鲧禹故事演变引出的启示
殖论者的手法，以《说文解字》“鲧，鱼也；禹，虫也”为根据，说“我们发现，这位堂堂的‘崇伯’竟然是一种鱼类生物……夏民族的祖先大禹的禹字本义是一条富有生命力的运动中的蛇”（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卷第一章第六节。）。
看完鲧禹故事的一变再变，不能不引人沉思，如果我们把神话学家、图腾论者、生殖论者、婚姻史家和政治史家请来会聚一堂，以鲧禹故事为论题，不知他们彼此将如何沟通？这样的学问究竟是在前人基础上深化了呢？还是走上了岐路？观此景象我常感到我们正在做着比儿童们稍微严肃的游戏。如果21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坚持要站在本世纪“巨人”的肩上去攀登新的高峰，中国真正的历史在他们手中恐怕就了了无几，绝大部分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新的古史了。鲧禹故事不过是小小的一例，即使是一例也足以说明今日社会科学思想的混乱和规范的软弱了。为了改变人文社会科学的现状，我们需要寻求新的道路，我将自己的一些想法条陈于下，与同好交换意见。
一、20世纪的学术环境与上世纪相比最大的不同是西学的传入，如果翻开清人的著作，他们除了在古籍中反复求证别无长物。西学的传入应该说是学术条件的改善，这些新知扩大了人们的视野，给治学带来新的方法。大概是由于前此200余年的朴学使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大幅度下降，因而无论什么新知传入，在我们手中往往被简单化。在传人的新知识里，进化论哲学对中国学术影响最深，差不多考虑一切问题皆以它为出发点，前引所谓“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云云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们知道进化论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它描述的只是人类社会的一般趋势，而我们研究的个别的、具体的历史文化却是多种多样的，进化论认为社会是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但不能排除个别文化在特定阶段上的曲折和反复，我们昧于哲学与科学之别，常常无视历史文化的多样性，认定每个民族都要井然有序地经过一些主要的进化阶段，借用一位早期接受了进化论思想的学者的话，这种信念认为：“人类种族虽有不同，进化的途径似乎并不殊异，现代原始社会不过人类在进化大路上步行稍落后者，他们现在所达到进化大路的地段，就是我们步行稍前的民族的祖先，在若干千万年前亦曾经过的地段，我们研究他们的现在史，颇可说明我们的古代史。”（注：《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2页。）可以说在整整一个世纪中，我们的历史文化研究工作没有突破这个思路，因而凡是域外之所有就一定要在中国历史上把它们“发现”出来，因而鲧在担任了普罗米修斯的神职的同时，还得兼任夏族的图腾、女阴象征物、产翁制的执行者。不特鲧禹如此，我们每个传说的祖先现今都是身兼数职，陷入不堪重负的苦境。此外，为了对号入座将中国史事填满进化论的货架，必须打破中国历史文化原有的程序而按照野蛮与文明程度重新组织史料，因而三国时才出现在文献上的盘古被放在进化行列的最前排，女娲、姜ｙｕáｎ＠②、简狄，乃至后世根据这些传说复制出来的ｘｉū＠⑤已、附宝，因为她们是女性，便统统列在母系的社会旗帜下，而黄帝、炎帝、伏羲，乃至一些寓言式人物如愚公、夸父，只因为他们是男性，就并入父系社会的阵营里。如果某些男性人物的事迹不符合他们想象的父权社会特征，就通过考据改变一下他的性别，他们把复杂的历史简化成小学生都可以掌握的东西了。如果同一人物、同一事件文献上有相互抵触的记载，它们或出于讹传，或出于故意改造，我们则总是用社会形态转变的革命斗争学说来加以解释，“伯禹腹鲧”就是被解释为父权制与母权制斗争的一例。可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社会进化论还有一个概念也不得不加以说明，这个概念就是“遗存”。遗存说认为早期文化因素像化石一样可以保存在以后的文化体系中。是的，如果否认文化“遗存”就是否认文化的继承和积累，任何时代也不可能把前代文化遗产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从头做起。但是对这个简单明白、正确无误的概念怎样理解和运用却需要高度发达的头脑和丰富的经验，我们不能靠着这条常识毫无止境地来谈“遗存”。“遗存”本指某文化因素脱离原文化体系后原样的保存或残缺的保存，因此有的学者译Survival为“残存”，如果人们应用该残存赖以产生的思维方式在后来的重新创造即不可谓之残存。
例如我们从古代地层中挖掘来的器物可以叫做文化残存，而今日的仿制品其形制无论怎样与原物相象都不可称为残存。历史上文化的仿制工作在经常地、大量地进行着，如果滥用“遗存”概念，势必弄得草木皆兵，似乎遗存无处不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研究实践表明，进化论的社会发展模式作为一种先入之见严重干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科学研究中不能继续保留它的地位。
