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p; 类某种源远流长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期待。我们现在不还在期待中西诗学的汇通吗?
洪：所以江青是文艺革新者，探索传统形式怎么适应现代政治，现代革命。即使对它 们持否定态度，也不能回避对这种重要文艺现象的考察。
钱：也许再过一些年，不仅是这一代经历过的人会有新的认识，后来的更年轻的读者 也会觉得这里面有能引起兴趣的东西。它对中国传统艺术，如语言的歌唱性、词的色彩 和音韵的搭配等，继承转化得很好。有的作品虽然为政治服务，但也有艺术性，并不是 说政治性强的，就没有艺术性。跟政治联系紧密的，一时会受到排斥，也是人们自我防 御的本能。
作品年代的认定与处理
洪：这套作品选、史料选存在的较大问题之一，是有的作品年代的认定存在矛盾。“ 作品年代”，主要指写作年代。这里存在几种情况，一是有一些标明是写于五六十年代 或文革期间的作品，是80年代以后才发表的。另一种是，当时曾以不同方式“发表”过 ，如“手抄本”，如手稿的相互交换阅读，或在一定场合朗读过。但当年以这类方式发 表的“文本”，现在已不存在，不可能成为可以考察的对象。对这样的作品，现在通常 的处理方式，是按照作品发表时篇末注明的写作日期，或按照作家、作家亲属的说明， 来确定其写作年代。比如流沙河写于60年代和文革期间的诗，曾卓、牛汉的一部分诗， 食指的一部分诗，“白洋淀诗群”中多多、芒克等写于文革间的作品，舒婷、顾城、北 岛的一部分作品，《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我在这套作品选中，基本上也作这 样的处理。但这样做，心里总是不踏实。我不是怀疑作家的说明，而是从历史研究的基 本要求上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从历史研究的实证要求上，我们并没有办法取 得确证。况且，这些作品发生“影响”，也是在它们发表的80年代，即只有到了80年代 之后，它们才成为“文学事实”。所以，我在写当代文学史时，曾设计过“文学化石的 挖掘”这样一节，来处理类似的情况，包括傅雷的家书。傅雷家书当初是私人的东西， 它产生过文学影响，是在80年代。但最终还是没有这样做。原因之一，我在最近的一本 书里讲到：“对50～70年代，我们总有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 文学并不单一，苍白的想象。”(《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现在这个作品选， 这方面没有处理好。穆旦的许多诗写在文革后期到结束的交界那个时间，读者见到是80 年代，作品选也还是放在文革……
钱：换一个角度，从话语方式、艺术风格来讲，穆旦的诗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在40年代就很自足了……《秋》、《冬》、《春》、《夏》那样的诗，即使放在文革， 也并不离谱。他能写出的。
洪：现在这些问题处理起来比较复杂。作家，或音乐家，经常有一些未发表的手稿发 现，一般都要经过认真考证，以确定它的写作时间。穆旦的情况比较好办一点，作品发 表的时候穆旦已经去世了，他不会再修改了(当然别的人是否修改过我们也不太清楚， 但他的诗的编辑者会有原稿作为根据)。我曾问过一位诗人，他写于文革期间的诗80年 代发表时有无修改，他说当然修改。这个事情就变得麻烦。修改的程度什么样，是几个 字，个别的修饰、调整，还是很大的改动?如果改了很多，能不能说还是写于文革?而且 也没有办法考证。
钱：有的作品，假如放在80年代，则他的艺术手法、话语方式就都不具有写于五六十 年代或文革那样的文学史意义。更不用说艺术上的独创性了。
洪：作品写作时间，早几年、晚几年有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当代有它的复杂性。这 些写于文革或更早一点时间的作品，在文革后发表时，强调的是它们在特殊年代中的叛 逆性质，和表现了作家当时所达到的精神深度。如果在80年代写这样的作品，它的价值 、意义，会受到削弱，会有另一番评价。林子的诗《给他》写在50年代，它继承了浪漫 主义、“爱情至上”的东西，这些在50年代是受批判的……
钱：英国浪漫主义的东西。借鉴了裴多菲、普希金等人的表现方式。
洪：可能受到白朗宁夫人抒情诗的影响，她的作品在50年代有不少读者。
