鲧禹故事演变引出的启示
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还是一个须深刻认识的问题（注：拙作《中国神话学的基本问题》（待刊）。），而“五四”以来中国神话学关于鲧禹故事研究的得失也要重新考虑。《山海经》是刘向根据战国方士驳杂不一的传说编辑而成的，其中故事本属后起，但是神话学界普遍假定它们是从数千年前的野蛮时代口传下来的，《诗》、《书》传记这些较早成书的古代文献反而被说成是原始神话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的历史化，这个假定产生的原因容后解说，这里首先需要提醒人们：我们是否过分地夸大了口传的能力。
不特神话学家给自己的思想插上想象的翅膀天空海阔地任情飞翔，生殖崇拜论者亦复如此。赵国华说鲧是鱼，禹是蜥蜴，王嘉《拾遗记》卷二有鲧治水无功，自沉羽渊“化为玄鱼”之说，它完全是《国语·晋语》“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左传》昭公七年说同）的别传，至于“化为玄鱼”，乃拆读“ｇǔｎ＠④”字的文字游戏。至如禹为蜥蜴则本于顾颉刚之说，此说始出尝引来鲁迅的批评，而近年又有为顾说曲护者。根据生殖崇拜论赵又说“远古先民以鱼为女阴的象征”，而“蜥蜴本是原始先民的一种男根象征物，尔后又发展为男性的象征”，于是他又依据被误改的“鲧腹生禹”悟出“鲧和禹并非父子，如果鲧和禹同处一个时代，当是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期。鲧是女性势力的代表，禹则是男性势力的代表”（注：《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129页。）。鲧和禹经过学者的研究至此既非神亦非人，而淡化成两种社会阶段的符号了。
鲧禹在图腾论者的笔下又怎样呢？闻一多先生曾说：“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与殷民族。因为‘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我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注：《闻一多全集》，第1册，第345～347页。）后人有不从其说者，或据《国语》“化为黄熊”认定其图腾为“三足鳖”者，或据《帝王世纪》禹母ｘｉū＠⑤已“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断夏人为苤苡图腾者。总而言之，鲧禹似乎又成了图腾物。
以上是鲧禹在原始宗教研究中的不同形态，现在再来看他们在人世间的意义。近年出版的一部著作说：“《天问》等文献中所说的‘伯禹愎鲧’，即禹是其父鲧剖腹而生。对于这一怪诞的说法，学者多以母亲生孩子，父亲坐月子的‘产翁习俗’来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注：《中国古代婚姻史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另一部著作说：“《楚辞·天问》：‘伯禹愎（腹）鲧，夫何以变化？’大意是禹怀在父亲鲧的腹中，是怎样生育出来的呢？传说禹的母亲叫ｘｉū＠⑤己，屈原听到鲧生禹传说，故怪而发问。
其实，这就是‘产翁制’的遗俗。”（注：《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看来“伯禹愎鲧”就是“产翁制”在许多学者的心目中已是“定论”了（注：在古籍注释中也采用了此说，如朱季海《楚辞解诂》：“禹实出于鲧腹，故云‘伯禹腹鲧’。”金开诚《楚辞选注》：“禹从鲧的腹中变出来，何以会有这样的变化？”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腹鲧，传说鲧死后，尸体三年不腐，剖腹得禹。”）。“产翁制”之说和图腾、生殖崇拜一样也来自人类学，我国学者大多认为这种习俗是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标志，请借一位作者的话作为例子：
这种有趣的产翁习俗是怎样产生的呢？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在原始社会早期，由于实行群婚，是知母不知父的，孩子跟随母亲生活，属于母方族团，血统按母系计算。后来逐渐向个体婚制（一男一女结成夫妻）过渡，产生了父的观念……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男子作为物质资料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在社会上的作用和地位有了提高，各原始公社集团感到男子外居对本身不利，就要求男子留在本族，而让女子出嫁，到夫方生活，所生孩子也就属于夫方，血统按父系计算……父亲为了代替母亲取得对孩子的主要权利，就得采取一些手段，这在有的民族中，就是代替产妇来坐月子，以此来证明孩子主要由他所生。由此逐渐流行，演变为一种习俗（注：《“伯禹愎鲧”与产翁习俗》，载《文史知识》1986年第5期。）。
