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足够的重视。
洪：文学史的研究、写作不可能离开史料，史料不仅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也具有 推动学科发展的作用。当然，在当代的史料发现、搜集受到许多限制的情况下，这方面 也还是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在一般的想法里，会觉得“当代”离我们这么近，不 存在史料的搜集、整理问题。这造成了当代文学研究出现过多的笼统的、“宏观”叙事 的东西。用类乎“主流话语”、“国家意识形态”等概念代替具体分析。当代文学的史 料很有意思。当代是比较特殊的，它有很多运动，到80年代后期以后，运动就少了，我 们会更多关注作品，精彩的评论。而“十七年”当中，文革当中，政治和文学之间有错 综复杂的关系。所以，史料的问题带有一种时期的特点。什么时期关注什么样的材料，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钱：这也跟文学史家的治史思路有关。因为您比较关注当代文学背后强大的意识形态 生产机制和国家制度、政治权力对文学的现实规约，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 对史料选取焦点和别的选本就不同。
洪：是有侧重点。这种侧重点也因为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包罗万象。“十七年”和文 革，确实也有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很重要，比如细言(王西彦)、茅盾、侯金镜的评论等 ，但选不进去，篇幅有限。另外，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单纯一点，不可能把很多问题都纳 入。像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最重要的问题是文学体制的建立。文学内部的很多问题都 会牵扯到文学体制。其实，当代的史料，即使是公开发表的部分，还有许许多多很有趣 、很有价值的资料值得关注。举个小例子说，1958年，很多作家，包括茅盾、郭沫若等 ，都制定了自己的创作计划，一年里要写多少部长篇、多少部中篇、短篇，还有话剧、 诗歌，当时强调要敢想敢干，而且要当“多面手”。
钱：《史料选》把时间上限推到了40年代中后期，从1945年选起，好像有侵占“现代 文学”领地之嫌了。
洪：这也和我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相关。因为那本文学史研究了“当代文学 ”的发生。“当代文学”是如何“出现”的，在“构造”的过程中，各种文学力量、派 别是怎样的关系，“当代文学”与它的“源头”的延安文学又存在哪些重要区别，等等 。
钱：这是当代文学的发生史。我经常在想，当代文学形态(包括组织机构、书报刊的审 察制度、发表与发行方式等等)的策划与设计，最初都是些什么人参加啊?各自的文化身 份又是怎样的?每一个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些是重要的史料啊。可惜至今都没有解 密或得到当事人的披露。
洪：要研究当代文学的特征、形态是怎么建立起来，怎么建立它的合法性，这个问题 的解决，并不是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如果推得稍微靠近一点，是从战 后、二次大战日本投降以后就已经在进行了。这并不是我的一种推想，不要说左翼，包 括自由主义作家当时都提出了“中国文艺向何处去”的问题。战后有一个“文艺重建” 的问题。中国文学会出现什么样的新格局，性质是什么样的，各种文学力量、派别在文 坛上建立起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40年代后期的紧张关系。解放区 的文艺领导，在这个时期也开展许多活动，如对苏联文艺政策的介绍。在1948年和1949 年，苏联的许多文艺方面的文件，报告，像日丹诺夫的那些报告，苏共中央关于文艺问 题的决议等，都几乎同步地翻译过来，结集出版了。我原来以为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是最初的译介，事实上不是。在解放前夕，解放区已经在为新 中国的文学(文化)政策做设计、准备工作了。现在虽然有专门研究解放区文艺的刊物、 学术机构，但在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上存在很大问题。总是站立在“辩护”、“捍卫”的 立场上。这也影响到材料搜集上的视野。
