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
>近年来，随着现代、后现代文化语境分析、探讨的进一步深入，人性问题日益从形形 色色的伦理、道德、民族、政治等文化现象背景中显影而出，其作为启蒙文学思潮核心 脉络的历史作用及发展意义更趋凸显。新时期文学无疑是“五四”文学以来又一次伟大 的启蒙高潮，对二者之间的承接与超越性学界已积累了许多成果。这些研究大都侧重于 从冲破思想禁锢、追求个性解放等较普泛的层面加以论述，而较少在更深层次的逻辑理 路上梳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变异性。根据笔者的理解，文学上的启蒙精神，其哲学 基础是唯人主义的人学本体论，它的使命在于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叩问，对真与善 、爱与美的智慧永远追求，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理性主义倾向与终极关怀的性质 。作为文学启蒙的逻辑前提，历史带给新时期与“五四”的文化障碍及由此激发的思想 反弹力量，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对于“五四”文学来说，“救亡”的时代主题与“立人 ”的启蒙任务是以胶着的状态纠缠在一起的，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形而上层面上的人性开 掘受到过多的救亡与革命因素的干扰，纯粹的唯人主义的人学本体论难以建立起来。时 至70年代末，民族危亡问题退居其次，民族内部的政治/文化问题凸显，在经历了短暂 的社会/政治学层面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文化/人性层面的现代转型很自然地成为启蒙主 义思潮回归与嬗变的首要主题。尽管这一层面的激扬与上升的过程并非一目了然，更有 迂回曲折，但它在新时期前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仍是有迹可寻的。有鉴于此，本文无意于 对“五四”与新时期启蒙文学进行全面的比较，而主要试图从人性意识之演进的角度重 新解读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价值及其蕴含的理性内涵。具体说来，启蒙文学的上升之路大 致经历了由浅入深的三个步骤，可以人性解放“三部曲”称之。(注：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所谓“三部曲”特指思想逻辑层面的深化过程，而非自然的时间流程，因而它与文 学史的历时性顺序并不一致；而本文所论启蒙思潮主要限于对创作文本的解读，因之与 美学思潮、理论思潮亦有差异。)
第一部曲：“欲”的释放弘扬与启蒙原动力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卢梭说这句话“比伦 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1](p.62)。经过十年民族灾难的中国人 对此应该深有体味，认识自我，改造非我，在非人的环境中保持人的天性和价值有多么 重要，又有多么艰难。因此人们更加迫切地寻找重返“五四”启蒙精神域场的路径，渴 望重新踏上寻找自我、建构合理现代人性的现代化征途。“我是一个人，我应该有个人 的尊严”(靳凡《公开的情书》)，黑暗中这急切的人的呼叫涓涓潜流为“重放的鲜花” 那一脉珍贵的人性源头，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奠定了思想的足音。
噩梦初醒，阶级利刃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创伤犹在，血泪未干，人们急不可待地在天幕 初启的那一抹曙光的照耀下检视累累伤痕。文学遭受久久压抑、扼杀之后所积聚的力量 在此刻突破、喷发，爆裂出一幕幕家庭悲剧、英雄悲剧、青少年悲剧、知识分子悲剧、 知青悲剧、农民悲剧等等，建构起一个大型的悲剧舞台，真实而多侧面、多角度地再现 了“人群很快就变成狼群，整个社会变成庞大的疯人院”[2](p.433)这样一种人性沦丧 的恐怖社会现实。不过，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决定此期文学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伴生 现象，其重要功能在于民众情绪的抒泻和人民意愿的表露，个人的伤痕被视为国家的伤 痕，文学的社会批判价值置于艺术审美价值之上，泪水遮住了眼睛，呈现出政治/社会 化启蒙大于文化/心理启蒙、思想情绪启蒙大于语言本体启蒙的历史缺陷，缺乏一种更 为深广的历史感和更为深邃的文化感，因此大部分“伤痕”创作只能说是启蒙文学的序 曲阶段。
稍后的文学作品经过这番怒潮狂涛之后增强了思考力度，希求对民族悲剧的历史成因 进行追问，个人关怀有所加强。不少文本揭示出现代迷信、极“左”思潮乃是酿成人性 悲剧和社会悲剧的思想根源，而《李顺大造屋》等文本追思的历史跨度还要久远，从小 人物的命运中折射出深刻丰富的人性内涵。在此基础上，还有不少作品不约而同地将民 族反思和个人忏悔结合起来。“反右”斗争和“文革”都是民族性的灾难和悲剧，而民 族又是由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人在民族悲剧中都是受害者，但也有人迫于外力或 者自身人格的萎缩成为伤害他人的人，受害者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这场灾难的不断升级之 中，这种反思使得作品的人性关怀得以延伸，并且与“五四”启蒙思潮取得了历史性呼 应。冯骥才的中篇《啊!》的主人公吴仲义在非人的境遇中丧失了人的理性和尊严，杯 弓蛇影，陷入恐慌，以致害人害己酿成悲剧，令人不由想起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和鲁迅 笔下的祥林嫂。