这是本世纪曾被重复过千万次的思想模式，然而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我们知道在母权制下，物质资料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也是男子，不需要等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男子才由一个不能自养的卑微角色一下子变成有济世之才的英雄。又如，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变也不全是经济杠杆的作用，母权制因有一半亲属（父系亲属）尚未认可，只有承认了父系亲属才是一个完善健全的社会细胞，社会组织趋向完善的内驱力也在促成这个过渡。关于“产翁制”，人类学内部的认识尚有分岐，如马林诺夫斯基就说：“常和‘产翁’联结的一种已死的、已消失的情境就是从母权转变为父权的设想阶段，在这阶段中，‘产翁’是被认为靠了它象征的托辞来肯定父亲的地位。但是，自从母权制不复能认为进化程序上必经的阶段，这解释也因之不能成立了。此外，还有一种‘遗俗’的解释，把‘产翁’归入一充满着交感巫术的阶段，在这阶段中，为丈夫的相信靠了他这种奇怪的行为，可以减少他妻子的痛苦。但是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率直的人，而且交感巫术是一种尚存的力量，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和在初民社会中一般的通行，若是‘产翁’仅是单纯的巫术作用，它仍然会这样的传至现代，但事实上并不如此。”（注：《文化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7页。）弗雷泽讲到婆罗洲达雅克人的习俗时曾说：“当一个妇女难产时，就叫来一个男巫，以理性的态度和巧妙的手法处理产妇的身体来进行助产，而同时另一个男巫在门外，却用我们认为完全是荒唐的方式以期达到同样的目的。实际上，他是在假装那个孕妇，把一块大石头放在他肚子上，并用布连身子一起裹起来以表示婴儿正在子宫中，然后，照着在真正手术地点的那个男巫对他高声喊出的指示来行动，他移动他身上的假婴儿，模拟着母腹内真婴儿的躁动，直到孩子生出来。”（注：《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对于产翁制来说，这也许不是典型的例子，因为在这里假作临盆的不是孩子的父亲而是一个男巫，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正是类似的巫术解释。
要之，采用一种意义不明的产翁制就企图划分母权制与父权制两个社会发展阶段已属猛浪，何况“伯禹腹鲧”根本就不是原始的产翁习俗！
顾颉刚先生写《鲧禹的传说》原本是要将两个传说人物赶出历史界，当他们在神话、图腾、生殖、婚姻领域巡回一圈获得各种头衔后又回到了历史中来，于是又给历史带来了“新认识”，这恐怕是顾先生始料所不及的。几年前一本装帧良好的政治制度史采用了赵国华的生殖崇拜说，以鲧禹定为夏代由母系氏族制到父系氏族制的分界线，叫作“鲧时期”和“禹时期”，并仿照生 《鲧禹故事演变引出的启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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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特神话学家给自己的思想插上想象的翅膀天空海阔地任情飞翔，生殖崇拜论者亦复如此。赵国华说鲧是鱼，禹是蜥蜴，王嘉《拾遗记》卷二有鲧治水无功，自沉羽渊“化为玄鱼”之说，它完全是《国语·晋语》“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左传》昭公七年说同）的别传，至于“化为玄鱼”，乃拆读“ｇǔｎ＠④”字的文字游戏。至如禹为蜥蜴则本于顾颉刚之说，此说始出尝引来鲁迅的批评，而近年又有为顾说曲护者。根据生殖崇拜论赵又说“远古先民以鱼为女阴的象征”，而“蜥蜴本是原始先民的一种男根象征物，尔后又发展为男性的象征”，于是他又依据被误改的“鲧腹生禹”悟出“鲧和禹并非父子，如果鲧和禹同处一个时代，当是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期。鲧是女性势力的代表，禹则是男性势力的代表”（注：《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129页。）。鲧和禹经过学者的研究至此既非神亦非人，而淡化成两种社会阶段的符号了。
鲧禹在图腾论者的笔下又怎样呢？闻一多先生曾说：“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与殷民族。因为‘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我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注：《闻一多全集》，第1册，第345～347页。）后人有不从其说者，或据《国语》“化为黄熊”认定其图腾为“三足鳖”者，或据《帝王世纪》禹母ｘｉū＠⑤已“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断夏人为苤苡图腾者。总而言之，鲧禹似乎又成了图腾物。
以上是鲧禹在原始宗教研究中的不同形态，现在再来看他们在人世间的意义。近年出版的一部著作说：“《天问》等文献中所说的‘伯禹愎鲧’，即禹是其父鲧剖腹而生。对于这一怪诞的说法，学者多以母亲生孩子，父亲坐月子的‘产翁习俗’来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注：《中国古代婚姻史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另一部著作说：“《楚辞·天问》：‘伯禹愎（腹）鲧，夫何以变化？’大意是禹怀在父亲鲧的腹中，是怎样生育出来的呢？传说禹的母亲叫ｘｉū＠⑤己，屈原听到鲧生禹传说，故怪而发问。