钱：这是缺乏“史识”所致。没有自成一家的独立的文学史观，就没有穿透力、摄取 力，面对资料时就只有跟着最初形成的“前理解”(或思维定势)来了。
洪：史料的挖掘，究竟什么样的史料是重要的，会发生变化，和我们的观念有关系。8 0年代我看《文艺报》的时候，就不大注意有关通俗文学的部分，也很少注意《说说唱 唱》、《民间文艺》、《故事会》这类刊物。通俗文学在20世纪文学的地位等问题被重 新关注之后，才逐渐认识其中一些史料的价值。如解放初丁玲他们主编《文艺报》时， 召开过一个通俗小说家的座谈会，明确提出如何占领“小市民读者”这一块的问题。参 加的既有“旧通俗小说家”，也有赵树理这样的新通俗小说家。这反映了当时在吸纳、 改造“通俗小说”上的一种设想。但后来实际上没有完成这种设想。
钱：我们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实践中所遇到并引起争论的问题，实际上在以前的文学 探索中很多都触及过。说到通俗文学，我记得90年代听到一个观点，说“通俗文学就是 针对所有人的欲望”。当时激动得不得了，以为是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后来与苏州大学 研究通俗文学的专家徐斯年谈起来，他哈哈大笑，告诉我民国的时候谁谁谁就这样讲过 。当时我就感到，历史感、历史意识真是很重要。文学史家真是令人敬重。
洪老师，说到文学史研究，我看到李杨在评价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时，认为90年 代以来，文学研究者算是为“外部研究”恢复了名誉(大意吧)。
洪：不知道他是在哪说的?所谓“外部研究”，近十多年来，许多人都在做，而且做得 很出色，如王晓明对现代社团、刊物的研究，陈平原对晚清小说的发表、作家身份、稿 酬制度的研究，孟悦对商务印书馆的研究，等等。李杨的评价，其实也包含了批评我的 成份，就是在“内部”上，文本分析上，下的功夫不够。这是存在的。当然，原先我还 是想做好的，也花了很多力气，但看来不怎么行。
钱：我认为您在内外两方面都下了不少的功夫。在当代一些艺术形式本身的问题上， 您就曾经做过专门研究。而像文化生产机制 《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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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文学史的研究、写作不可能离开史料，史料不仅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也具有 推动学科发展的作用。当然，在当代的史料发现、搜集受到许多限制的情况下，这方面 也还是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在一般的想法里，会觉得“当代”离我们这么近，不 存在史料的搜集、整理问题。这造成了当代文学研究出现过多的笼统的、“宏观”叙事 的东西。用类乎“主流话语”、“国家意识形态”等概念代替具体分析。当代文学的史 料很有意思。当代是比较特殊的，它有很多运动，到80年代后期以后，运动就少了，我 们会更多关注作品，精彩的评论。而“十七年”当中，文革当中，政治和文学之间有错 综复杂的关系。所以，史料的问题带有一种时期的特点。什么时期关注什么样的材料，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钱：这也跟文学史家的治史思路有关。因为您比较关注当代文学背后强大的意识形态 生产机制和国家制度、政治权力对文学的现实规约，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 对史料选取焦点和别的选本就不同。
洪：是有侧重点。这种侧重点也因为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包罗万象。“十七年”和文 革，确实也有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很重要，比如细言(王西彦)、茅盾、侯金镜的评论等 ，但选不进去，篇幅有限。另外，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单纯一点，不可能把很多问题都纳 入。像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最重要的问题是文学体制的建立。文学内部的很多问题都 会牵扯到文学体制。其实，当代的史料，即使是公开发表的部分，还有许许多多很有趣 、很有价值的资料值得关注。举个小例子说，1958年，很多作家，包括茅盾、郭沫若等 ，都制定了自己的创作计划，一年里要写多少部长篇、多少部中篇、短篇，还有话剧、 诗歌，当时强调要敢想敢干，而且要当“多面手”。
