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

史上有资格称为“大魏”的只有北朝的拓跋魏，但拓跋魏建国已是公元5世纪的事，距离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明确阐述四声概念仅数十年，应该说，以音调高低为基本特点的汉语四声在那时已经形成了，前上古时期的去声-s韵尾不可能一直存在到那么晚的时候，何况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回答这样的问题——Taughast真的是“大魏”的对音么？
　　其实从18世纪欧洲人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起，Taughast的语源问题一直就是个悬案。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公元7世纪，突厥文碑铭写作，东罗马史书中相应的形式是Taughast，元代以后的习惯汉译是“桃花石”。“桃花石”指的是中国，这毫无疑义，但关于其语源则众说纷纭，粗算起来，即有“唐家”、“大夏”、“吐蕃”、“大魏”等等，而为多数学者接受的则是伯希和提出的“拓跋”。（注：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第36页。）当然，不管是“唐家”、“大夏”、“吐蕃”还是“拓跋”，都既没有文献对译的实证，也没有严整的对音规律可循，这不过是人们在猜测了汉字古音的基础上再来猜测其语源，郑张先生不应该以其中一个猜测出的语源为基础反过来再猜测汉字古音。
　　按常理说，番汉对音研究应该在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考据之后才有条件进行，不过早期的历史文献资料保存到今天的毕竟太少，这使得人们在从事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考据时也常有捉襟见肘之感。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地下库藏出土，文献资料不足的遗憾是无法弥补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传统的考据原则就是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而今天则不然，学界明显在以“有一分材料说十分话”为时尚，甚至令人觉得是“为赋新诗强说愁”了。为了弥补实证的不足，人们在利用番汉对音研究上古汉语时不得不引入大量的“音理分析”手段，以至发展到宁信音理也不信实证的地步。我们举一个例子。据《汉书·匈奴传》可知匈奴谓天为“撑犁”，文献学考据已经证明这个词即是突厥语的tengri（腾格里），其中“撑”对译teng，这在我们知道“古无舌上音”之后本不再需要什么论证，可是若依蒲立本的办法，问题就复杂多了。他已预先假定“撑”字在汉代的声母是复辅音thl-，因为他认为只有thl-演化成后来的卷舌塞音才是合乎音理的，这样，他就不得不再在没有实证的基础上假定匈奴语的teng原先是个带复辅音的*treng，以求解释汉字“撑”(*thleng)的对音，然后再在没有实证的基础上假定匈奴语的*-r-在后来丢掉了，以求解释突厥语teng的读音——绕来绕去，这是何苦呢？
　　我无意贬低上古汉语研究中的音理分析，在这里想强调的只是，音理分析只能用来解释带规律性的、确实无误的文献资料，使人们明白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能在没有文献资料或者不能确定资料性质的情况下用来虚拟事实。本文反复商榷人们对以母为*l-、去声为*-s的论证，这并不是否认它们在真正的上古汉语时期（公元前7世纪以前）有这样读的可能性，而仅仅是指出，人们举出的来自汉代（公元2、3世纪）以后的番汉对音证据是难以成立的。一旦认清了这一点，那么人们为论证同类问题而抛开历史考据、仅从当代少数民族语言词典中查出的词例就无需讨论了。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田下加比
　　　　＠②原穴下加卒
　　　　＠③原门里加者
　　　　＠⑤原革加干
　　　　＠⑥原四字头下加厂下加剡

《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