金河的《重逢》、韦君宜的《洗礼》等则通过平反复职后的老干部的反 省乃至痛苦忏悔深化了这一反思的精神意向，“受了刑的我，不能不想到我亦曾刑人” (《洗礼》)，仿佛狂人深思“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一般。《芙蓉 镇》(古华)、《人到中年》(谌容)、《西线轶事》(徐怀中)、《西望茅草地》(韩少功) 等则在向社会索要人的价值的精神向度上更趋深入和多元。不过，上述作品固然增加了 反思的力度，其社会/政治学的视野较之“伤痕”类文学也趋于开阔，但却未能进一步 充分注入鲜活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尤其在人性层面上小心翼翼，难以直逼其真实的源 头。与此互为印证的一个现象是，此时文化思想界的主潮尚限于重读和“回归”马克思 主义，而对西方启蒙哲学、现代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等人学思想心存犹疑。所以笔者认& 《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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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曲：“欲”的释放弘扬与启蒙原动力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卢梭说这句话“比伦 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1](p.62)。经过十年民族灾难的中国人 对此应该深有体味，认识自我，改造非我，在非人的环境中保持人的天性和价值有多么 重要，又有多么艰难。因此人们更加迫切地寻找重返“五四”启蒙精神域场的路径，渴 望重新踏上寻找自我、建构合理现代人性的现代化征途。“我是一个人，我应该有个人 的尊严”(靳凡《公开的情书》)，黑暗中这急切的人的呼叫涓涓潜流为“重放的鲜花” 那一脉珍贵的人性源头，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奠定了思想的足音。
噩梦初醒，阶级利刃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创伤犹在，血泪未干，人们急不可待地在天幕 初启的那一抹曙光的照耀下检视累累伤痕。文学遭受久久压抑、扼杀之后所积聚的力量 在此刻突破、喷发，爆裂出一幕幕家庭悲剧、英雄悲剧、青少年悲剧、知识分子悲剧、 知青悲剧、农民悲剧等等，建构起一个大型的悲剧舞台，真实而多侧面、多角度地再现 了“人群很快就变成狼群，整个社会变成庞大的疯人院”[2](p.433)这样一种人性沦丧 的恐怖社会现实。不过，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决定此期文学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伴生 现象，其重要功能在于民众情绪的抒泻和人民意愿的表露，个人的伤痕被视为国家的伤 痕，文学的社会批判价值置于艺术审美价值之上，泪水遮住了眼睛，呈现出政治/社会 化启蒙大于文化/心理启蒙、思想情绪启蒙大于语言本体启蒙的历史缺陷，缺乏一种更 为深广的历史感和更为深邃的文化感，因此大部分“伤痕”创作只能说是启蒙文学的序 曲阶段。
稍后的文学作品经过这番怒潮狂涛之后增强了思考力度，希求对民族悲剧的历史成因 进行追问，个人关怀有所加强。不少文本揭示出现代迷信、极“左”思潮乃是酿成人性 悲剧和社会悲剧的思想根源，而《李顺大造屋》等文本追思的历史跨度还要久远，从小 人物的命运中折射出深刻丰富的人性内涵。在此基础上，还有不少作品不约而同地将民 族反思和个人忏悔结合起来。“反右”斗争和“文革”都是民族性的灾难和悲剧，而民 族又是由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人在民族悲剧中都是受害者，但也有人迫于外力或 者自身人格的萎缩成为伤害他人的人，受害者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这场灾难的不断升级之 中，这种反思使得作品的人性关怀得以延伸，并且与“五四”启蒙思潮取得了历史性呼 应。冯骥才的中篇《啊!》的主人公吴仲义在非人的境遇中丧失了人的理性和尊严，杯 弓蛇影，陷入恐慌，以致害人害己酿成悲剧，令人不由想起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和鲁迅 笔下的祥林嫂。金河的《重逢》、韦君宜的《洗礼》等则通过平反复职后的老干部的反 省乃至痛苦忏悔深化了这一反思的精神意向，“受了刑的我，不能不想到我亦曾刑人” (《洗礼》)，仿佛狂人深思“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一般。《芙蓉 镇》(古华)、《人到中年》(谌容)、《西线轶事》(徐怀中)、《西望茅草地》(韩少功) 等则在向社会索要人的价值的精神向度上更趋深入和多元。不过，上述作品固然增加了 反思的力度，其社会/政治学的视野较之“伤痕”类文学也趋于开阔，但却未能进一步 充分注入鲜活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尤其在人性层面上小心翼翼，难以直逼其真实的源 头。与此互为印证的一个现象是，此时文化思想界的主潮尚限于重读和“回归”马克思 主义，而对西方启蒙哲学、现代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等人学思想心存犹疑。所以笔者认& 《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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