钱：至少是林子她那种气质、抒情方式，在80年代以前都已经养成。
洪：这是作品选中没有处理好，不是很清晰的地方。这是当代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过去的作品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没有从这方面来关注。另外，编作品选、史料选 ，研究当代文学史，牵扯的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时段的文学或者文化的研究究竟有什么 价值?有些问题会考虑到这方面。我常常很困惑，想不清楚。但是今天，我们不可能讨 论这个问题。
钱：您所说的价值是否指精神意义上的终极的东西?这是属于个人性的本体论焦虑。其 实科学研究是一种“无用之用”。它是一个民族、整个人类文化积累的基本工作，认识 自我的主要手段。研究“十七年文学”的意义也在这里——即使它有病，也应该找到它 的发病机制和文化“病灶”。我觉得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一点上最令人鼓舞， 通过扎实的材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背后的文化生产机制和它的精神“谱系”。
当代文学的史料的整理和编纂
钱：但是研究“十七年文学”，包括整个当代文学，最大的困难反而是史料的问题。 特别是当代这种与现实政治休戚相关的特殊情况，导致很多关键性资料的获取几乎不可 能。我们国家现在似乎还没有决策层的资料解密的规定……
洪：文艺方面的第一手资料都很难得到。就像公刘的一首诗里说的，多少事包在饺子 里。编纂、公开出版的当代文学方面的史料选，大都是过去公开发表的文章、文件。
钱：以前中国文联组织的《新文艺大系》编有《理论集》和《理论史料集》。收入一 些政策、法规、文件，还有理论思潮类的东西，主要围绕文艺运动、文艺论争来选文章 。就整个当代文学的史料收集与整理而言，这个工作进行得很不理想。可以说还没引起 《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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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所以江青是文艺革新者，探索传统形式怎么适应现代政治，现代革命。即使对它 们持否定态度，也不能回避对这种重要文艺现象的考察。
钱：也许再过一些年，不仅是这一代经历过的人会有新的认识，后来的更年轻的读者 也会觉得这里面有能引起兴趣的东西。它对中国传统艺术，如语言的歌唱性、词的色彩 和音韵的搭配等，继承转化得很好。有的作品虽然为政治服务，但也有艺术性，并不是 说政治性强的，就没有艺术性。跟政治联系紧密的，一时会受到排斥，也是人们自我防 御的本能。
作品年代的认定与处理
洪：这套作品选、史料选存在的较大问题之一，是有的作品年代的认定存在矛盾。“ 作品年代”，主要指写作年代。这里存在几种情况，一是有一些标明是写于五六十年代 或文革期间的作品，是80年代以后才发表的。另一种是，当时曾以不同方式“发表”过 ，如“手抄本”，如手稿的相互交换阅读，或在一定场合朗读过。但当年以这类方式发 表的“文本”，现在已不存在，不可能成为可以考察的对象。对这样的作品，现在通常 的处理方式，是按照作品发表时篇末注明的写作日期，或按照作家、作家亲属的说明， 来确定其写作年代。比如流沙河写于60年代和文革期间的诗，曾卓、牛汉的一部分诗， 食指的一部分诗，“白洋淀诗群”中多多、芒克等写于文革间的作品，舒婷、顾城、北 岛的一部分作品，《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我在这套作品选中，基本上也作这 样的处理。但这样做，心里总是不踏实。我不是怀疑作家的说明，而是从历史研究的基 本要求上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从历史研究的实证要求上，我们并没有办法取 得确证。况且，这些作品发生“影响”，也是在它们发表的80年代，即只有到了80年代 之后，它们才成为“文学事实”。所以，我在写当代文学史时，曾设计过“文学化石的 挖掘”这样一节，来处理类似的情况，包括傅雷的家书。傅雷家书当初是私人的东西， 它产生过文学影响，是在80年代。但最终还是没有这样做。原因之一，我在最近的一本 书里讲到：“对50～70年代，我们总有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 文学并不单一，苍白的想象。”(《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现在这个作品选， 这方面没有处理好。穆旦的许多诗写在文革后期到结束的交界那个时间，读者见到是80 年代，作品选也还是放在文革……
