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冯友兰的“释古”
从对待“历史旧说”的态度看，有“信古”，有“疑古”，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则可称为“证古”。冯友兰的“释古”[39]貌似中庸，但实质是倾向疑古的。所以我们不能视冯友兰为王国维一流，以“释古”为“证古”的理论发展。至于清华学派，问题就更复杂了。当年的清华研究院，陈寅恪虽不治上古史，但认同“历史旧说”的态度较王国维有过之而无不及；吴宓恐怕与陈寅恪不相上下。梁启超近于疑古。李济致力于考古，以重建上古史。赵元任基本无古史无涉。除梁启超的老子晚出论外，在对待“历史旧说”的问题上，冯友兰与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谈不上学派问题。所以，以冯友兰的“释古”作为清华学派治学的传统和特色，拔高了冯友兰的“释古”说的意义，是有欠妥当的。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冯友兰的“释古”与“信古”、“疑古”并非同类的问题，不能将冯友兰的“释古”与“信古”、“疑古”相提并论；从实践看，冯友兰的“释古”较胡适的“疑古”疑得有过之而无不及，现行的中国哲学史排队的错误，主要是由冯友兰系统完成的；从实质看，冯友兰的“释古”与王国维的“证古”对待“历史旧说”的态度基本不同，王国维的“证古”是在基本肯定“历史旧说”的前提下，以“地下之新材料”对“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进行补充和修正，而冯友兰虽然承认“历史旧说”“‘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但基本倾向还是疑古，所以，不能说冯友兰的“释古”是王国维“证古”说的发展，以冯友兰的“释古”作为清华学派治学的传统和特色，拔高了冯友兰的“释古”说的意义，是有欠妥当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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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1935年5月14日《世界日报》；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骨骾》62期，1935年5月；冯友兰：《〈中国经济史〉序》，1936年12月4日《北京晨报·思辨》第64期；冯友兰：《冯序》，《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9月。
[2] 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
[3]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4]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5]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期，1942年2月；本文所引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
[6]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自序》，《古史辨》第七册上，开明书店，1941年6月；本文所引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7] 如李学勤：《谈“信古、疑古、释古”》，《原道》第1辑303～3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走出疑古时代·自序》第3～4页、《导论》第19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谈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纪念王国维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清华大学，1997。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1～10页；《冯友兰与清华学派》，《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74～28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陈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贡献》，《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14～15页。王鉴平：《冯友兰哲学史方法评析》，《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76～177页；亦载《中国哲学史》1995年第2期。程伟礼：《信念的旅程——冯友兰传》120～12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8]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9] 吕思勉：《经子解题·论读诸子之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10]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上海世界书局，1933。
[11] 吕思勉：《经子解题·论读诸子之法》。
[12]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试论冯友兰的“释古”(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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