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的抗英政策及其思想

　　让我们一面考虑国家财政上的限制成为阻碍抗英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一面承接上节，转而考察强化广东防卫方面的(c)点。 
　　首先，关于在虎门的横档山前方海面设置了铁链木排这件事，在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6月10日)到京的林则徐的《覆奏查察虎门排链炮台折》〔46〕和同年六月二十七日(8月6日)到京的邓廷桢等的上奏〔47〕中有详细的叙述。据这些奏折所说，从横档海面的西北到东南，敷设了2道(三条)木排(＝筏)和铁链，于该年四月二十七日(6月8日)竣工。其规模：第1道，大排36排，大链309丈多；第2道，大排44排，大链372丈。以木排、铁链在海口设防，构成林则徐守战的战略方针的重要一环。但这不是他的创始，而是在他到任以前，两广总督邓廷桢与水师提督关天培筹划，在添设炮台的同时，从道光十八年十月到十九年三月，由洋商伍绍荣等捐银10万两而急速完工的。 
　　再就是炮台的添设。邓廷桢在创设木排铁链的同时，在横档岛添设大炮台1座，安放大炮60位。由于道光十五年镇远、横档、大虎各炮台添铸的大炮是七八千斤的，故新设炮台的大炮当大体上一样。敷设木排铁链和添设炮台，是以1834年9月(两广总督卢坤任内)律劳卑率2只英国军舰侵入虎门事件、1838年7、8月(两广总督邓廷桢任内)马他仑率3只英国军舰来粤投书事件为契机的防卫措施〔48〕，试图以木排铁链阻碍外国军舰闯入虎门水道，使其失去行动自由，各炮台乘机连续以大炮轰击，通过两者相互为用而使夷船化为“灰烬”〔49〕。邓的这些措施，几乎全都出自水师提督关天培的建议。林则徐奉皇帝之命查察邓等的措施的实情与效用时，在覆奏中说这些措施“于海防实属有益”，予以全面支持，而且赞扬关天培倾全力于排链、炮台、躬亲督造，认为今后也应遵循关所定的章程〔50〕。因而，可以说林的海防措施基本上是对关的海防措施的继承。 
　　但是，对于积极探查西方情况而且面临英军的“炮利船坚”的林则徐来说，应该怎样对付英军所恃的近代武器，不能不成为服务于抗英的强化广东防卫的当务之急。他在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一日到京的上奏〔51〕中说：“即如炮位一项，洋面师船所用，必须三四千斤以上而制造又极精巧者，以之抵御夷炮，方可得力；若炮台所安之炮，竟须七八千斤至万斤以上，方能及远。”又在同年七月初四日(8月1日)到京的《英夷续来兵船情形片》〔52〕中说：“所有虎门各炮台，先已添建增修，与海面所设两层排链，相为表里。犹恐各台旧安炮位，未尽得力，复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及他夷精制之生铁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务使利于远攻。”从这些上奏可以再度确认，林强化广东防卫最着重之点在于大炮。但在把重点放在为强化广东防卫而在炮台上增设较原设旧式大炮优越的西方大炮的同时，对于师船，他也强调了使其“炮利”这一点，而对“船坚”却没有太多地注意。据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九日(8月16日)到京的邓廷桢的上奏〔53〕，即使是最大的师船也“皆不敌夷船十分之五”，“船之大者，配炮不过八门，重不过二千余斤”，故“船炮之力实不相敌也”。对照这个事实来看，可以推想，对林来说，“船坚”的实现比起“炮利”是更为困难的问题。 
　　不过，他很早就注意研究“船坚”问题，这从前面提到的他向杨芳的进言的内容就可明瞭。关于“外海战船”，他认为“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他说“上年曾经商定式样，旋因局面更改，未及制办，其船样尚存虎门寨，如即取来斟酌，赶紧制造，分别购料，多集匠人，大约四个月之内可成二十船。以后仍陆续造成，总须有船一百只，始可敷用。此系海疆长久之计，似宜及早筹办”〔54〕。为了与英方的“船坚”相抗衡，他准备自己设计、制造“坚厚战船”。据魏源说，林则徐离开广东时，携带了战船图式8种，其中之一就是车轮船图〔55〕。而且，林到浙江之后，曾就造船问题，同已经着手建造船舰的浙江县丞龚振麟等共同进行过反复讨论〔56〕。 
　　他对于“船坚”的关心，在道光十九年十一月末至十二月初(1840年1月初)从美国人那里购入“甘米力治”号这件事上就已经显示出来了。“甘米力治”号是一只1060吨的美国商船，船长道格拉斯(Joseph Abraham Douglas)看到英国人在广东的困境，便将该船改装为辅助舰，1839年6月7日到达澳门，以保护英船受义律之雇，在近两个半月中，从事保护英国商船队的任务。后来，卸下船上的炮卖给英国当局，接着又以10700镑转卖给美国旗昌洋行，改名为“吉赛皮克”〔57〕。《道光洋艘征抚记》中记载林以其为式使兵士演习攻击英国舰船之法。不仅这样，就如乌涌炮台陷落(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七日-1841年2月27日)后不久，英国武装汽船“复仇神”号的霍尔船长(Captain Hall)所说：“甘米力治”号一共装载了34门英制大炮，我们知道中国方面是怎样作了很好的交战准备而感到吃惊。大炮之整齐简直无话可说，灭火用的铁水桶装配在甲板各处，弄得很有条理”〔58〕。林则徐把它变为“中国海军中最早的外国造军舰”，以备海上交战。再，据当时从军的英国军官宾汉说，林在“甘米力治号”之外，还购入了2只25吨的纵帆船和1只外轮小火轮〔59〕。因而，我认为“在有些西方人看来，林为了驱逐侵略者已在筹建新式海军”〔60〕的论断，不一定是言过其实的。 
　　但林在为抗英而谋求“船坚炮利”当中，经费问题仍然是贯彻始终的大障碍。他在前引五月十一日(6月10日)到京的奏折中说：“筹措经费，实为首务”，进而考虑到洋商的捐输烦琐，终于明确规定拿以输出茶叶为对象的“行用银”来充当经费。这样一来，由于国家财政的限制，林强化广东防卫的措施中用于水勇、大炮、战船的巨额经费就几乎全部都要依靠洋商了。但是，洋商的捐输是有限度的，既然如此，那么林积极的抗英政策很自然地就不能不与国家财政产生深刻的矛盾。尽管这样，就林来说，在清朝唯一通商口岸的广东，他还是能够依赖以洋商(广东十三行这样的特权大商人)为主、包括盐商、潮州客商等在内的商人。而在沿海其他各省，期待有同样的抵抗主体与经济背景则是几乎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前面《道光洋艘征抚记》的概括上，对(d)、(e)一并进行论述吧。这两点都应对照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9月18日)到京的《英逆兵船续筹剿堵片》。该片反映了欲与在广东外洋的6只英国军舰、20余只英国商船的劫掠相对抗的积极姿态，通过它，可以理解林所造成的广东防卫态势在最高潮中的状况。 
　　林除从水师各营召集大号米艇20只、红单船20只、雇来拖风船26只、选拔配备士兵外，还募集选拔水勇千余名，配备大炮、火药和器械之类，每日督促训练，作好攻战准备。另外，买了大船20余只备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如技艺均已精熟，即择日整队，令其全出大洋，并力剿办”的作战打算；同时在澳门的关闸地方，将兵勇千余名加强为官兵2千名，以当巡防之任。据他说，“沿海陆路先后调防兵勇，已及八千名，布置俱甚联络”〔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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