钱：《史料选》把时间上限推到了40年代中后期，从1945年选起，好像有侵占“现代 文学”领地之嫌了。
洪：这也和我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相关。因为那本文学史研究了“当代文学 ”的发生。“当代文学”是如何“出现”的，在“构造”的过程中，各种文学力量、派 别是怎样的关系，“当代文学”与它的“源头”的延安文学又存在哪些重要区别，等等 。
钱：这是当代文学的发生史。我经常在想，当代文学形态(包括组织机构、书报刊的审 察制度、发表与发行方式等等)的策划与设计，最初都是些什么人参加啊?各自的文化身 份又是怎样的?每一个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些是重要的史料啊。可惜至今都没有解 密或得到当事人的披露。
洪：要研究当代文学的特征、形态是怎么建立起来，怎么建立它的合法性，这个问题 的解决，并不是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如果推得稍微靠近一点，是从战 后、二次大战日本投降以后就已经在进行了。这并不是我的一种推想，不要说左翼，包 括自由主义作家当时都提出了“中国文艺向何处去”的问题。战后有一个“文艺重建” 的问题。中国文学会出现什么样的新格局，性质是什么样的，各种文学力量、派别在文 坛上建立起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40年代后期的紧张关系。解放区 的文艺领导，在这个时期也开展许多活动，如对苏联文艺政策的介绍。在1948年和1949 年，苏联的许多文艺方面的文件，报告，像日丹诺夫的那些报告，苏共中央关于文艺问 题的决议等，都几乎同步地翻译过来，结集出版了。我原来以为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是最初的译介，事实上不是。在解放前夕，解放区已经在为新 中国的文学(文化)政策做设计、准备工作了。现在虽然有专门研究解放区文艺的刊物、 学术机构，但在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上存在很大问题。总是站立在“辩护”、“捍卫”的 立场上。这也影响到材料搜集上的视野。
钱：这是缺乏“史识”所致。没有自成一家的独立的文学史观，就没有穿透力、摄取 力，面对资料时就只有跟着最初形成的“前理解”(或思维定势)来了。
洪：史料的挖掘，究竟什么样的史料是重要的，会发生变化，和我们的观念有关系。8 0年代我看《文艺报》的时候，就不大注意有关通俗文学的部分，也很少注意《说说唱 唱》、《民间文艺》、《故事会》这类刊物。通俗文学在20世纪文学的地位等问题被重 新关注之后，才逐渐认识其中一些史料的价值。如解放初丁玲他们主编《文艺报》时， 召开过一个通俗小说家的座谈会，明确提出如何占领“小市民读者”这一块的问题。参 加的既有“旧通俗小说家”，也有赵树理这样的新通俗小说家。这反映了当时在吸纳、 改造“通俗小说”上的一种设想。但后来实际上没有完成这种设想。
钱：我们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实践中所遇到并引起争论的问题，实际上在以前的文学 探索中很多都触及过。说到通俗文学，我记得90年代听到一个观点，说“通俗文学就是 针对所有人的欲望”。当时激动得不得了，以为是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后来与苏州大学 研究通俗文学的专家徐斯年谈起来，他哈哈大笑，告诉我民国的时候谁谁谁就这样讲过 。当时我就感到，历史感、历史意识真是很重要。文学史家真是令人敬重。
洪老师，说到文学史研究，我看到李杨在评价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时，认为90年 代以来，文学研究者算是为“外部研究”恢复了名誉(大意吧)。
洪：不知道他是在哪说的?所谓“外部研究”，近十多年来，许多人都在做，而且做得 很出色，如王晓明对现代社团、刊物的研究，陈平原对晚清小说的发表、作家身份、稿 酬制度的研究，孟悦对商务印书馆的研究，等等。李杨的评价，其实也包含了批评我的 成份，就是在“内部”上，文本分析上，下的功夫不够。这是存在的。当然，原先我还 是想做好的，也花了很多力气，但看来不怎么行。
钱：我认为您在内外两方面都下了不少的功夫。在当代一些艺术形式本身的问题上， 您就曾经做过专门研究。而像文化生产机制 《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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