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
> 一
迄今的番汉对音研究者很少去考虑其中的“番”指的究竟是什么，以最常见的梵汉对音研究为例，人们似乎只是以字典上的经典梵文形式为基础，却没有事先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各国的佛经翻译家，特别是早期的翻译家，他们据以翻译的佛经原本真的是用经典梵语写成的么？如果不是，那么我们的全部梵汉对音研究岂不是建立在了一个完全虚无的基础上面？当然中国佛经梵汉对音的问题也许不那么严重。事实上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唐代僧人译经所据的原本大都是经典梵语的，（注：具体对音情况参看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因此我们在研究初唐以后的梵汉对音时自然不妨以词的经典梵文形式为基础。不过一旦谈及那以前几百年的汉代佛经译音，情况恐怕就大不相同了。巴利文律藏中有一段话暗示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曾屡经梵文学者征引，下面是季羡林的译文：（注：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这段文字在汉译“大藏经”里原有多种异译，分别见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弗若多罗共罗什译《十颂律》、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ｐí＠①奈耶杂事》、失译《ｐí＠①尼母经》。）
这时有两个比丘，姓耶弥卢谛拘罗，是兄弟俩，原来生在婆罗门家中，声音良好，善于谈说。他们来到世尊那里，向世尊致过敬，坐到一旁去；坐下以后，两个比丘向世尊说：“大德！现在的比丘，不同姓，不同名，不同门阀，不同家室，都来出家。他们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毁坏了佛所说的话。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佛世尊呵责他们说：“你们这些傻瓜，怎么竟敢说：‘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傻瓜呀！这样既不能诱导不信佛的人信佛，也不能使信佛的人增强信仰，而只能助长不信佛的人，使已经信了的人改变信念。”呵责完了以后，又给他们说法，然后告诉比丘说：“比丘呀！不许用梵文表达佛语！违者得突吉罗。”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早期佛教是坚决反对使用梵语的，这大概是因为梵语是当时盛行的婆罗门教的语言，佛教必须处处显示自己和婆罗门教的区别。既然不使用梵语，那么佛教所使用的只能是当时印度一带流行的某种或某些种“俗语”(Prakrit)。大迦叶在佛灭度之后召集五百罗汉结集佛经，其原本并没有保留下来，因此也没有实在的证据来告诉人们佛经的原始语言是什么。现代的学者对佛教的原始语言有许多猜测，其中比较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是印度东部的摩揭陀语和西部的巴利语。当然，由于有巴利文大藏经的存在，似乎后一派的支持者较多。
既然佛教的原始语言不是梵语，那么我们今天用经典梵语来猜测早期汉字古读就是危险的。事实上季羡林在半个世纪前就曾指出，汉魏六朝的佛典译音并不是来自梵语，而是来自吐火罗语和巴利语。（注：季羡林：《浮屠与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年；《论梵文td的音译》，《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论文集》文学院第五种，1948年。）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季先生这两篇精彩的论文几乎没能在汉语音韵学界引起反响，只有俞敏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讨论了相关的问题，（注：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中国语文学论文选》，东京：光生馆，1984年。）不过他的意见是：“汉经除支谦译文里偶尔流露些巴利文痕迹外，别位大致都是纯用梵本的。至于有和梵文不合的，里头有些是中亚方言。”
如果不是零星地摘引，而是亲手整理过成套的佛典译音资料，那么每个人都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即初唐以后新出现的音译词一般都能和梵文形成严格的对应，而那以前的音译词则不然，在其中我们常会遇到汉语和梵文不合的地方。这些不合的地方有一些的确是可以用巴利文来解释的，例如汉译“般若”不合于梵文（唐译“波罗枳娘”）而合于巴利文，汉译“塔”不合于梵文stūpa（唐译“ｓū＠②堵波”）而合于巴利文thūpa，等等。也有些词用巴利文只能解释其中的一两个音节，例如汉译“目犍连”，相应的梵文是maudgalyyana，巴利文是moggallna，“目”不合于梵文maud而合于巴利文mog，但“连”却不合于巴利文ln，反与梵文lyyan相近，依对音惯例，“目犍连”的原型似应是*moggalyna。又如汉译“比丘”，相应的梵文是bhiku，巴利文是bhikkhu，“丘”不合于梵文ku（唐译“刍”）而合于巴利文khu，但“比”却与梵文、巴利文都不合，依对音惯例，“比丘”的原型似应是*pikhu。还有些词明显地用梵文和巴利文都不能解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汉译的“和上”（和尚），它既不合于梵文的updhyya，也不合于巴利文的upajjhya，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二认为它来自于阗疏勒语的“鹘社”(khosha)，可是我们却无法解释于阗疏勒语的两个清辅音为什么在汉译中变成了浊辅音——依对音惯例，“和上”（鹘社、和ｓｈé＠③）的原型似应是*ghoja或者*vaja。
