抵入女性的主体性禁区；另一位女作家铁凝则以一个有着原型意味的女性形象“ 大芝娘”(《麦秸垛》)对父权制历史文化传统进行了强烈质疑和否定，引发人们对母亲 、心灵、家园、历史、个人的连绵怀想。男性作家也作出了深切的思考。李锐在《厚土 》中对传统/现代的追问表露出多元化的现代意识，“我们再不应把‘国民性’、‘劣 根性’或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描述当作立意、主旨、或目的，而应当把它们变成血液里 的有机成分，去追求一种更高的文学体现……文学不应当被关在一个如此明确而又僵硬 的框架内，文学应当拨开这些外在于人而又高于人的看似神圣的遮蔽，而还给人们一个 真实的人的处境。在对这个处境的刻骨的体察中，人们不再祈灵于什么，因此而免于跌 进虚妄的失落；由于不再去祈灵于什么，人们也才会更深刻，更真实，也更丰富地体察 到人之所以是人，人之只好是人”。[17]王小波、余华、叶兆言等作家也从传统的光环 中跳将出来，拨开重重遮蔽的“苍老的浮云”，站在个人立场之上对历史进行全新的个 人化解读乃至戏谑地反讽，在解构霸权历史叙事的快感中突显“黄金时代”、“白银时 代”、“青铜时代”的历史本真与深厚感性，重新整合构成现代/传统悖论的内在精神 文化层面与外在审美张力，以此还原人性在跌宕起伏、纷纷杂沓的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 的丰富内涵。其中尤以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格非的《敌人》、《大年》、《青黄》 ，余华的《活着》、《呼喊与细雨》、《一个地主的死》，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吕新的《抚摸》，北村的《施洗的河》等文本最为典型。张炜则更成功而深刻地将 传统/现代的思考浆汁渗入文本之中。如前所述，正是因为在传统、现代之间注入多元 化思考及其内在主体性矛盾从而使作家的审美心灵踏上了不断上升的人性的链条，这也 使得《古船》成为启蒙进程第二部曲飞跃到第三部曲的过渡性文本。一代思索者的代表 隋抱朴把自己关在小磨房里，苦苦追思传统和现代、道德和人性的关联，追问人应该何 去何从，怎样驱除人性丑恶的一面，涵养优美的人格：“人要好好寻思人。人在别处动 脑筋造出了机器，给马戴上了笼头，这都不错，可是他自己怎样才能摆脱苦难?他的凶 狠、残忍、惨绝人寰都是哪个地方、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在这里，传统和现代文明的 任何一方都不单独具备重塑自我的最终合法性和权威性。他通过个体对历史苦难的悲悯 和体认，发现历史的暴虐本性，认识到历史制造者自身的深重罪孽，进行赎罪的内省， 并转入了道德形而上的思考，试图让人们在道德的自我完善中走向启蒙的目标——自由 的自我，从而为自我重塑提供了新的价值规范。不过，隋抱朴虽然是一个饱满而丰厚的 启蒙思考者的形象，他的意义在于他永恒的思索，可是他的局限也在于永恒思索的姿态 。因为要实现自我重构，完成现代人格的新生，还必须从痛苦的黑房子破茧而出，不停 地寻找新的天地。
早在《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扎西达娃就赋予贝塔不倦行走的意志和品格，夸父逐 日般渴求着灵肉统一、情感和谐的“家园”。正如张承志所坚信的，“总会有人上路， 哪怕彼此听不见足音，哪怕每一个都以为自己孤独一身。”(《荒芜英雄路》)他以《北 方的河》、《金牧场》等文本诉说着“在路上”的姿态，在《黑骏马》中则首先预示了 这种历史性突破。《黑骏马》描写那个充满古老原型意味的悲剧故事的同时，不期然中 触及并解决了一个重大的主题，即如何在中西古今多元文化碰撞中重塑人性自我的问题 。评论界一般认为白音宝力格始终陷于古今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似乎他的“出走—归 来—出走”是一个永远循环的悲剧围城。我却认为，这仅仅是表面化的情绪化的现象， 其背后隐藏着一个人性上升、自我重塑的“三部曲”，它已经帮助主人公走向了新生。 他的出走，其发端表面看来是索米娅被辱失贞，事实上从白音宝力格第一次离开起就注 定了这样一个必然的分裂，这是古老文化内部的分裂，或者说，是索米娅的失贞为白音 宝力格探求现代文明的欲望找到了一个“合法性”的理由。他似乎是“必须”这样做， 以完成一个与传统意识分离的过程。这是他获得新生的第一步。但出走之后他心头一直 萦绕着索米娅的身影， 《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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