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韩关系史的一段内幕
奏折为准。至于奏折中使用“臣等”字样，似乎表示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与续昌联名提出，应是吴大ｃｈéｎｇ＠①于上奏之际有意顾及与自己同行之“满员”续昌的缘故。事实上，该奏折本身就是吴大ｃｈéｎｇ＠①的单独上奏，其《自订年谱》则根本没有提及续昌参与撰写上述文字之内容，韩国藏各印本均称“吴清卿”即吴大ｃｈéｎｇ＠①之名，其文风亦吴氏特有议论风格，因而完全可以断定为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个人作品。
仍由笔者发现于韩国的笔谈记录，根据其中“昨日国王拜领大人法书”等内容，其时间应是在吴大ｃｈéｎｇ＠①将上述文字及亲书两幅字转呈朝鲜国王高宗的第二天即1885年1月15日。至于自称“允植”之笔谈对象，则是时任朝鲜王朝高宗政府兵曹判书的金允植。按金允植，字洵卿，号云养，出身名门世家，为近代韩国汉诗文大家，在政治上则是近代韩国稳健开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至1881年，金允植以领选使资格率领朝鲜学生到中国天津学习“军械学造”，并奉命同李鸿章密商朝美条约等事（注：参见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汉城：白山资料院，2000年，52-91页。），从此长期负责朝鲜王朝对华外交事务，不仅同李鸿章等清政府负责对朝鲜事务的主要官员保持书信联系，与当时驻扎汉城的清军指挥官袁世凯等人也有密切来往。
甲申政变爆发之后，金允植没有接受金玉均等急进开化派势力所任命的官职，并积极要求袁世凯等出动驻朝清军进行武装干涉，因于政变失败后重新得到国王重用，被任命为掌握兵权的兵曹判书。（注：《承政院日记》高宗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高宗实录》高宗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收录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致总理衙门报告中就附有1885年1月7日吴、金二人在汉城笔谈记录，内容为商讨朝日谈判对策。（注：《总署收会办大臣吴大ｃｈéｎｇ＠①等函附件五：照录十一月二十二日与金允植笔谈》《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1617-1619页。）可见，当时金允植已成为朝鲜国王及其政府与吴大ｃｈéｎｇ＠①相沟通的一个主要渠道，同时也是吴大ｃｈéｎｇ＠①代表清政府来影响当时朝鲜政府对日政策决定过程的一个渠道。因此，1月15日的吴、金笔谈，也应看做是上述沟通与影响过程的一个继续。
在笔谈过程中，金允植首先奉国王之命来转达对吴大ｃｈéｎｇ＠①“转呈”上述文字的感谢，并进一步商讨整顿朝鲜吏治与开办书院之事，即对上述“转呈”文字中所提建议表现出积极采纳的诚意。此次笔谈内容，不仅不见于清政府文献及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个人著述，亦不见于已刊之金允植各种著述，如《阴晴史》、《续阴晴史》、《云养集》及《金允植全集》（注：关于金允植个人著述等情况，详见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金允植全集》壹，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80年，卷首解题部分。）。因此，这一笔谈记录，不仅是吴大ｃｈéｎｇ＠①的一份散佚文献，同时也可以视做有关金允植的一份散佚文献，因而也是近代中韩关系史的一份重要文献。
简言之，在韩国发现的上述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三篇佚文史料，是反映1884年甲申政变之后中韩关系内幕的重要史料，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甲申政变之后中韩关系乃至分别在近代中韩两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之吴大ｃｈéｎｇ＠①、金允植两位人物，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基础。
三、吴大ｃｈéｎｇ＠①佚文史料在韩国的收藏情况
根据笔者调查，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藏有分别以《吴清卿献策论》及《吴长卿献策论》为题之两个活字印本，其中前者于第一篇“求贤论”右上方钤盖“藏书阁印”章，至于后者所谓“吴长卿”显系“吴清卿”之误。该两印本的内容，就是吴大ｃｈéｎｇ＠①于上述奏折及其《自订年谱》中所称“六条”文字。该研究院藏书阁目录中记载《吴清卿献策论》之书志事项则如下：
《吴清卿献策论》，吴清卿（清）撰，再铸整理字版，高宗年间～光武10。1卷1册（16张）。四周单边，半郭21.3×14.2cm，有界。半页10行19字，29.2×18.1cm，线装。
印：藏书阁。纸质：楮纸。
内容：一张1～2，求贤论。一张3～7，育才论。一张8～9，恤民论。一张10～10节用论。一张11～14，练兵论。一张15～18，缓刑论。
系中国人吴清卿向韩国政府献策者。（注：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编：《藏书阁图书韩国版总目录补遗篇》史部诏令奏议类，1984年影印再版本，13页。）
