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的抗英政策及其思想

划，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况目前驱鳄屏鲸，舍此曷济。……(中略)……惟仆此时宜亟守口如瓶之戒，而于志趣相合者，忽又倾吐于不自禁，极自悔其愚妄，然转思爱注之深，究不可以自匿，惟祈密之，切勿为外人道也。 
　　再，道光二十二年八月(1842年9月)在谪戍伊犁途中，他写信给有深交的姚春木、王冬寿〔70〕说： 
　　窃谓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中略)……徐前年获谴之后，尚力陈船炮事，若彼时专务此具，今日亦不至如是棘手。……(中略)……徐之缕此事，亦正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 
　　通过这些给有亲密关系的人们的信中赤裸裸的言论，我们必须再次确认这样一点：林依然强烈地希望为抵抗外国侵略而实现军备的近代化。同时，这些信中也表明了对皇帝全然无视林所提积极促进军事近代化建议的强烈不满。这些言论可以理解为对皇帝的一种批评。 

　　　　　　五、依靠民众和守战论的归结——代结论 

　　最后，须再谈一下前面留下的问题：成为林则徐抗英的特征的依靠民众思想。 
　　如前所述，林则徐基于守战这一基本战略方针，在进行依靠乡勇的陆地捕捉战、依靠水勇的火攻进而海上交战时，充分估计了民众对英的敌视感，对他们加以组织、训练，推进了陆上和海上的游击活动。他到广东上任后不久，要求外国商人缴出鸦片和具结，当时他告诉这些外国商人：“号召民间丁壮”，“足制其命”〔71〕，表明了要汇合民众的敌忾情绪、与民众结为一体完成禁烟使命的态度。以后在他任职期间对鸦片战争的全局筹划以及在他被革职以后，他的依靠民众的思想一贯保持不变。 
　　研究依靠民众的思想，需要一并考察两个方面：林则徐对民众认识的特点是怎样的？同时，民众方面对林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 
　　首先，林是怎样评价民众力量的呢？典型地反映这一点的一个例子是前引《烧毁匪船以断接济折》中的一段话： 
　　盖粤洋渔船疍艇之多，几不可以数计，其人贪利亡命，无不远赴外洋。 
　　还有： 
　　臣等再四思维，惟有以奸治奸，以毒攻毒。 
　　他认识到渔民、疍民等“非法”分子有不惧风涛之险而远赴外洋的勇气与能力，同时，由于毕竟是清朝的官僚，他也认为他们对于权力体制来说是作乱的奸民，是毒害。特别是在向皇帝报告的时候，他常常用到“奸”、“毒”这样的词语。 
　　但是，另一方面，林还是把那些“非法”分子当作“民人”，积极地雇为水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林在这里是基于把他们视为“奸”与“毒”这种治者——统治阶级——的传统认识之上，但还有这样的认识前提：肯定这是“治奸”、“治毒”的有效办法，要加以利用；而这种场合的“奸”与“毒”，无疑则是侵略中国的渠魁一一英军。因而，“以奸”、“以毒”中所指的“非法”分子，从所谓以体制方面为重的观点来说，是决不能容许的，但若站在以抵抗侵略为重的立场，就应该对他们的突出的力量予以积极的评价。这样的认识，当是由国家、民族的危机超过了统治体制的危机这种危机感决定的。从这种认识出发，林在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1840年9月24日)发的《议覆团练水勇情形折》〔72〕中，通过“粤东渔人疍户，以及滨海居民，多以采捕为生，不畏风涛之险，土人所称为水鬼者，随在有之”这段话，表示了重视民众的勇气与技能的态度。不过，林则徐也不是无条件地接受民众的力量以作为抗英的战斗力。如该片所说，他采取了亲自实际调查的方法，曾雇募他们，让其演试潜水技能，知“亦仅能于内洋浅港，往来凫泛，求其深泅数丈，潜伏多时者，实乏其人”。而且，就象“雇用此辈，流弊亦多，权宜虽在暂时，而驾驭必须得法”这番话所表明的，他希望知悉他们的弱点，而在利用的办法上，也希望慎重从事。 
　　在象这样对民众力量加以辨别的基础上，林则徐在前引致姚春木、王冬寿的信中，高度估计了福建漳州、泉州、汀州三郡的民船、商船的力量，说从这些地方募集的水勇是“敢死之士”，“缘其平日顶凶舍命，有死无生，今以重资募其赴敌，尚有生死两途，必能效命”；他对官府控制外的民众的惊人力量给予极高的评价，强调“为今之计，战船制造不及”，必须雇用他们进行抵抗。 
　　从林则徐的上述言论中可以看到，他在为抗英而采用近代武器的建议被拒绝之后，是从足以信赖的水勇的突出力量中寻求攻击战术的最后依靠的。 
　　在另一方面，民众对于林则徐的反应怎么样呢？道光十九年九月初五日(11月11日)到京的《会奏巡阅澳门情形折》〔73〕中说：“臣等沿途察看”，“华民扶老携幼，夹道欢呼”。再，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五日(10月20日)林被革职的消息传来时，广东的绅士、商人们送给他的颂牌，其中可以看到“民沾其惠，夷畏其威”、“勋留东粤、泽遍南天”、“宽裕温柔”、“发强刚毅”〔74〕等颂辞，对林的惜别敬慕心情是可以充分理解到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在就任广东的整个时期，得到了民众巨大的尊敬。林之所以深孚众望，是由于他到广东上任之前，就专心研究与民众的生活直接相关的实际政治问题，倾全力以济民困。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有论及〔75〕，故在此从略。应该说，对他的抗英来说，使他与民众的联合成为可能的条件已经准备好了。 
　　象这样，在他依靠民众进行抗英的过程中，未能具备近代武器这一不可缺少的条件，他的抗英措施进而归于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他寄希望于什么样的守战呢？ 
　　在前引致姚春木，王冬寿的信中，他说： 
　　倘被久踞，则恢复之策，扼要首在荆、襄，须连结秦、蜀以为之。 
　　也就是说，他把处于中国腹地的湖北、陕西、四川设想为抗英的根据地，描述了继续抵抗到最后的战略。这种战略设想，经过约百年的时间，不意在20世纪30年代由中国国民党军队、继而在40年代由中国共产党军队共同在对日战争中实现了。可以说，林则徐的“守战”——“持久战论”——在现代复活了，它象是一根链条贯穿于中国近代历史中。 
　　

         注释： 
　　〔1〕曾田涉的《西学东渐与中国》(岩波书店，1979年2月)、小岛晋治的《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与思想》(研文出版，1978年3月)和《从亚洲看到的近代日本》(亚纪书房，1978年11月)。 
　　〔2〕《林文忠公政书·两广奏稿》第4卷。 
　　〔3〕《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4月)：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九日、九月初六日条。 
　　〔4〕《林文忠公政书·两广奏稿》第1卷。 
　　〔5〕H·B·马士：《中华帝国对

《林则徐的抗英政策及其思想(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