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
。）不过，人们在论述中递相征引的番汉对音证据只有一条，相关的对音字也只有一个“弋”：
乌弋山离＝Alexandria
人们认为“弋”在这个词里的对音是lek，甚至有人据此单文孤证宣称汉代的以母字都念l-。为了检验这个译例，我们到早期的佛经对音里去看一看。
可以确定的是，佛经对音里所有的l-都是用来母字对译的，并没有一例用以母字译l-。如上所述，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以母相当于梵文的或j-，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用以母字译y-的例子，如“由”(*yu)相当于yu（那由他：nayuta）或者相当于yo（由延：yojana)、“耶”相当于ya（ｐí＠①舍耶：vijaya），等等。的确，佛经对音中以母字的用法略显混乱，不易从音理上逐一解释清楚，但是我们看到所有的译例（、j、y)都暗示着它是一个舌面音，它最有可能是y-，即使不是y-，也一定与作为舌尖中音的l-差得很远。具体到“乌弋山离”，我觉得把它认作Alexandria的译名并不稳妥。首先，人们大概都相信其中的“山”(*an)对译的是sand，虽然汉译省略了n后面的d，这并非全然无据可援，（注：比较晚近的例子如Samarkand译“撒马耳干”，Tashkend译“塔什干”，词尾的-d都被省略了。）但以译s在当时毕竟极其少见。“山”的译音既不可靠，“弋”的译音更不可解。我们知道，汉语以母（弋）在中古时期读y-[j-]是无需质疑的，而在上古时期，确切地说是在大批造出汉字的前上古汉语(Pre-Archaic Chinese)时期，它频繁地和定母字(*d-)出现谐声关系也无需质疑。按照语言学常识，d＞y的演化是正常的，而d＞l＞y的演化就不大正常了。尽管l-假说的提出者和支持者费了很大的力气要把这种演化解释得合乎音理，但我仍然认为，音理解释无论多么完美，其价值也比不上文献的直接证明。辛辛苦苦思考了许多年，一旦有新的文物出土，以前的猜测全被推翻，发生在名家身上的此类事例我们见得太多了。
查《后汉书·西域传》，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带“弋”字的译名——粟弋，这就是《周书》里说的“粟特国”。从“特”(*d)字考虑，我们可以想到“弋”在公元前2世纪西域初通时的声母必是d-，全词依对音惯例大约是*sugdak，恰合于突厥“阙特勤碑”铭文的soзdak。粟特文献称自己为sugd、波斯铭文称之为sugude、希罗多德《历史》称之为suguda，（注：更多的词形见黄振华《粟特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无不表明“弋”字的古声母是d-，甚至现代英法诸文字的Sogdiana也可为此提供佐证。例外的现象只有《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ｓū＠②利”，这好像是巴列维语sulih的对音，不过这个译名出现的年代太晚，大概谁也不会相信以母的“弋”在唐代还读lik。（注：参看冯承钧《关于西域语之讨论——冯子衡致方欣安书》，《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结合梵汉对音的情况来看，我们显然应该支持传统的结论，认为后汉三国时期的以母y-是从三四百年前的d-变来的，而构不成对音规律的、没有其他资料支持的“乌弋山离”不能用为上古汉语以母读l-的证明。
三
“乌弋山离”这个译名可以把我们的思路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在使用这条材料前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下，《汉书·西域传》里的乌弋山离真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亚历山大城么？
现代英语中的Alexandria一般用以指非洲北部的那座亚历山大古城，这座城的遗址已于上世纪下半叶在埃及水下发现，而《汉书》所记的乌弋山离则在条支（叙利亚）以东，大约位于今天的伊朗南部，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相距遥远，其非一地自属无疑。当然，地点不同不见得使用的名称一定不同，事实上我们也不完全否认它可能和古代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所建的亚历山大城有关，但是古书所载的乌弋山离和亚历山大的异称却使我们今天很难把它们混同起来。《汉书》乌弋山离在《魏略·西戎传》简称为“乌弋”，《魏略》又说“乌弋一名排特”。（注：沙畹在1905年的T'oung Pao上分析了这则史料，未敢肯定乌弋山离为Alexandria的译音。见冯承钧译《魏略西戎传笺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52页。）我不知道“排特”的原型是什么，但它不是“乌弋山离”的译音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史记》写成“犁轩”，《汉书》写成“犁ｑｉáｎ＠⑤”，《后汉书》写成“犁犍”，和“乌弋山离”迥然有别。伯希和对这一古城考订精审，惟断“犁ｑｉáｎ＠⑤”即为Alexandria的译音，在语音学上难以讲通。事实上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惟一一个在地理和语音上都合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是《那先比丘经》中的“阿荔散”，（注：伯希和：《犁ｑｉáｎ＠⑤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34页。 ）只不过细究“阿荔散”(a-le-san)的对音，与其说它近于英语的Alexandria，还不如说它近于后代意大利语的Alessandra。总之，与Alexandria完全吻合的译名我们至今好像在早期汉文典籍中还没有找到。