二、鲧禹故事的演变既是进化论的一项“杰作”，也与疑古思潮有紧密的关系，正是疑古思潮把中国的史前史弄成一片空白以后，挟带着单线进化论的神话学才闯入这块领地的。在多数人看来，疑古信古仅仅是关系到态度谨严与否的纯学术问题，实际上它却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本世纪古史研究领域中的疑古运动出现于清王朝既倒之后和“五四”运动爆发之际。孔子思想，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历代改造之后的儒学是支配了中国2000年之久的政治意识形态，清王朝的灭亡很快便引发了封建意识形态的危机，要想彻底摧毁这种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意识，没有任何办法比宣布它是非真实的伪造更为有效，这种手法其实并非当事人的天才创造，前此不久康有为在维新运动中已经使用过，只不过由于政治环境的不同不及后者步伐迈得更大罢了，所以我们说疑古思潮乃是以学术研究为形式的“五四”反封建的一翼，它在当时政治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然而也正由于它在政治上的功利主义给学术研究带来长久的消极影响。对于今人来说因时过境迁所能看到的更多是它学术的外表，它的政治内涵则感察不到了。王国维先生对当时这种倾向曾提出批评，他在《古史新证》总论里说：“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鉴于此，他在清华学校任教期间提出研治古史的“二重证据法”，拿地下出土材料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以考信来抵制疑古，并指出：“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注：《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大概因为时势的需要远比科学态度更能为人们所选择，疑古思潮并未因为他的反对而受到丝毫遏止。有趣的是在以后几十年中，人们也接受了他的二重证据法，并奉为法宝，甚至于到了废书不观、考古是信，以出土材料否定文献的地步，同时也有人想发展他的二重证据，提出三重证据、四重证据。事情已发展至此，于是又出现拿地下材料进一步证明疑古成果正确性的现象，正如顾先生难料被他逐出历史的鲧禹重返史坛一样，为抵制疑古而创立的二重证据法反过来又为疑古思潮服务，王氏复生一定会说他们是操戈入室了。这些情况说明在这个即将过去的世纪中，我们基本上在各自埋首于自己所喜欢的课题之中，以创造一些彼此永远无法沟通的“一家之言”为奋斗目标，不管什么方法，只要对建立那“一家之言”是有用的，就率 《鲧禹故事演变引出的启示(第3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209159.html
看完鲧禹故事的一变再变，不能不引人沉思，如果我们把神话学家、图腾论者、生殖论者、婚姻史家和政治史家请来会聚一堂，以鲧禹故事为论题，不知他们彼此将如何沟通？这样的学问究竟是在前人基础上深化了呢？还是走上了岐路？观此景象我常感到我们正在做着比儿童们稍微严肃的游戏。如果21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坚持要站在本世纪“巨人”的肩上去攀登新的高峰，中国真正的历史在他们手中恐怕就了了无几，绝大部分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新的古史了。鲧禹故事不过是小小的一例，即使是一例也足以说明今日社会科学思想的混乱和规范的软弱了。为了改变人文社会科学的现状，我们需要寻求新的道路，我将自己的一些想法条陈于下，与同好交换意见。
一、20世纪的学术环境与上世纪相比最大的不同是西学的传入，如果翻开清人的著作，他们除了在古籍中反复求证别无长物。西学的传入应该说是学术条件的改善，这些新知扩大了人们的视野，给治学带来新的方法。大概是由于前此200余年的朴学使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大幅度下降，因而无论什么新知传入，在我们手中往往被简单化。在传人的新知识里，进化论哲学对中国学术影响最深，差不多考虑一切问题皆以它为出发点，前引所谓“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云云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们知道进化论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它描述的只是人类社会的一般趋势，而我们研究的个别的、具体的历史文化却是多种多样的，进化论认为社会是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但不能排除个别文化在特定阶段上的曲折和反复，我们昧于哲学与科学之别，常常无视历史文化的多样性，认定每个民族都要井然有序地经过一些主要的进化阶段，借用一位早期接受了进化论思想的学者的话，这种信念认为：“人类种族虽有不同，进化的途径似乎并不殊异，现代原始社会不过人类在进化大路上步行稍落后者，他们现在所达到进化大路的地段，就是我们步行稍前的民族的祖先，在若干千万年前亦曾经过的地段，我们研究他们的现在史，颇可说明我们的古代史。”