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
道，疏密适中为上，不然则宁疏无密。文能发意，则韵虽疏不害。”[2]（卷二一“次韵”，p.931）这些结论都印证了他对古代诗歌音韵的基本认识，即顺其自然，无固无必，从中可以看出他在诗歌声律问题上的通达态度。不过他将此论推至极端，说诗不押韵也无妨，就很难自圆其说了。他举孔子作《易》彖象传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说“古人作文之法，一韵无字，则及他韵，他韵不协，则竟单行”；作诗则“以义为主，音从之。必尽一韵无可用之字；然后旁通他韵；又不得于他韵，则宁无韵；苟其义之至当，而不可以他字易，则无韵不害。汉以上往往有之。”他只举出很少几个例子证成其说，而《石壕吏》“老翁ｙú＠(12)墙走，老妇出门看”一例，钱大昕指出是真文与元寒通，并非无韵[2]（卷二一“诗有无韵之句”，p.914）。这一来他的结论就更显得缺乏说服力了。
第二，重视文学体裁的声律形式，首先将文学作品理解为一个声律结构，从而提出由音韵视角把握和划分文学史阶段的可能性。他说：
夫古之为诗，主乎音者也；江左诸公之为诗，主乎文者也。文者一定而难移，音者无方而易转。夫不过喉舌之间，疾徐之顷，而已谐于音，顺于耳矣。故或平或仄，时措之宜而无所窒碍。”[11]（卷中“古人四声一贯”，p.42）
由“文者一定而难移”可以看出，这里与音相对的“文”不是指文辞，而是指固定的格律，主音和主文的差别也就是自然音节与人为格律的不同。顾炎武显然是崇尚自然音节的，因为他赞赏“天籁之鸣，自然应律而合节者”[13]（卷四，《候人》，p.104）。按他的理解，“夫音与音之相从，如水之于水，火之于火也。其在诗之中，如风之入于窍穴，无微而不达；其发而为歌，如四气之必至，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也”。这种自然和谐的音律，“岂若后世词人之作，字栉句比，而不容有一言之离合者乎？”[13]（卷一，《行露》，p.61）邬国平先生曾指出，顾炎武这种见解“貌似崇古尊经，其实是以倡古而求新，依其本质来看，是对诗律自由的憧憬和向往”，“蕴含着某种形式自由、诗体解放的思想意义，在诗歌批评史上值得大书一笔”[14]。联系上文所引“诗不束于韵而能尽其意，胜于为韵束而意不尽”来看，我认为他的评价是极中肯而有见地的。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顾炎武由“主文”、“主文”之异将文学史划分为两大阶段，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从音韵学角度把握文学史阶段性的研究视角。在这样一种特殊角度的观照下，声律之学兴起的南朝成了诗歌史上自然韵律写作和人为韵律写作的分水岭，这对通常为人鄙视，很少有人认真看待其诗歌史地位的南朝诗歌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启发了清代诗学中李ｙīｎｇ＠(13)《诗法易简录》、郑先朴《声调谱阐说》等著作从诗律学角度研究“齐梁体”的工作。这是清代诗律学中极富学术价值的成果之一。以《音学五书》的影响来说，顾炎武音韵学对清代诗学的影响是应该充分考虑的。
第三，顾炎武对诗歌音韵的研究还上升到音乐性的高度，对古代诗歌与音乐的关系作了探讨。《日知录》卷五“乐章”条首先历时性地考察了诗与乐的关系，指出“诗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为乐，自汉以下乃以其所赋五言之属为徒诗，而其协于音者则谓之乐府。宋以下则其所谓乐府者，亦但拟其辞，而与徒诗无异别，于是乎诗之与乐判然为二，不特乐亡，而诗亦亡”。继而又阐明“古人以乐从诗，今人以诗从乐”的道理，解释“古人必先有诗，而后以乐和之”，是因为古诗天然有良好的音乐性，“古之诗大抵出于中原诸国，其人有先王之风，讽诵之教，其心和，其辞不侈，而音节之间往往合于自然之律。《楚辞》以下即已不必尽谐。降及魏晋，羌戎杂扰，方音递变，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协之音，而名为乐府，无以异于徒诗者矣”。这一点结合具体的乐府旧题来看就更为清楚：“乐府中如《清商》、《清角》之类，以声名其诗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类，以舞名其诗也。以声名者必合于声，以舞名者必合于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声亡矣，于是乎文章之传盛，而声音之用微，然后徒诗兴而乐废矣。”如此从语音演变的角度对乐府诗衰亡的原因加以说明，在清代乐府诗研究中可以说是很独到的见解。这番对诗、音、乐关系的讨沦，引发他无限感叹：“言诗者大率以声音为末艺，不知古人入学自六艺始，孔子以游艺为学之成。后人之学好高，以此为瞽师、乐工之事，遂使三代之音不存于两京，两京之音不存于六代，而声音之学遂为当今之绝艺。”[2]（卷五，pp.226～229）他不曾料到，自他开诗歌音韵学研究的先河，诗歌声律之学后来竟成为清代诗学热衷讨论的问题，以王士ｚｈēｎ＠(14)《古诗平仄论》、赵执信《声调谱》、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李宪乔《拗法考》、董文涣《声调四谱图说》等书为代表，各类著述层出不穷，蔚为专门之学，乃至成为清代诗学最具特色、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之一。
