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的抗英政策及其思想

　　　　　　绪言 

　　鸦片战争对于我们日本的幕末明治维新史有无可估量的影响，特别在政治、思想、军事、外交方面。撇开这次战争的影响而论明治维新，就未免有偏颇之憾。从这个角度讲，最近在对中国研究方面出版的增田涉、小岛晋治先生等的杰作〔1〕的意义确实是很大的。而且，小岛先生对于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同日本近代史研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重要性，作了追根溯源的探讨，对此笔者深表赞同。笔者最近也打算遵循这个方向。不过，考虑到笔者有关日本近代史研究的能力限度，还是首先尽可能地把鸦片战争、尤其是可以说是它的主体象征的林则徐的历史面貌搞清楚，这对于笔者下一步的课题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前提。 
　　本文准备以军事方面为主，联系造成思想的进步性的历史条件，对林则徐的抗英政策及其指导思想的特点，试作若干考察。 

　　　　　　一、守战思想与抵抗主体 

　　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六日(1840年10月11日)发(九月二十九日——10月24日到京)的《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2〕，展示了林则徐在广东任期内的抵抗政策的要旨。首先必须了解：这时林已经知道了“英逆前赴天津递呈，经直督琦代为转奏，已准其赴粤叩关，并奉旨以琦为钦差大臣来粤查办事件”〔3〕的情况，并且，约在同一时间内，刚接到皇帝对于他的对英政策表示完全不信任和激怒的朱批，此片(同封于正奏里的附带上书)就是在这种无论从权力地位而论，还是从个人的心情而论都可说是几乎绝望的状况下写成的。 
　　尽管情况如此，林则徐在该片的开头，还是从“一身之获咎犹小，而国体之攸关甚大”这种平素的信念出发，不敢不为皇帝敬陈见闻所及。并且，在最末一段他倾诉道：苟有裨国家，虽“顶踵捐糜”，亦不敢自惜，如获准戴罪前赴浙江，必当殚竭“血诚”，以图克复、赎罪。这里，不计一身之获咎的小事，为了“国体”的大事或者说“国家”的利益，即使“毁灭全身”也不后悔的殉国至情和为抗英殚竭“血诚”的决心，可以说是在坚定不移的动人的力量驱使下披沥出来的。这些，也就是今天把林则徐赞颂为伟大的爱国者或民族抵抗的英雄的原因。这种爱国和抵抗的赤诚，实在是林则徐特有的，在当时的奏文中是独特得无与伦比的。回过来看，我们体会到，他与幕末志士吉田松阴和高杉晋作好象是同样的心情。 
　　那么，以林的卓越的爱国至情与决心为支柱的抗英的具体政策是怎样的呢？还有，这些政策是建立在对战局的推移和现状的怎样的认识之上的呢？ 
　　该片中所提示的抵抗政策的第一要义在于： 
　　此时不值与之海上交锋，而第固守藩篱，亦足使之坐困也。 
　　这与林在道光二十年三月初七日(1840年4月8日)到京的《烧毁匪船以断接济折》〔4〕中所说的“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也”是一脉相承的。由于是所谓“守战”，而且它与“以逸待劳”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故与所谓“持久战”正好是相符的。 
　　林在该片中，坚决主张以守为战，这是基于如下对现状的认识，即对“见闻”的分析之上的： 
　　(一)他们(英军)用于支付薪水、伙食费、租借船只与雇佣士兵的日以数万金计的耗费以及大炮、火药贮存等方面，“穷蹙之形，已可概见”。 
　　(二)他们不能适应浙江寒冷的气候。因定海气候潮湿已有很多士兵死亡(据到广东的夷信)，故若朔风届临，自然“舍去舟山，扬帆南窜”。 
　　(三)六月(1840年7月)以来，住在广东的各国商人对英国妨碍贸易气愤不平，“均欲由该国派来兵船，与之讲理”。 
　　这些分析，就(一)、(二)来看，应该说具有相当的正确性。占领舟山的英军已苦于粮食不足与水土不服以及中国人的敌对行为，这与英国方面的记载相对照也是实在的。〔5〕特别是流行于军队中的瘟疫(腹泻、疟疾、发热症——瘴气)呈现出的惨状，就如有人所描述的那样：“三四百人已被安葬，大约有1500人在医院中。英勇的苏格兰来福枪联队完全消瘦到皮包骨，勇敢的第47团的情形简直不见得好一些”〔6〕，使英军的活动能力减退。对他们来说，的确，“舟山的气候是最可怕的”〔7〕。另一方面，居民持敌对态度，以至于有人说“同我们(英军)握手是全然不可能的”，其全部原因如当时的英方自己承认的那样，“遗憾的是，他们(中国人)在过多的场合一直遭受到我方的严重不法行为”〔8〕，明显是在于英军的一切残暴的侵略行为。我认为舟山的这些条件和经验，同后来英国违背初衷而放弃舟山是相联系的。在这一点上，林则徐的预见完全言中了。(三)的分析不待说是“以夷攻夷”这种战略在现实中的运用，这也是构成林的战略方针的重要一环。这种分析也可以说是遵循中国传统的外交原则的方式，换言之，不外是利用国际间的矛盾。但在当时的局面下，那种矛盾是否激化到林所强调的程度，不能确证，因而不能不产生疑问。不过，这样的情况是有的：当时寄居澳门的颠地等若干英国商人对长期停止贸易的状态焦虑不安，强烈要求英国全权使节义律采取恢复贸易的紧急措施〔9〕。 
　　这样看来，如果除去有关(三)的疑问，那么林对现状的认识就其客观正确性而言，应该受到高度评价。而以上林对现状的认识，包括(三)在内，是同这种信念相联系的：中国的抗英确实是处在他所说的“以逸待劳”的局面下，从而，“是该逆现有进退维谷之势，能不内怯于心？!” 
　　如果说作为林的抵抗政策的第一要义的“守战”是建立在这种对于现状的认识和信念之上的，那么，这守战的具体内容又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一点，林在该片中没有特别说到，只停留于“固守藩篱”上。但是，他在同年八月二十三日(9月18日)到京的《密探定海夷情片》〔10〕中，在陈述与前面对现状的分析大体相同的见解的同时，已经强调说“是正可乘之机”，建议：“与其交锋于海洋，未必即有把握，莫若诱于陆地，逆夷更无能为”。也就是说，他主张避免海上交战，而进行陆地捕捉战。回避海上交战，它本身就与守战相通，这大概是因为林熟知英国舰队的“炮利船坚”，认为在英军压制下的定海，中国水师尝试海上交战是不利的。但是，这种认识，并不意味着守战的消极性，相反，它是以对于陆地捕捉战的信心这种积极性作为支柱的。关于陆地捕捉战的实行，他提出了详细的具体方案：“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见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坚信“杀之将如鸡狗”。这个建议所主张的不外是组织、训练民众进行对敌暴动的游击活动，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