上述记录中，所谓“吴清卿”即指字清卿之吴大ｃｈéｎｇ＠①，该印本无疑就是朝鲜王朝高宗政府印行的吴大ｃｈéｎｇ＠①“六条”文字。此外，韩国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藏有《吴清卿献策论》及《时弊献言》两印本，于第一篇“求贤论”上方分别钤盖“学部图书”、“朝鲜总督府图书之印”、“编辑部保管”三印及“帝室图书之章”、“朝鲜总督府图书之印”二印。其中后者之题经笔者确认，原作“求贤论”，书作“时弊献言”之题签系后人粘贴于原题“求贤论”字样之上，应是收藏或整理者所为，至于其内容及书志事项则与前者完全相同，实际上可以看做《吴清卿献策论》的相同印本。另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亦藏有《吴清卿献策论》印本两册，文字内容与书志事项与前述各印本并无区别，惟无任何收藏印。简言之，目前韩国共藏有《吴清卿献策论》六个印本，其文字内容与书志事项基本一致，应能视做同出一处的印本。
按藏书阁与奎章阁曾是朝鲜王朝专门负责整理并保管王室文献的部门，近代以来该两处所藏档案与图书文献先后归属大韩帝国政府帝室、学部及日本殖民统治机构——朝鲜总督府图书馆等处，如今则分别隶属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与韩国国立汉城大学。至于上述印本所使用之再铸整理字，是近代以来朝鲜王朝主要用来印刷官报及外交文书等官方文献的一种铅活字。综上所述，应能做出如下结论：朝鲜王朝高宗政府曾将吴大ｃｈéｎｇ＠①于1885年1月“转呈”之上述“六条”文字加以印刷，并主要保存于宫中而没有予以广泛传布，《吴清卿献策论》之题应是由朝鲜王朝官员于印刷之际所添署。现藏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等处的六个印本，大都盖有帝室或朝鲜总督府收藏印，即表明该印本一开始就基本没有流传到民间。
韩国藏《吴清卿献策论》印本，均为铅印线装本，系前后两面印刷，包括封面在内，共计16张32页，全部文字为4346字。该文字中所陈“六条”之顺序，根据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上光绪皇帝奏折而重新确定，已如前述，惟原文各条并无一、二、三之序号，现由笔者添加于各条题目之前。
至于吴大ｃｈéｎｇ＠①当年同时“转呈”的另一篇文字即“辨党论”上下二篇，亦由笔者发现于韩国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其书志事项则与《吴清卿献策论》基本相似：
1册（4张），古活字本（整理字），29.4.×18.4cm。四周单边，半郭：21.5×14.4cm。10行19字，注双行。版心：鱼尾无。（注：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编：《奎章阁图书韩国版目录》史部1225页。）
该印本于第一页上方钤盖有“帝室图书之章”、“朝鲜总督府图书之印”及“汉城大学校图书”（按：汉城两字为韩文）三印，第一页“辨党论上”之行下则明确署有“吴县吴大ｃｈéｎｇ＠①清卿著”，其内容与吴大ｃｈéｎｇ＠①在前述奏折及其《自订年谱》记载完全符合，因而可以断定为 《近代中韩关系史的一段内幕(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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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由笔者发现于韩国的笔谈记录，根据其中“昨日国王拜领大人法书”等内容，其时间应是在吴大ｃｈéｎｇ＠①将上述文字及亲书两幅字转呈朝鲜国王高宗的第二天即1885年1月15日。至于自称“允植”之笔谈对象，则是时任朝鲜王朝高宗政府兵曹判书的金允植。按金允植，字洵卿，号云养，出身名门世家，为近代韩国汉诗文大家，在政治上则是近代韩国稳健开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至1881年，金允植以领选使资格率领朝鲜学生到中国天津学习“军械学造”，并奉命同李鸿章密商朝美条约等事（注：参见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汉城：白山资料院，2000年，52-91页。），从此长期负责朝鲜王朝对华外交事务，不仅同李鸿章等清政府负责对朝鲜事务的主要官员保持书信联系，与当时驻扎汉城的清军指挥官袁世凯等人也有密切来往。
甲申政变爆发之后，金允植没有接受金玉均等急进开化派势力所任命的官职，并积极要求袁世凯等出动驻朝清军进行武装干涉，因于政变失败后重新得到国王重用，被任命为掌握兵权的兵曹判书。（注：《承政院日记》高宗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高宗实录》高宗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收录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致总理衙门报告中就附有1885年1月7日吴、金二人在汉城笔谈记录，内容为商讨朝日谈判对策。（注：《总署收会办大臣吴大ｃｈéｎｇ＠①等函附件五：照录十一月二十二日与金允植笔谈》《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1617-1619页。）可见，当时金允植已成为朝鲜国王及其政府与吴大ｃｈéｎｇ＠①相沟通的一个主要渠道，同时也是吴大ｃｈéｎｇ＠①代表清政府来影响当时朝鲜政府对日政策决定过程的一个渠道。因此，1月15日的吴、金笔谈，也应看做是上述沟通与影响过程的一个继续。