钱：换一个角度，从话语方式、艺术风格来讲，穆旦的诗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在40年代就很自足了……《秋》、《冬》、《春》、《夏》那样的诗，即使放在文革， 也并不离谱。他能写出的。
洪：现在这些问题处理起来比较复杂。作家，或音乐家，经常有一些未发表的手稿发 现，一般都要经过认真考证，以确定它的写作时间。穆旦的情况比较好办一点，作品发 表的时候穆旦已经去世了，他不会再修改了(当然别的人是否修改过我们也不太清楚， 但他的诗的编辑者会有原稿作为根据)。我曾问过一位诗人，他写于文革期间的诗80年 代发表时有无修改，他说当然修改。这个事情就变得麻烦。修改的程度什么样，是几个 字，个别的修饰、调整，还是很大的改动?如果改了很多，能不能说还是写于文革?而且 也没有办法考证。
钱：有的作品，假如放在80年代，则他的艺术手法、话语方式就都不具有写于五六十 年代或文革那样的文学史意义。更不用说艺术上的独创性了。
洪：作品写作时间，早几年、晚几年有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当代有它的复杂性。这 些写于文革或更早一点时间的作品，在文革后发表时，强调的是它们在特殊年代中的叛 逆性质，和表现了作家当时所达到的精神深度。如果在80年代写这样的作品，它的价值 、意义，会受到削弱，会有另一番评价。林子的诗《给他》写在50年代，它继承了浪漫 主义、“爱情至上”的东西，这些在50年代是受批判的……
钱：英国浪漫主义的东西。借鉴了裴多菲、普希金等人的表现方式。
洪：可能受到白朗宁夫人抒情诗的影响，她的作品在50年代有不少读者。
钱：至少是林子她那种气质、抒情方式，在80年代以前都已经养成。
洪：这是作品选中没有处理好，不是很清晰的地方。这是当代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过去的作品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没有从这方面来关注。另外，编作品选、史料选 ，研究当代文学史，牵扯的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时段的文学或者文化的研究究竟有什么 价值?有些问题会考虑到这方面。我常常很困惑，想不清楚。但是今天，我们不可能讨 论这个问题。
钱：您所说的价值是否指精神意义上的终极的东西?这是属于个人性的本体论焦虑。其 实科学研究是一种“无用之用”。它是一个民族、整个人类文化积累的基本工作，认识 自我的主要手段。研究“十七年文学”的意义也在这里——即使它有病，也应该找到它 的发病机制和文化“病灶”。我觉得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一点上最令人鼓舞， 通过扎实的材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背后的文化生产机制和它的精神“谱系”。
当代文学的史料的整理和编纂
钱：但是研究“十七年文学”，包括整个当代文学，最大的困难反而是史料的问题。 特别是当代这种与现实政治休戚相关的特殊情况，导致很多关键性资料的获取几乎不可 能。我们国家现在似乎还没有决策层的资料解密的规定……
洪：文艺方面的第一手资料都很难得到。就像公刘的一首诗里说的，多少事包在饺子 里。编纂、公开出版的当代文学方面的史料选，大都是过去公开发表的文章、文件。
钱：以前中国文联组织的《新文艺大系》编有《理论集》和《理论史料集》。收入一 些政策、法规、文件，还有理论思潮类的东西，主要围绕文艺运动、文艺论争来选文章 。就整个当代文学的史料收集与整理而言，这个工作进行得很不理想。可以说还没引起 《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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