（注：《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2页。）可以说在整整一个世纪中，我们的历史文化研究工作没有突破这个思路，因而凡是域外之所有就一定要在中国历史上把它们“发现”出来，因而鲧在担任了普罗米修斯的神职的同时，还得兼任夏族的图腾、女阴象征物、产翁制的执行者。不特鲧禹如此，我们每个传说的祖先现今都是身兼数职，陷入不堪重负的苦境。此外，为了对号入座将中国史事填满进化论的货架，必须打破中国历史文化原有的程序而按照野蛮与文明程度重新组织史料，因而三国时才出现在文献上的盘古被放在进化行列的最前排，女娲、姜ｙｕáｎ＠②、简狄，乃至后世根据这些传说复制出来的ｘｉū＠⑤已、附宝，因为她们是女性，便统统列在母系的社会旗帜下，而黄帝、炎帝、伏羲，乃至一些寓言式人物如愚公、夸父，只因为他们是男性，就并入父系社会的阵营里。如果某些男性人物的事迹不符合他们想象的父权社会特征，就通过考据改变一下他的性别，他们把复杂的历史简化成小学生都可以掌握的东西了。如果同一人物、同一事件文献上有相互抵触的记载，它们或出于讹传，或出于故意改造，我们则总是用社会形态转变的革命斗争学说来加以解释，“伯禹腹鲧”就是被解释为父权制与母权制斗争的一例。可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社会进化论还有一个概念也不得不加以说明，这个概念就是“遗存”。遗存说认为早期文化因素像化石一样可以保存在以后的文化体系中。是的，如果否认文化“遗存”就是否认文化的继承和积累，任何时代也不可能把前代文化遗产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从头做起。但是对这个简单明白、正确无误的概念怎样理解和运用却需要高度发达的头脑和丰富的经验，我们不能靠着这条常识毫无止境地来谈“遗存”。“遗存”本指某文化因素脱离原文化体系后原样的保存或残缺的保存，因此有的学者译Survival为“残存”，如果人们应用该残存赖以产生的思维方式在后来的重新创造即不可谓之残存。
例如我们从古代地层中挖掘来的器物可以叫做文化残存，而今日的仿制品其形制无论怎样与原物相象都不可称为残存。历史上文化的仿制工作在经常地、大量地进行着，如果滥用“遗存”概念，势必弄得草木皆兵，似乎遗存无处不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研究实践表明，进化论的社会发展模式作为一种先入之见严重干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科学研究中不能继续保留它的地位。
二、鲧禹故事的演变既是进化论的一项“杰作”，也与疑古思潮有紧密的关系，正是疑古思潮把中国的史前史弄成一片空白以后，挟带着单线进化论的神话学才闯入这块领地的。在多数人看来，疑古信古仅仅是关系到态度谨严与否的纯学术问题，实际上它却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本世纪古史研究领域中的疑古运动出现于清王朝既倒之后和“五四”运动爆发之际。孔子思想，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历代改造之后的儒学是支配了中国2000年之久的政治意识形态，清王朝的灭亡很快便引发了封建意识形态的危机，要想彻底摧毁这种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意识，没有任何办法比宣布它是非真实的伪造更为有效，这种手法其实并非当事人的天才创造，前此不久康有为在维新运动中已经使用过，只不过由于政治环境的不同不及后者步伐迈得更大罢了，所以我们说疑古思潮乃是以学术研究为形式的“五四”反封建的一翼，它在当时政治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然而也正由于它在政治上的功利主义给学术研究带来长久的消极影响。对于今人来说因时过境迁所能看到的更多是它学术的外表，它的政治内涵则感察不到了。王国维先生对当时这种倾向曾提出批评，他在《古史新证》总论里说：“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鉴于此，他在清华学校任教期间提出研治古史的“二重证据法”，拿地下出土材料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以考信来抵制疑古，并指出：“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注：《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大概因为时势的需要远比科学态度更能为人们所选择，疑古思潮并未因为他的反对而受到丝毫遏止。有趣的是在以后几十年中，人们也接受了他的二重证据法，并奉为法宝，甚至于到了废书不观、考古是信，以出土材料否定文献的地步，同时也有人想发展他的二重证据，提出三重证据、四重证据。事情已发展至此，于是又出现拿地下材料进一步证明疑古成果正确性的现象，正如顾先生难料被他逐出历史的鲧禹重返史坛一样，为抵制疑古而创立的二重证据法反过来又为疑古思潮服务，王氏复生一定会说他们是操戈入室了。这些情况说明在这个即将过去的世纪中，我们基本上在各自埋首于自己所喜欢的课题之中，以创造一些彼此永远无法沟通的“一家之言”为奋斗目标，不管什么方法，只要对建立那“一家之言”是有用的，就率 《鲧禹故事演变引出的启示(第3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