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与洋务运动
洋务企业尽管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机械化的程度还很低，各企业内部仍大量使用手工劳动，但它们毕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和工艺，在生产技术方面发生了空前的大变革，使中国破天荒出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曙光。再则，无论是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其主导产业为钢铁、矿产、铁路和棉纺织业，即当时所谓“机器矿路”。这是符合工业发展本身的规律的。
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属于社会生产力。新的生产力输入中国之后，必然会逐渐引起一切社会关系的变化。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⑨。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企业中，已较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动，大部分工人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工资大体上是按照技术高低而决定的。例如：在江南制造总局，“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定数，视工务之缓急为衡；价有等差，较技艺之优劣为准”⑩。这显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而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在性质上与军事工业相比则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不仅大量雇佣工人，而且以私人投资为主，所生产的产品计价出售，有明确的利润目的，进行的是商品生产。企业中很明显地存在着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总之，洋务运动使中国迈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从此真正开始。
二 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又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传统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是文化意义上的，他们认同的是一个外延可以推及天下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及其以此为统治合法性的世袭君王。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民族主义意识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始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不过是多元世界中的一个有限的政治实体，这就萌发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不断强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进一步受到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文明示范的刺激，发生了洋务运动。洋务派高举“中体西用”的旗帜，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力图“借法自强”，这是现代民族主义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李鸿章说：“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是“御侮之资，自强之本”（11）。他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又说：此举是为了“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12）。张之洞在筹办广州织布局时同样也说：这是为了“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13）。可见，在洋务派“借法自强”的口号里，包含着保卫民族利益、争取社会进步的核心。
洋务运动带来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从而刺激和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中国社会进一步出现了各种体现民族主义的思想和主张。70年代以后，洋务派虽也创办了一些工商企业，但数量甚少，经营不力，发展缓慢，社会效益也十分有限，难以与外国资本相抗衡。许多洋务知识分子对这种状况日益不满，他们开始批评洋务运动步子太小，速度太慢，提出“必须破除积习，大为更张”，加快发展工商业的速度（14）。郑观应针对官办工商业运用封建衙门式经营方式的弊害，力倡“不用官办而用商办”（15），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民族工商业。他认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他提出“商战”口号，激励人们扩展工商业：“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16）他因此断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17）。显然，在“商战”的口号里，充满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此外，洋务知识分子还谴责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对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这些规定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害。他们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取消这些不平等条约。接着，外交保护权也提到了议事日程。过去，封建统治者认为海外华侨是“自甘化外”，对他们的悲惨处境不闻不问，漠然置之。这时，人们开始认识到外交保护权也属于国家主权之一，于是主张对处境艰难的海外华侨予以保护，使“免受许多欺凌”（18）。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这是中国人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思想动力。
其次，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及管理经验。洋务运动是一场没有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但在30多年的时间里它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对此后一个长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各地先后创办了大约20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现代军用企业（19），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自7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还创办了40个现代民用工矿企业（20），其中较重要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此外，洋务派还修筑了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台湾铁路等共计477公里（21），架设了沟通全国主要省份的电线数十条，基本上形成了全国的电讯网（22）。这些成果，不仅包括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引进，同时也催促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大地上的生长，这是鸦片战争以后半个世纪中中国涌现的新生事物。万事开头难，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的开路，在古老的中国要出现这些现代军事和民用企业、电讯交通等，不知要推迟多少年，而推迟的结果就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像朝鲜那样由外国侵略者越俎代庖、“不变亦变”而“权操诸人”的悲惨局面。
洋务派创办现代企业，由于事属创举，一开始的规模又较大，平时毫无基础，因而在经营管理方面走了不少弯路，但也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如张之洞筹办汉阳钢铁厂时，还没有仔细考虑冶炼钢铁的原料和燃料问题，便糊里糊涂地向英国订购机炉。当机炉运至湖北，煤铁矿仍无着落，张之洞才派人四出勘察，虽然从盛宣怀手中获得了大冶铁矿，但煤炭问题长期未能妥善解决。后来决定开采大冶王三石煤矿和江夏马鞍山煤矿，但王三石煤矿因积水太多，无法继续开采，白白浪费银50万两；而马鞍山煤矿含有硫磺，不适于冶炼，须掺合开平焦煤使用，以致铁厂所出钢铁成本高昂，销路不广。这类事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缺乏经营经验所致。事实上，洋务派也正是在逐步摸索中接受了一些教训和积累了一些经验，并在后来经营的企业中有所改进。如开平煤矿之所以办得较有成绩，这同它“摒除官场习气”，改善经营管理是分不开的。洋务派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对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成长是大有补益的。