顾炎武不仅以气节高峻赢得人们的尊敬，也以学问广博赢得后代的景仰。他讨论诗学的文字虽不多，但在清代夙有定评。嘉、道间鲍瑞骏称“亭林顾征君，语语归践蹈”[15]（《与周朴卿太守澄论诗即题其集》），强汝询称“顾氏说诗多通论，足箴后世诗家之失”[16]（卷二，《求益斋随笔》），都强调指出了亭林诗学的实践品格和指导意义。以上四方面的论述已初步勾勒出顾炎武诗学在清初诗学中的独特意义和在清代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以文化救亡为核心的大文学观代表了当时知识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路径，“真诗”观念的三个层面体现了清初诗坛的主流意识，鉴往训今的学术方法开启了有清一代的实证学风，而诗歌音韵研究则开拓了中国古代诗歌音韵学的处女地。顾炎武诗学是清初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同时带有他学术个性的鲜明印迹，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有邬国平先生指出的“一方面肯定讽喻诗的价值和古代诗歌中的批判传统，一方面又对诗文总体上采取消极的态度，反映了他对文学功能、特性认识的片面”的缺陷[14]，但其博大的气魄和高屋建瓴的眼界却是独步一时、无与俦比的，而对清代诗学大方向和学术方式的影响则更是不可低估的。今天需要在更高的视点考察顾炎武诗学的理论价值和诗学史意义。
收稿日期：2002-09-07
【参考文献】
[1] （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长沙：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
[3] （清）陈瑚.确庵文稿[M].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康熙刊本.
[4] （清）魏禧.魏书子文集[M].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宁都三魏文集本.
[5] （清）康乃心.莘野集[A].莘野先生遗书[M].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稿本.
[6] （清）王用臣.斯陶说林[M].光绪十八年家刊本.
[7] 王国维.人间词话[A].蕙风词话·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8] （明）高攀龙.高子遗书[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明）归有光.归震川先生集[M].四部丛刊本.
[10] （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11] （清）魏际瑞.魏伯子文集[M].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宁都三魏文集本.
[12] （清）顾炎武. 《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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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视文学体裁的声律形式，首先将文学作品理解为一个声律结构，从而提出由音韵视角把握和划分文学史阶段的可能性。他说：
夫古之为诗，主乎音者也；江左诸公之为诗，主乎文者也。文者一定而难移，音者无方而易转。夫不过喉舌之间，疾徐之顷，而已谐于音，顺于耳矣。故或平或仄，时措之宜而无所窒碍。”[11]（卷中“古人四声一贯”，p.42）
由“文者一定而难移”可以看出，这里与音相对的“文”不是指文辞，而是指固定的格律，主音和主文的差别也就是自然音节与人为格律的不同。顾炎武显然是崇尚自然音节的，因为他赞赏“天籁之鸣，自然应律而合节者”[13]（卷四，《候人》，p.104）。按他的理解，“夫音与音之相从，如水之于水，火之于火也。其在诗之中，如风之入于窍穴，无微而不达；其发而为歌，如四气之必至，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也”。这种自然和谐的音律，“岂若后世词人之作，字栉句比，而不容有一言之离合者乎？”[13]（卷一，《行露》，p.61）邬国平先生曾指出，顾炎武这种见解“貌似崇古尊经，其实是以倡古而求新，依其本质来看，是对诗律自由的憧憬和向往”，“蕴含着某种形式自由、诗体解放的思想意义，在诗歌批评史上值得大书一笔”[14]。联系上文所引“诗不束于韵而能尽其意，胜于为韵束而意不尽”来看，我认为他的评价是极中肯而有见地的。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顾炎武由“主文”、“主文”之异将文学史划分为两大阶段，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从音韵学角度把握文学史阶段性的研究视角。在这样一种特殊角度的观照下，声律之学兴起的南朝成了诗歌史上自然韵律写作和人为韵律写作的分水岭，这对通常为人鄙视，很少有人认真看待其诗歌史地位的南朝诗歌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启发了清代诗学中李ｙīｎｇ＠(13)《诗法易简录》、郑先朴《声调谱阐说》等著作从诗律学角度研究“齐梁体”的工作。这是清代诗律学中极富学术价值的成果之一。以《音学五书》的影响来说，顾炎武音韵学对清代诗学的影响是应该充分考虑的。