在笔谈过程中，金允植首先奉国王之命来转达对吴大ｃｈéｎｇ＠①“转呈”上述文字的感谢，并进一步商讨整顿朝鲜吏治与开办书院之事，即对上述“转呈”文字中所提建议表现出积极采纳的诚意。此次笔谈内容，不仅不见于清政府文献及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个人著述，亦不见于已刊之金允植各种著述，如《阴晴史》、《续阴晴史》、《云养集》及《金允植全集》（注：关于金允植个人著述等情况，详见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金允植全集》壹，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80年，卷首解题部分。）。因此，这一笔谈记录，不仅是吴大ｃｈéｎｇ＠①的一份散佚文献，同时也可以视做有关金允植的一份散佚文献，因而也是近代中韩关系史的一份重要文献。
简言之，在韩国发现的上述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三篇佚文史料，是反映1884年甲申政变之后中韩关系内幕的重要史料，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甲申政变之后中韩关系乃至分别在近代中韩两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之吴大ｃｈéｎｇ＠①、金允植两位人物，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基础。
三、吴大ｃｈéｎｇ＠①佚文史料在韩国的收藏情况
根据笔者调查，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藏有分别以《吴清卿献策论》及《吴长卿献策论》为题之两个活字印本，其中前者于第一篇“求贤论”右上方钤盖“藏书阁印”章，至于后者所谓“吴长卿”显系“吴清卿”之误。该两印本的内容，就是吴大ｃｈéｎｇ＠①于上述奏折及其《自订年谱》中所称“六条”文字。该研究院藏书阁目录中记载《吴清卿献策论》之书志事项则如下：
《吴清卿献策论》，吴清卿（清）撰，再铸整理字版，高宗年间～光武10。1卷1册（16张）。四周单边，半郭21.3×14.2cm，有界。半页10行19字，29.2×18.1cm，线装。
印：藏书阁。纸质：楮纸。
内容：一张1～2，求贤论。一张3～7，育才论。一张8～9，恤民论。一张10～10节用论。一张11～14，练兵论。一张15～18，缓刑论。
系中国人吴清卿向韩国政府献策者。（注：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编：《藏书阁图书韩国版总目录补遗篇》史部诏令奏议类，1984年影印再版本，13页。）
上述记录中，所谓“吴清卿”即指字清卿之吴大ｃｈéｎｇ＠①，该印本无疑就是朝鲜王朝高宗政府印行的吴大ｃｈéｎｇ＠①“六条”文字。此外，韩国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藏有《吴清卿献策论》及《时弊献言》两印本，于第一篇“求贤论”上方分别钤盖“学部图书”、“朝鲜总督府图书之印”、“编辑部保管”三印及“帝室图书之章”、“朝鲜总督府图书之印”二印。其中后者之题经笔者确认，原作“求贤论”，书作“时弊献言”之题签系后人粘贴于原题“求贤论”字样之上，应是收藏或整理者所为，至于其内容及书志事项则与前者完全相同，实际上可以看做《吴清卿献策论》的相同印本。另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亦藏有《吴清卿献策论》印本两册，文字内容与书志事项与前述各印本并无区别，惟无任何收藏印。简言之，目前韩国共藏有《吴清卿献策论》六个印本，其文字内容与书志事项基本一致，应能视做同出一处的印本。
按藏书阁与奎章阁曾是朝鲜王朝专门负责整理并保管王室文献的部门，近代以来该两处所藏档案与图书文献先后归属大韩帝国政府帝室、学部及日本殖民统治机构——朝鲜总督府图书馆等处，如今则分别隶属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与韩国国立汉城大学。至于上述印本所使用之再铸整理字，是近代以来朝鲜王朝主要用来印刷官报及外交文书等官方文献的一种铅活字。综上所述，应能做出如下结论：朝鲜王朝高宗政府曾将吴大ｃｈéｎｇ＠①于1885年1月“转呈”之上述“六条”文字加以印刷，并主要保存于宫中而没有予以广泛传布，《吴清卿献策论》之题应是由朝鲜王朝官员于印刷之际所添署。现藏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等处的六个印本，大都盖有帝室或朝鲜总督府收藏印，即表明该印本一开始就基本没有流传到民间。
韩国藏《吴清卿献策论》印本，均为铅印线装本，系前后两面印刷，包括封面在内，共计16张32页，全部文字为4346字。该文字中所陈“六条”之顺序，根据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上光绪皇帝奏折而重新确定，已如前述，惟原文各条并无一、二、三之序号，现由笔者添加于各条题目之前。
至于吴大ｃｈéｎｇ＠①当年同时“转呈”的另一篇文字即“辨党论”上下二篇，亦由笔者发现于韩国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其书志事项则与《吴清卿献策论》基本相似：
1册（4张），古活字本（整理字），29.4.×18.4cm。四周单边，半郭：21.5×14.4cm。10行19字，注双行。版心：鱼尾无。（注：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编：《奎章阁图书韩国版目录》史部1225页。）
该印本于第一页上方钤盖有“帝室图书之章”、“朝鲜总督府图书之印”及“汉城大学校图书”（按：汉城两字为韩文）三印，第一页“辨党论上”之行下则明确署有“吴县吴大ｃｈéｎｇ＠①清卿著”，其内容与吴大ｃｈéｎｇ＠①在前述奏折及其《自订年谱》记载完全符合，因而可以断定为 《近代中韩关系史的一段内幕(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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