其实，这就是‘产翁制’的遗俗。”（注：《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看来“伯禹愎鲧”就是“产翁制”在许多学者的心目中已是“定论”了（注：在古籍注释中也采用了此说，如朱季海《楚辞解诂》：“禹实出于鲧腹，故云‘伯禹腹鲧’。”金开诚《楚辞选注》：“禹从鲧的腹中变出来，何以会有这样的变化？”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腹鲧，传说鲧死后，尸体三年不腐，剖腹得禹。”）。“产翁制”之说和图腾、生殖崇拜一样也来自人类学，我国学者大多认为这种习俗是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标志，请借一位作者的话作为例子：
这种有趣的产翁习俗是怎样产生的呢？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在原始社会早期，由于实行群婚，是知母不知父的，孩子跟随母亲生活，属于母方族团，血统按母系计算。后来逐渐向个体婚制（一男一女结成夫妻）过渡，产生了父的观念……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男子作为物质资料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在社会上的作用和地位有了提高，各原始公社集团感到男子外居对本身不利，就要求男子留在本族，而让女子出嫁，到夫方生活，所生孩子也就属于夫方，血统按父系计算……父亲为了代替母亲取得对孩子的主要权利，就得采取一些手段，这在有的民族中，就是代替产妇来坐月子，以此来证明孩子主要由他所生。由此逐渐流行，演变为一种习俗（注：《“伯禹愎鲧”与产翁习俗》，载《文史知识》1986年第5期。）。
这是本世纪曾被重复过千万次的思想模式，然而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我们知道在母权制下，物质资料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也是男子，不需要等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男子才由一个不能自养的卑微角色一下子变成有济世之才的英雄。又如，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变也不全是经济杠杆的作用，母权制因有一半亲属（父系亲属）尚未认可，只有承认了父系亲属才是一个完善健全的社会细胞，社会组织趋向完善的内驱力也在促成这个过渡。关于“产翁制”，人类学内部的认识尚有分岐，如马林诺夫斯基就说：“常和‘产翁’联结的一种已死的、已消失的情境就是从母权转变为父权的设想阶段，在这阶段中，‘产翁’是被认为靠了它象征的托辞来肯定父亲的地位。但是，自从母权制不复能认为进化程序上必经的阶段，这解释也因之不能成立了。此外，还有一种‘遗俗’的解释，把‘产翁’归入一充满着交感巫术的阶段，在这阶段中，为丈夫的相信靠了他这种奇怪的行为，可以减少他妻子的痛苦。但是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率直的人，而且交感巫术是一种尚存的力量，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和在初民社会中一般的通行，若是‘产翁’仅是单纯的巫术作用，它仍然会这样的传至现代，但事实上并不如此。”（注：《文化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7页。）弗雷泽讲到婆罗洲达雅克人的习俗时曾说：“当一个妇女难产时，就叫来一个男巫，以理性的态度和巧妙的手法处理产妇的身体来进行助产，而同时另一个男巫在门外，却用我们认为完全是荒唐的方式以期达到同样的目的。实际上，他是在假装那个孕妇，把一块大石头放在他肚子上，并用布连身子一起裹起来以表示婴儿正在子宫中，然后，照着在真正手术地点的那个男巫对他高声喊出的指示来行动，他移动他身上的假婴儿，模拟着母腹内真婴儿的躁动，直到孩子生出来。”（注：《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对于产翁制来说，这也许不是典型的例子，因为在这里假作临盆的不是孩子的父亲而是一个男巫，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正是类似的巫术解释。
要之，采用一种意义不明的产翁制就企图划分母权制与父权制两个社会发展阶段已属猛浪，何况“伯禹腹鲧”根本就不是原始的产翁习俗！
顾颉刚先生写《鲧禹的传说》原本是要将两个传说人物赶出历史界，当他们在神话、图腾、生殖、婚姻领域巡回一圈获得各种头衔后又回到了历史中来，于是又给历史带来了“新认识”，这恐怕是顾先生始料所不及的。几年前一本装帧良好的政治制度史采用了赵国华的生殖崇拜说，以鲧禹定为夏代由母系氏族制到父系氏族制的分界线，叫作“鲧时期”和“禹时期”，并仿照生 《鲧禹故事演变引出的启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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