第三，顾炎武对诗歌音韵的研究还上升到音乐性的高度，对古代诗歌与音乐的关系作了探讨。《日知录》卷五“乐章”条首先历时性地考察了诗与乐的关系，指出“诗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为乐，自汉以下乃以其所赋五言之属为徒诗，而其协于音者则谓之乐府。宋以下则其所谓乐府者，亦但拟其辞，而与徒诗无异别，于是乎诗之与乐判然为二，不特乐亡，而诗亦亡”。继而又阐明“古人以乐从诗，今人以诗从乐”的道理，解释“古人必先有诗，而后以乐和之”，是因为古诗天然有良好的音乐性，“古之诗大抵出于中原诸国，其人有先王之风，讽诵之教，其心和，其辞不侈，而音节之间往往合于自然之律。《楚辞》以下即已不必尽谐。降及魏晋，羌戎杂扰，方音递变，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协之音，而名为乐府，无以异于徒诗者矣”。这一点结合具体的乐府旧题来看就更为清楚：“乐府中如《清商》、《清角》之类，以声名其诗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类，以舞名其诗也。以声名者必合于声，以舞名者必合于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声亡矣，于是乎文章之传盛，而声音之用微，然后徒诗兴而乐废矣。”如此从语音演变的角度对乐府诗衰亡的原因加以说明，在清代乐府诗研究中可以说是很独到的见解。这番对诗、音、乐关系的讨沦，引发他无限感叹：“言诗者大率以声音为末艺，不知古人入学自六艺始，孔子以游艺为学之成。后人之学好高，以此为瞽师、乐工之事，遂使三代之音不存于两京，两京之音不存于六代，而声音之学遂为当今之绝艺。”[2]（卷五，pp.226～229）他不曾料到，自他开诗歌音韵学研究的先河，诗歌声律之学后来竟成为清代诗学热衷讨论的问题，以王士ｚｈēｎ＠(14)《古诗平仄论》、赵执信《声调谱》、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李宪乔《拗法考》、董文涣《声调四谱图说》等书为代表，各类著述层出不穷，蔚为专门之学，乃至成为清代诗学最具特色、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之一。
顾炎武不仅以气节高峻赢得人们的尊敬，也以学问广博赢得后代的景仰。他讨论诗学的文字虽不多，但在清代夙有定评。嘉、道间鲍瑞骏称“亭林顾征君，语语归践蹈”[15]（《与周朴卿太守澄论诗即题其集》），强汝询称“顾氏说诗多通论，足箴后世诗家之失”[16]（卷二，《求益斋随笔》），都强调指出了亭林诗学的实践品格和指导意义。以上四方面的论述已初步勾勒出顾炎武诗学在清初诗学中的独特意义和在清代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以文化救亡为核心的大文学观代表了当时知识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路径，“真诗”观念的三个层面体现了清初诗坛的主流意识，鉴往训今的学术方法开启了有清一代的实证学风，而诗歌音韵研究则开拓了中国古代诗歌音韵学的处女地。顾炎武诗学是清初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同时带有他学术个性的鲜明印迹，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有邬国平先生指出的“一方面肯定讽喻诗的价值和古代诗歌中的批判传统，一方面又对诗文总体上采取消极的态度，反映了他对文学功能、特性认识的片面”的缺陷[14]，但其博大的气魄和高屋建瓴的眼界却是独步一时、无与俦比的，而对清代诗学大方向和学术方式的影响则更是不可低估的。今天需要在更高的视点考察顾炎武诗学的理论价值和诗学史意义。
收稿日期：2002-09-07
【参考文献】
[1] （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长沙：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
[3] （清）陈瑚.确庵文稿[M].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康熙刊本.
[4] （清）魏禧.魏书子文集[M].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宁都三魏文集本.
[5] （清）康乃心.莘野集[A].莘野先生遗书[M].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稿本.
[6] （清）王用臣.斯陶说林[M].光绪十八年家刊本.
[7] 王国维.人间词话[A].蕙风词话·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8] （明）高攀龙.高子遗书[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明）归有光.归震川先生集[M].四部丛刊本.
[10] （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11] （清）魏际瑞.魏伯子文集[M].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宁都三魏文集本.
[12] （清）顾炎武. 《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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