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的抗英政策及其思想

应该注意，他说“如技艺均已精熟，……令其全出大洋……”，而且，他在同年九月十八日(10月13日)到京的《关闸地方矾石洋面叠将逆夷击退折》〔62〕中说：“鼓励各船兵勇，整队出洋，探踪迎击”。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从守战向海上进攻的战略性变化。这种变化，受到了已被对林的不信任与激怒所支配的皇帝的严厉斥责：“既称不值与海上交锋，何以此次又欲出洋剿办，前后自相矛盾？”〔63〕对此，林辩解说：“(英国舰队入寇定海以前)尚无猖獗情形，因而奏请不与海上交锋，欲令穷而自返。迨七月间，始闻该夷有攻占定海县城之事，是则逆情显著，凡有血气，靡不愤切同仇。维时臣所添雇之拖风红单等船，炮械军火适已备齐，而所团练之水勇，技艺亦渐熟于前，冀足以助舟师声势”〔64〕。根据这番辩解，海上交战是以英国对中国领土的直接侵略为契机的，是集全中国力量进行坚决抵抗的一环，而且，它要通过加强防卫力量的实绩和自信才成为可能。七月二十四日(8月21日)到京的《英夷兵船移泊校椅沙情形片》〔65〕和前引《关闸地方矾石洋面叠将逆夷击退折》最明确地反映了这种关系。因而，前述林的言行中可以看到的从守战向海上交战的战略性变化，决不是无主见的战略转换，皇帝按形式逻辑而斥之为“矛盾”，是不妥当的。林的服务于抗英的“守战”，决非单单限定于加强防卫，其战略方向是向海上交战发展。 

　　　　　　四、采用近代武器与批评皇帝 

　　以上，试就林则徐所进行的强化广东防卫的诸方面作了若干考察。林对于强化防卫的成果是自负的：“广东无隙可乘”，同时对于英国舰队越广东北上感到忧虑，奏请皇帝加紧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各省海口的防御〔66〕。事态的演变，就如他所预测的那样展开了。这一点一定是林则徐被称为“天才的预言家”的原因。但结果却是清廷屈服于英国舰队的威力而转向主和政策，于是，在清朝权力内部站在他的对立面、被人们目为所谓投降派代言人的琦善登场了。 
　　在此，须再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 
　　该片的第二要义在于： 
　　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圣人执法惩奸，实为天下万世计，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早已包藏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矣。 
　　也就是说，林借托尧、舜，强调禁绝鸦片的绝对正当性，揭露英国的祸心，促使与其针锋相对。基于这种逻辑，他提到了自己在缴烟、销烟上获得的成功与要求具结的妥当性及成果，明确指出对顽抗到底的英国停止贸易是奉皇帝之命采取的措施，要求对无视以上一切的英国“非惟难许通商，自当以威服叛”。在这里，虽有他为自己辨解的一面，但贯穿始终的是关于禁绝鸦片与彻底抵抗英国侵略的深沉的倾诉。同时还应该指出，这种倾诉也是对“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的言论的反驳。该言论显示出将英国舰队的入侵归咎于林的抵抗政策的动向，在此当然就不得不正视反对林的抵抗政策的主和派的抬头了。既然情况是这样，那么，就主和派的立场而言，在反对林这一点上，可以接受英方的抗议。然而，主和派的这种对英妥协，不是很快就与清朝放弃禁烟政策联系起来了吗？如果认为这个过程是必然的，那么，林的抗英就完全归于失败了。果真情况是这样的话，就应问：把主和派推向对英妥协的决定性契机是什么呢？对此，从林不得不说到的这番话的意思中就可以明白： 
　　第恐议者以为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手，与其旷日持久，何如设法羁縻？ 
　　这番话不外是对企图向英妥协的主和派的激烈批判。同时，其中又指出了主和派对英妥协的决定性契机是英国的“炮利船坚”。然而，即使对英妥协，也决不会达到问题的根本解决。林接着说道： 
　　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 
　　在此，如通常人们所说的那样，反映了对于英国侵略的本质与后果的透彻的认识。 
　　然而，批驳主和派，就要牵涉到“克之以威”有何可行办法的问题。该片第三要义即在于此，它也就是这样一段提议： 
　　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且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中略)……但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 
　　这段提议的意义极为重要。如笔者曾言及的〔67〕，其要旨在于：(一)军舰、大炮是海防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二)制炮造船的经费应由广东海关丰饶的税收充当。 
　　如前面所考察的那样，“(一)”是林在强化广东防卫中最大的课题，其追求目标不外是英国的“炮利船坚”，也就是近代武器。积极采用近代武器，在形式上，与后来洋务派对军事工业的要求是共同的。但是，林则徐这样做，志向在于彻底抵抗侵略，这是与洋务派大相径庭的。 
　　话不说远，总之这里显示出把“炮利船坚”作为抗英不可缺少的手段这一林则徐的根本认识。而且，作为向仍然只以旧的“中华主义”式的对西方认识的尺度衡量抗英的具体措施的皇帝的提议，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划时代的。 
　　“(二)”论及实现“炮利船坚”所需经费的问题。如前面所见，阻碍林则徐抗英的重要因素即在于此。自然，他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解决。但是，他关于经费的建议，不能不被“一片胡言”这激怒的朱批所拒绝，因为这里有林的建议的“革命的特性”〔68〕的问题。这个问题，从下述情况中就可以明白：“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何至尚形棘手”等语，听起来自然有向皇帝强烈要求其承担义务、追究其责任的意思；此外，如果考虑到粤海关监督是由皇帝特别简任的，海关税收要充作向北京宫廷的贡献，那么，谈论海关税收的用途云云，就不外是指责皇帝的私仆以至于皇帝自身了；加之，专制权力者视海关税收为私利的认识，同林视皇帝私得海关税收为不合法、认为它转为加强国防之用是理所当然的抵偿的认识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因而，他采用近代化武器——实现军备近代化——的提议，对皇帝来说不屑一顾而最终被完全否定了。 
　　但是，林则徐把“炮利船坚”——近代武器——视为抗英所不可缺少的条件的认识和他要达到这个目标的志向，就是在他被革职以后也丝毫未变，毋宁说似乎反而变得更加坚定了。这也就象他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初致友人吴子序的信〔69〕中所说的： 
　　忆前年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冒昧上陈。倘彼时得以制办，去秋浙中尚可资以为用。今燎原之势，向迩愈难，要之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

《林则徐的抗英政策及其思想(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