除“乌弋山离”之外，“ｊì＠⑥宾”这个译名也有同样的问题。自蒲立本以后，人们每每认为“ｊì＠⑥宾”是Kashmir（克什米尔）的对音，并以“ｊì＠⑥”译kash来作为古去声字带-s韵尾的证据。首先我觉得，人们引及的Kashmir只不过是个现代英语形式，若依梵文，至少应该使用（唐译“迦湿弥罗”）；其次，若以“ｊì＠⑥”为kash音译，则必以“宾”为mir音译，即使前一例或可勉强讲通，但后一例却明显不合情理，因为我们很难在古书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m=p这样一条译音规则，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解释古人为什么不把“ｊì＠⑥宾”译成对音更为严整的“ｊì＠⑥密”。烈维和沙畹曾指出，“ｊì＠⑥宾”按对音惯例应该是Kapil(a)或Kapir(a)，这个译名比较近似于托勒密地理的Kasperia。（注：烈维、沙畹：《ｊì＠⑥宾考》，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58页。）
《汉书·西域传》说ｊì＠⑥宾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凭这样的记载我们一时还很难在地图上确定古ｊì＠⑥宾的准确位置，但设想它在今克什米尔一带当无大差，有的人认为即希腊人所说的Kophen，地在今喀布尔河流域，这种意见曾遭到烈维和沙畹的反对，但后者也仅仅是一家之言，因为《魏书》以后的记载都显示出ｊì＠⑥宾与克什米尔无关。事实上，ｊì＠⑥宾的地望和原始词形都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不宜用作上古语音考据的资料，即使希腊文Kasperia的词形确与克什米尔一带的原词有直接渊源关系，我们似也不能保证那个未知的原形*kasper不会在附近的某地依巴利语规则变作*kapper。
另一个不成功的例证是郑张尚芳提出的，他注意到隋代东罗马史书称中国为Taughast，于是他认为这是“大魏”的音译，从而以“魏”译ghas来证明汉语去声曾有过-s韵尾。（注：郑张尚芳：《汉语声调平仄之分与上声去声的起源》，《语言研究》1994年增刊。）我们知道，中国历 《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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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弋山离＝Alexandria
人们认为“弋”在这个词里的对音是lek，甚至有人据此单文孤证宣称汉代的以母字都念l-。为了检验这个译例，我们到早期的佛经对音里去看一看。
可以确定的是，佛经对音里所有的l-都是用来母字对译的，并没有一例用以母字译l-。如上所述，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以母相当于梵文的或j-，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用以母字译y-的例子，如“由”(*yu)相当于yu（那由他：nayuta）或者相当于yo（由延：yojana)、“耶”相当于ya（ｐí＠①舍耶：vijaya），等等。的确，佛经对音中以母字的用法略显混乱，不易从音理上逐一解释清楚，但是我们看到所有的译例（、j、y)都暗示着它是一个舌面音，它最有可能是y-，即使不是y-，也一定与作为舌尖中音的l-差得很远。具体到“乌弋山离”，我觉得把它认作Alexandria的译名并不稳妥。首先，人们大概都相信其中的“山”(*an)对译的是sand，虽然汉译省略了n后面的d，这并非全然无据可援，（注：比较晚近的例子如Samarkand译“撒马耳干”，Tashkend译“塔什干”，词尾的-d都被省略了。）但以译s在当时毕竟极其少见。“山”的译音既不可靠，“弋”的译音更不可解。我们知道，汉语以母（弋）在中古时期读y-[j-]是无需质疑的，而在上古时期，确切地说是在大批造出汉字的前上古汉语(Pre-Archaic Chinese)时期，它频繁地和定母字(*d-)出现谐声关系也无需质疑。按照语言学常识，d＞y的演化是正常的，而d＞l＞y的演化就不大正常了。尽管l-假说的提出者和支持者费了很大的力气要把这种演化解释得合乎音理，但我仍然认为，音理解释无论多么完美，其价值也比不上文献的直接证明。辛辛苦苦思考了许多年，一旦有新的文物出土，以前的猜测全被推翻，发生在名家身上的此类事例我们见得太多了。
查《后汉书·西域传》，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带“弋”字的译名——粟弋，这就是《周书》里说的“粟特国”。从“特”(*d)字考虑，我们可以想到“弋”在公元前2世纪西域初通时的声母必是d-，全词依对音惯例大约是*sugdak，恰合于突厥“阙特勤碑”铭文的soзdak。粟特文献称自己为sugd、波斯铭文称之为sugude、希罗多德《历史》称之为suguda，（注：更多的词形见黄振华《粟特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无不表明“弋”字的古声母是d-，甚至现代英法诸文字的Sogdiana也可为此提供佐证。例外的现象只有《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ｓū＠②利”，这好像是巴列维语sulih的对音，不过这个译名出现的年代太晚，大概谁也不会相信以母的“弋”在唐代还读lik。（注：参看冯承钧《关于西域语之讨论——冯子衡致方欣安书》，《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结合梵汉对音的情况来看，我们显然应该支持传统的结论，认为后汉三国时期的以母y-是从三四百年前的d-变来的，而构不成对音规律的、没有其他资料支持的“乌弋山离”不能用为上古汉语以母读l-的证明。
