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
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自决。这两点都是来自于共产国际的11月28日的决议。（注：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作出决议，决议认为，“民族主义的含义是，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国民党只有通过增强、支持和组织国内各个劳动人民阶层来放手发动全国的力量，才可以向群众表明，这个民族主义体现的是健康的反帝运动的概念”。“这个主义的另一方面应当是，中国民族运动同受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国民党应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以便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制度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这个原则能体现在由以前的中华帝国各民族组成的自由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上”。见《档案资料》第1辑，第342-343页。）同样，《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民权主义的重新解释也是依据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的民权主义，“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这里必须考虑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民权主义可能蜕变为压迫劳动群众的制度和工具，因此，国民党在向群众灌输民权主义的原则和解释其含义时，应使其有利于中国劳动群众，即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26]《国民党一大宣言》完全是按照共产国际这一决议的精神来解释民权主义的，宣言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27]
至于民生主义，共产国际要求国民党在解释“平均地权”的原则时，“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必须向渴望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在解释“节制资本”的原则时，则应该“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那它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才能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影响”。[28]《国民党一大宣言》部分吸纳了共产国际的建议，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29]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这一解释，苏俄方面认为“它也是以共产国际为依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30]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还表现在孙中山革命方略的转变上，这就是从注重军事工作转而注重政治工作，特别是宣传工作。国民党并非不从事宣传工作，但此前国民党的宣传，都是个人的宣传，“既无组织，又无特点，故收效仍小”。[31]孙中山也并非不知道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从五四运动这一事件中看到了宣传力量之大，为此他专门致函海外国民党员，建议设立一英文杂志，“直接参加世界舆论，将吾党之精神义蕴宣达于外，以邀世界对于吾党之信仰”。另外创办最大、最新式之印刷机关，“凡关于宣传吾党之宗旨、主义者，如书籍、杂志等类，可自由印刷，免受他人掣肘”。[32]不过，孙中山从未放弃他的北伐计划，他的全部活动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总是试图争得一些地盘，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然后借助军事措施实现中国的统一，直到1923年蒋介石率孙逸仙代表团访苏时，蒋介石的使命主要还是说服苏俄支持孙中山的军事计划。苏方对此则非常不满，在代表团访苏期间，苏方领导人多次强调，“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在中国做好政治工作，……应该首先全力搞宣传工作”。“国民党应当立即坚决地、急剧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盘，目前它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33]孙中山最终吸纳了俄方的意见，表示从此要“变更奋斗的方法，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34]改组后的国民党明显加强了宣传工作，如刊行《国民党周刊》、办中国通讯社、开办国民党讲习所，孙中山还亲自演讲三民主义，以作国民党“宣传之资”。[35]
总之，孙中山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调整了革命方略，而这些转变都是建立在孙中山对中国现状的估计及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反思之上的。
三
尽管孙中山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但这并不表明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的言论表明，孙中山与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孙中山的目标是继续完成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事业，“彻底地”、“同时地”解决中国的民族、民权和民生问题，而苏俄及共产国际则希望孙中山能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发起一次国民革命运动，将旧的统治阶级及制度从根本上推翻，重新建设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换言之，孙中山依然继续着他的旧式的革命理想和道路，而苏俄及共产国际则企盼他发动一次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
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后关于三民主义的讲演很能真实地反映出他的政治理念。（注：孙中山自称他的演讲是为了提倡“宣传之资”，见孙中山《民族主义·自序》，《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卷，第183页。有学者指出，提供宣传之资是孙中山演讲三民主义的直接表面的原因，而间接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孙中山担心他的三民主义被人误解，见Tsui Shu-chin:The Influence of The Canton-Moscow Entente Upon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Tactic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X,April1936,119.）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演讲三民主义时，并没有按照《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的精神，而是做了某种修正，或者回到了改组前的一些主张。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虽然也谈到了反帝，但似乎有意回避了《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所强调的国内各民族“自决”的问题，而是强调中国要以家族观念和宗族观念作基础，恢复民族主义，同时他特别指出，“新青年”们反对民族主义，提倡世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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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民生主义，共产国际要求国民党在解释“平均地权”的原则时，“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必须向渴望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在解释“节制资本”的原则时，则应该“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那它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才能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影响”。[28]《国民党一大宣言》部分吸纳了共产国际的建议，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29]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这一解释，苏俄方面认为“它也是以共产国际为依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30]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还表现在孙中山革命方略的转变上，这就是从注重军事工作转而注重政治工作，特别是宣传工作。国民党并非不从事宣传工作，但此前国民党的宣传，都是个人的宣传，“既无组织，又无特点，故收效仍小”。[31]孙中山也并非不知道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从五四运动这一事件中看到了宣传力量之大，为此他专门致函海外国民党员，建议设立一英文杂志，“直接参加世界舆论，将吾党之精神义蕴宣达于外，以邀世界对于吾党之信仰”。另外创办最大、最新式之印刷机关，“凡关于宣传吾党之宗旨、主义者，如书籍、杂志等类，可自由印刷，免受他人掣肘”。[32]不过，孙中山从未放弃他的北伐计划，他的全部活动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总是试图争得一些地盘，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然后借助军事措施实现中国的统一，直到1923年蒋介石率孙逸仙代表团访苏时，蒋介石的使命主要还是说服苏俄支持孙中山的军事计划。苏方对此则非常不满，在代表团访苏期间，苏方领导人多次强调，“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在中国做好政治工作，……应该首先全力搞宣传工作”。“国民党应当立即坚决地、急剧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盘，目前它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33]孙中山最终吸纳了俄方的意见，表示从此要“变更奋斗的方法，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34]改组后的国民党明显加强了宣传工作，如刊行《国民党周刊》、办中国通讯社、开办国民党讲习所，孙中山还亲自演讲三民主义，以作国民党“宣传之资”。[35]
总之，孙中山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调整了革命方略，而这些转变都是建立在孙中山对中国现状的估计及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反思之上的。
三
尽管孙中山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但这并不表明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的言论表明，孙中山与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孙中山的目标是继续完成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事业，“彻底地”、“同时地”解决中国的民族、民权和民生问题，而苏俄及共产国际则希望孙中山能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发起一次国民革命运动，将旧的统治阶级及制度从根本上推翻，重新建设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换言之，孙中山依然继续着他的旧式的革命理想和道路，而苏俄及共产国际则企盼他发动一次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
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后关于三民主义的讲演很能真实地反映出他的政治理念。（注：孙中山自称他的演讲是为了提倡“宣传之资”，见孙中山《民族主义·自序》，《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卷，第183页。有学者指出，提供宣传之资是孙中山演讲三民主义的直接表面的原因，而间接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孙中山担心他的三民主义被人误解，见Tsui Shu-chin:The Influence of The Canton-Moscow Entente Upon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Tactic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X,April1936,119.）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演讲三民主义时，并没有按照《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的精神，而是做了某种修正，或者回到了改组前的一些主张。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虽然也谈到了反帝，但似乎有意回避了《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所强调的国内各民族“自决”的问题，而是强调中国要以家族观念和宗族观念作基础，恢复民族主义，同时他特别指出，“新青年”们反对民族主义，提倡世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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