看来早期汉译佛经的原语问题不是简单地用“巴利语”就能圆满回答的，季羡林先生提出的吐火罗语假设也还嫌证据不足。当然，佛经结集时使用的语言是一回事情，早期僧侣译经所据文本的语言是另一回事情。中国佛教史料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最初的佛经来源是中亚的大月氏国。据传最早译成汉文的佛经是《四十二章经》，其序言说：（注：原序不署年代。马伯乐1910年在Bulletin de L'Ecole 撰文，认为其撰写年代在公元2世纪至5世纪之间。参看冯承钧译《汉明帝感梦遣使求经事译证》，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四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0页。）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顶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称数。
平心而论，《四十二章经序》记载的这条传闻不是非常可靠的，因为我们至少知道张骞（？—前114年）通西域出使大月氏国一事早于汉明帝夜梦金人近二百年。不过，假定张骞、秦景携回佛经是假，而某些佛经由大月氏转而传入东土是真，（注：《魏书》卷三十五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秦景宪与秦景很可能为同一人。）那么结合地理位置考虑，处在西天路途间的大月氏国应该是西部俗语流行区。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现在还不能了解到大月氏语言的详细情况，何况从情理上讲，我们似也不能假定来自不同国度的早期译经师们讲的都是同一种语言的同一种方言。然而，我们如果从研究的可行性考虑，不得不勉强把早期译经师的语言综合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或许可以大致看出，汉译佛经的原语和经典梵语之间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规律性区别：
（注：更多 《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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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的番汉对音研究者很少去考虑其中的“番”指的究竟是什么，以最常见的梵汉对音研究为例，人们似乎只是以字典上的经典梵文形式为基础，却没有事先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各国的佛经翻译家，特别是早期的翻译家，他们据以翻译的佛经原本真的是用经典梵语写成的么？如果不是，那么我们的全部梵汉对音研究岂不是建立在了一个完全虚无的基础上面？当然中国佛经梵汉对音的问题也许不那么严重。事实上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唐代僧人译经所据的原本大都是经典梵语的，（注：具体对音情况参看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因此我们在研究初唐以后的梵汉对音时自然不妨以词的经典梵文形式为基础。不过一旦谈及那以前几百年的汉代佛经译音，情况恐怕就大不相同了。巴利文律藏中有一段话暗示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曾屡经梵文学者征引，下面是季羡林的译文：（注：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这段文字在汉译“大藏经”里原有多种异译，分别见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弗若多罗共罗什译《十颂律》、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ｐí＠①奈耶杂事》、失译《ｐí＠①尼母经》。）
这时有两个比丘，姓耶弥卢谛拘罗，是兄弟俩，原来生在婆罗门家中，声音良好，善于谈说。他们来到世尊那里，向世尊致过敬，坐到一旁去；坐下以后，两个比丘向世尊说：“大德！现在的比丘，不同姓，不同名，不同门阀，不同家室，都来出家。他们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毁坏了佛所说的话。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佛世尊呵责他们说：“你们这些傻瓜，怎么竟敢说：‘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傻瓜呀！这样既不能诱导不信佛的人信佛，也不能使信佛的人增强信仰，而只能助长不信佛的人，使已经信了的人改变信念。”呵责完了以后，又给他们说法，然后告诉比丘说：“比丘呀！不许用梵文表达佛语！违者得突吉罗。”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早期佛教是坚决反对使用梵语的，这大概是因为梵语是当时盛行的婆罗门教的语言，佛教必须处处显示自己和婆罗门教的区别。既然不使用梵语，那么佛教所使用的只能是当时印度一带流行的某种或某些种“俗语”(Prakrit)。大迦叶在佛灭度之后召集五百罗汉结集佛经，其原本并没有保留下来，因此也没有实在的证据来告诉人们佛经的原始语言是什么。现代的学者对佛教的原始语言有许多猜测，其中比较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是印度东部的摩揭陀语和西部的巴利语。当然，由于有巴利文大藏经的存在，似乎后一派的支持者较多。