三
“乌弋山离”这个译名可以把我们的思路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在使用这条材料前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下，《汉书·西域传》里的乌弋山离真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亚历山大城么？
现代英语中的Alexandria一般用以指非洲北部的那座亚历山大古城，这座城的遗址已于上世纪下半叶在埃及水下发现，而《汉书》所记的乌弋山离则在条支（叙利亚）以东，大约位于今天的伊朗南部，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相距遥远，其非一地自属无疑。当然，地点不同不见得使用的名称一定不同，事实上我们也不完全否认它可能和古代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所建的亚历山大城有关，但是古书所载的乌弋山离和亚历山大的异称却使我们今天很难把它们混同起来。《汉书》乌弋山离在《魏略·西戎传》简称为“乌弋”，《魏略》又说“乌弋一名排特”。（注：沙畹在1905年的T'oung Pao上分析了这则史料，未敢肯定乌弋山离为Alexandria的译音。见冯承钧译《魏略西戎传笺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52页。）我不知道“排特”的原型是什么，但它不是“乌弋山离”的译音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史记》写成“犁轩”，《汉书》写成“犁ｑｉáｎ＠⑤”，《后汉书》写成“犁犍”，和“乌弋山离”迥然有别。伯希和对这一古城考订精审，惟断“犁ｑｉáｎ＠⑤”即为Alexandria的译音，在语音学上难以讲通。事实上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惟一一个在地理和语音上都合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是《那先比丘经》中的“阿荔散”，（注：伯希和：《犁ｑｉáｎ＠⑤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34页。 ）只不过细究“阿荔散”(a-le-san)的对音，与其说它近于英语的Alexandria，还不如说它近于后代意大利语的Alessandra。总之，与Alexandria完全吻合的译名我们至今好像在早期汉文典籍中还没有找到。
除“乌弋山离”之外，“ｊì＠⑥宾”这个译名也有同样的问题。自蒲立本以后，人们每每认为“ｊì＠⑥宾”是Kashmir（克什米尔）的对音，并以“ｊì＠⑥”译kash来作为古去声字带-s韵尾的证据。首先我觉得，人们引及的Kashmir只不过是个现代英语形式，若依梵文，至少应该使用（唐译“迦湿弥罗”）；其次，若以“ｊì＠⑥”为kash音译，则必以“宾”为mir音译，即使前一例或可勉强讲通，但后一例却明显不合情理，因为我们很难在古书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m=p这样一条译音规则，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解释古人为什么不把“ｊì＠⑥宾”译成对音更为严整的“ｊì＠⑥密”。烈维和沙畹曾指出，“ｊì＠⑥宾”按对音惯例应该是Kapil(a)或Kapir(a)，这个译名比较近似于托勒密地理的Kasperia。（注：烈维、沙畹：《ｊì＠⑥宾考》，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58页。）
《汉书·西域传》说ｊì＠⑥宾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凭这样的记载我们一时还很难在地图上确定古ｊì＠⑥宾的准确位置，但设想它在今克什米尔一带当无大差，有的人认为即希腊人所说的Kophen，地在今喀布尔河流域，这种意见曾遭到烈维和沙畹的反对，但后者也仅仅是一家之言，因为《魏书》以后的记载都显示出ｊì＠⑥宾与克什米尔无关。事实上，ｊì＠⑥宾的地望和原始词形都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不宜用作上古语音考据的资料，即使希腊文Kasperia的词形确与克什米尔一带的原词有直接渊源关系，我们似也不能保证那个未知的原形*kasper不会在附近的某地依巴利语规则变作*kapper。
另一个不成功的例证是郑张尚芳提出的，他注意到隋代东罗马史书称中国为Taughast，于是他认为这是“大魏”的音译，从而以“魏”译ghas来证明汉语去声曾有过-s韵尾。（注：郑张尚芳：《汉语声调平仄之分与上声去声的起源》，《语言研究》1994年增刊。）我们知道，中国历 《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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