洋务事业是不同于传统的新生事物，它是与从西方引进的科技文化等新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洋务派感到，办这些新事业除了需要大量的资金外，还需要大量的人才。于是，他们仿效外国，兴办了一些洋务新学堂，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据统计，至1896年为止，各地洋务派开办的洋务学堂有34所（23）。这些学堂大多是专门性的实用技术学堂，规模大小不等，程度高低不同。据一些资料估算，到甲午 《中国的现代化与洋务运动(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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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属于社会生产力。新的生产力输入中国之后，必然会逐渐引起一切社会关系的变化。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⑨。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企业中，已较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动，大部分工人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工资大体上是按照技术高低而决定的。例如：在江南制造总局，“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定数，视工务之缓急为衡；价有等差，较技艺之优劣为准”⑩。这显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而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在性质上与军事工业相比则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不仅大量雇佣工人，而且以私人投资为主，所生产的产品计价出售，有明确的利润目的，进行的是商品生产。企业中很明显地存在着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总之，洋务运动使中国迈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从此真正开始。
二 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又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传统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是文化意义上的，他们认同的是一个外延可以推及天下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及其以此为统治合法性的世袭君王。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民族主义意识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始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不过是多元世界中的一个有限的政治实体，这就萌发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不断强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进一步受到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文明示范的刺激，发生了洋务运动。洋务派高举“中体西用”的旗帜，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力图“借法自强”，这是现代民族主义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李鸿章说：“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是“御侮之资，自强之本”（11）。他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又说：此举是为了“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12）。张之洞在筹办广州织布局时同样也说：这是为了“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13）。可见，在洋务派“借法自强”的口号里，包含着保卫民族利益、争取社会进步的核心。
洋务运动带来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从而刺激和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中国社会进一步出现了各种体现民族主义的思想和主张。70年代以后，洋务派虽也创办了一些工商企业，但数量甚少，经营不力，发展缓慢，社会效益也十分有限，难以与外国资本相抗衡。许多洋务知识分子对这种状况日益不满，他们开始批评洋务运动步子太小，速度太慢，提出“必须破除积习，大为更张”，加快发展工商业的速度（14）。郑观应针对官办工商业运用封建衙门式经营方式的弊害，力倡“不用官办而用商办”（15），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民族工商业。他认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他提出“商战”口号，激励人们扩展工商业：“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16）他因此断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17）。显然，在“商战”的口号里，充满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此外，洋务知识分子还谴责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对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这些规定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害。他们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取消这些不平等条约。接着，外交保护权也提到了议事日程。过去，封建统治者认为海外华侨是“自甘化外”，对他们的悲惨处境不闻不问，漠然置之。这时，人们开始认识到外交保护权也属于国家主权之一，于是主张对处境艰难的海外华侨予以保护，使“免受许多欺凌”（18）。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这是中国人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思想动力。
其次，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及管理经验。洋务运动是一场没有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但在30多年的时间里它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对此后一个长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各地先后创办了大约20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现代军用企业（19），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自7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还创办了40个现代民用工矿企业（20），其中较重要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此外，洋务派还修筑了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台湾铁路等共计477公里（21），架设了沟通全国主要省份的电线数十条，基本上形成了全国的电讯网（22）。这些成果，不仅包括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引进，同时也催促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大地上的生长，这是鸦片战争以后半个世纪中中国涌现的新生事物。万事开头难，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的开路，在古老的中国要出现这些现代军事和民用企业、电讯交通等，不知要推迟多少年，而推迟的结果就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像朝鲜那样由外国侵略者越俎代庖、“不变亦变”而“权操诸人”的悲惨局面。
洋务派创办现代企业，由于事属创举，一开始的规模又较大，平时毫无基础，因而在经营管理方面走了不少弯路，但也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如张之洞筹办汉阳钢铁厂时，还没有仔细考虑冶炼钢铁的原料和燃料问题，便糊里糊涂地向英国订购机炉。当机炉运至湖北，煤铁矿仍无着落，张之洞才派人四出勘察，虽然从盛宣怀手中获得了大冶铁矿，但煤炭问题长期未能妥善解决。后来决定开采大冶王三石煤矿和江夏马鞍山煤矿，但王三石煤矿因积水太多，无法继续开采，白白浪费银50万两；而马鞍山煤矿含有硫磺，不适于冶炼，须掺合开平焦煤使用，以致铁厂所出钢铁成本高昂，销路不广。这类事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缺乏经营经验所致。事实上，洋务派也正是在逐步摸索中接受了一些教训和积累了一些经验，并在后来经营的企业中有所改进。如开平煤矿之所以办得较有成绩，这同它“摒除官场习气”，改善经营管理是分不开的。洋务派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对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成长是大有补益的。
洋务事业是不同于传统的新生事物，它是与从西方引进的科技文化等新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洋务派感到，办这些新事业除了需要大量的资金外，还需要大量的人才。于是，他们仿效外国，兴办了一些洋务新学堂，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据统计，至1896年为止，各地洋务派开办的洋务学堂有34所（23）。这些学堂大多是专门性的实用技术学堂，规模大小不等，程度高低不同。据一些资料估算，到甲午 《中国的现代化与洋务运动(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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