既然佛教的原始语言不是梵语，那么我们今天用经典梵语来猜测早期汉字古读就是危险的。事实上季羡林在半个世纪前就曾指出，汉魏六朝的佛典译音并不是来自梵语，而是来自吐火罗语和巴利语。（注：季羡林：《浮屠与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年；《论梵文td的音译》，《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论文集》文学院第五种，1948年。）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季先生这两篇精彩的论文几乎没能在汉语音韵学界引起反响，只有俞敏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讨论了相关的问题，（注：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中国语文学论文选》，东京：光生馆，1984年。）不过他的意见是：“汉经除支谦译文里偶尔流露些巴利文痕迹外，别位大致都是纯用梵本的。至于有和梵文不合的，里头有些是中亚方言。”
如果不是零星地摘引，而是亲手整理过成套的佛典译音资料，那么每个人都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即初唐以后新出现的音译词一般都能和梵文形成严格的对应，而那以前的音译词则不然，在其中我们常会遇到汉语和梵文不合的地方。这些不合的地方有一些的确是可以用巴利文来解释的，例如汉译“般若”不合于梵文（唐译“波罗枳娘”）而合于巴利文，汉译“塔”不合于梵文stūpa（唐译“ｓū＠②堵波”）而合于巴利文thūpa，等等。也有些词用巴利文只能解释其中的一两个音节，例如汉译“目犍连”，相应的梵文是maudgalyyana，巴利文是moggallna，“目”不合于梵文maud而合于巴利文mog，但“连”却不合于巴利文ln，反与梵文lyyan相近，依对音惯例，“目犍连”的原型似应是*moggalyna。又如汉译“比丘”，相应的梵文是bhiku，巴利文是bhikkhu，“丘”不合于梵文ku（唐译“刍”）而合于巴利文khu，但“比”却与梵文、巴利文都不合，依对音惯例，“比丘”的原型似应是*pikhu。还有些词明显地用梵文和巴利文都不能解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汉译的“和上”（和尚），它既不合于梵文的updhyya，也不合于巴利文的upajjhya，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二认为它来自于阗疏勒语的“鹘社”(khosha)，可是我们却无法解释于阗疏勒语的两个清辅音为什么在汉译中变成了浊辅音——依对音惯例，“和上”（鹘社、和ｓｈé＠③）的原型似应是*ghoja或者*vaja。
看来早期汉译佛经的原语问题不是简单地用“巴利语”就能圆满回答的，季羡林先生提出的吐火罗语假设也还嫌证据不足。当然，佛经结集时使用的语言是一回事情，早期僧侣译经所据文本的语言是另一回事情。中国佛教史料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最初的佛经来源是中亚的大月氏国。据传最早译成汉文的佛经是《四十二章经》，其序言说：（注：原序不署年代。马伯乐1910年在Bulletin de L'Ecole 撰文，认为其撰写年代在公元2世纪至5世纪之间。参看冯承钧译《汉明帝感梦遣使求经事译证》，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四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0页。）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顶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称数。
平心而论，《四十二章经序》记载的这条传闻不是非常可靠的，因为我们至少知道张骞（？—前114年）通西域出使大月氏国一事早于汉明帝夜梦金人近二百年。不过，假定张骞、秦景携回佛经是假，而某些佛经由大月氏转而传入东土是真，（注：《魏书》卷三十五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秦景宪与秦景很可能为同一人。）那么结合地理位置考虑，处在西天路途间的大月氏国应该是西部俗语流行区。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现在还不能了解到大月氏语言的详细情况，何况从情理上讲，我们似也不能假定来自不同国度的早期译经师们讲的都是同一种语言的同一种方言。然而，我们如果从研究的可行性考虑，不得不勉强把早期译经师的语言综合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或许可以大致看出，汉译佛经的原语和经典梵语之间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规律性区别：
（注：更多 《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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