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研究综述
的清政府有关。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郑观应的立宪以收民心，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应》，通过对郑观应既是外国洋行的买办、又是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并兼任洋务企业的重要职务等四种交叉身份的剖析，指出买办可以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而民族资本家、改良主义者同洋务派也有着同一性。郑观应能从一个买办变为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主要是由于他在青年时就有较为强烈的爱国思想。至于郑观应参与洋务运动，则是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参与洋务活动来实现其富强救国的主张的。作为主导面，郑观应是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思想家》则通过对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救国道路的探求的勾勒，以及郑观应“富强救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分析，指出郑观应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作为达到“富强救国”的两根杠杆。这两根杠杆实际上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两面旗帜的胚胎。
吕杰的《一部资产阶级的福音书——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12]认为，郑观应的思想包含：倡言商战以卫国，为本国资本主义辟路；学习外国经验，促进本国资本主义发展；主张政治改革，为资产阶级争取参政权。作者指出，郑观应的思想尽管有诸多的局限，但它对摧毁封建顽固思想的堡垒，传播爱国主义，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促进新生产关系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在19世纪末的思想界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近代史上，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闪耀着特有的光彩。汪熙的《论郑观应》[13]指出，就思想格局而言，郑观应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有识之士的“变局”思想，主张以西学培养人才，否定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封建科举制度；提倡议会政治，否定封建君主专制；鼓吹既学习西学的“长技”，也学习西方的人文科学，包括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政法制度，从而达到他的前辈和同辈所未能达到的认识高度。以这种体、用观为基石，郑观应提出了他的政治和经济纲领，那就是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的民富和国强。关于郑观应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关系，作者指出郑观应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康梁的关系是冷淡的，甚至有点敌意，证明他是立宪派的右翼。辛亥革命前夕，郑观应反对保路运动，说明他已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关于郑观应抵御外侮思想，作者认为郑观应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瓜分危机的估计，对清廷投降政治的揭露以及抵抗外侮的政策建议，是比较有远见、有胆识和中肯的。他在这一方面的著述和活动启迪过很多人，不愧为强调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者。关于郑观应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作者认为发展资本主义是他的“民富”与“国强”的灵魂。其最大功绩是向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与揭露，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呐喊开路。他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问题直接联系起来，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提出来，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称得上是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此外，作者还对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郑观应的晚年际遇进行分析和介绍。
90年代以后，夏东元发表了《郑观应与中国近代化及其超前意识》，[14]指出郑观应所处时代的中国近代化，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相应地进行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其中尤其是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制即君主立宪议会制的改革。郑观应的思想不仅与此潮流相吻合，且有不少超前设想。具体体现在集抵御外侮、振工商、改良政治于一体的思想体系；突出“商战”的重要地位，主张“大开门户”，兴办“万国公共商场。”胡波的《同光时期郑观应民本思想初探》，[15]认为郑观应的政治思想，既具有民权民主思想的倾向，又带有浓厚的民本思想特征。他不仅自觉地运用儒家民本思想去解读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学说，而且有意地借用民本思想的话语来为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民主政制在中国的推行，保驾护航，指出议院、立宪、君民一体，是西方各国富强之本，主张在中国设议院、行立宪、伸民权、实行君民共主。民本思想既是他接受民权认同民主的基础和衔接点，又是他追求富强救国的精神助力，但同时还是他维护清王朝专制统治、抵制革命的借口，其思想认识水平一直停留在民本和民主之间。姜义华的《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16]则通过郑观应《易言》和《盛世危言》所体现的思想主张的深入分析，指出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最早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贺立华的《书生人格的现代转型——论郑观应的当代价值》[17]从人格转型这一新角度切入，认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首次打破中国人传统的思想模式，将商品经济观念提升到“富国强兵”的重要地位；同时他又是“商战”出色的实践者，其行动本身对中国长于“务虚”“论道”的书生人格具有大于话语启蒙的价值。他的“君主立宪”、“设议院”等改革主张，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独裁，其中的西学参照，打开了他世界性的文化视野，提升了他跃入工业文明的思想境界；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底蕴深厚的人，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浸润了他的人格精神，也给了他“商战”行动的智慧。作者指出，郑观应是中国书生人格真正完成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想家和先行者。易惠莉的《郑观应与他的家族》[18]，则通过对郑氏家庭的详细介绍及其对郑观应思想活动影响的深入分析，指出过多的家庭责任和义务的承担，除了消解他事业的成果，还必然异化他对其事业蕴涵着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同时也必然异化着他的个性。这也是他的事业在获得一定成功后即开始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是他在复出后不得不完全依赖盛宣怀的原因之一。家庭传统既是辅助他事业成功的翅膀，同时也是他事业成功的沉重负担。此外，丁凤麟的《论郑观应和薛福成思想的“相与呼应”》、[19]李德超的《郑观应与王韬》、[20]李志刚的《郑观应与中外基督教人的交流及对传教的主张》[21]等，在题材的拓宽和分析的深入方面，也颇见新意。
三、郑观应与戊戌维新运动
夏东元的《略论郑观应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矛盾表现》[22]指出，郑观应对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的态度，同一贯主张相左，表现了多方面的矛盾。其一，政治改革方面言论本身的矛盾。他行立宪的意志是坚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有时说马上设立，有时说等到开民智之后。其二，言与行的矛盾。郑观应把行议院制度作为救国关键，却在行议院制提到实践日程的时候退缩不前。其三，发展经济的进取性与内政改革的消极性的矛盾。郑观应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经济活动特别积极，是一个爱国者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挽回利权的强烈反映。他与康梁变法所要达到的这方面的目的是一致的。然而，郑观应在政治改革的实践上却是消极的，同康有为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其原因是郑观应是企业经营家和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实践家；在经济活动中与洋务运动骨干盛宣怀利害与共；政治思想理论与康有为相同，而在行动上跟着盛宣怀转。作者还对郑观应向盛宣怀报告梁启超行踪的问题加以说明，认为称郑观应陷害维新人士梁启超仍然论据不足。因为盛宣怀接到郑观应密告时并无协捉康梁的任务；英日等国对康梁维新派采取庇护态度；郑与康梁政治观点相同，不致于“落井下石”；盛宣怀本人对梁启超也颇为欣赏。武曦的《郑观应与梁启超、经元善 《郑观应研究综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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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杰的《一部资产阶级的福音书——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12]认为，郑观应的思想包含：倡言商战以卫国，为本国资本主义辟路；学习外国经验，促进本国资本主义发展；主张政治改革，为资产阶级争取参政权。作者指出，郑观应的思想尽管有诸多的局限，但它对摧毁封建顽固思想的堡垒，传播爱国主义，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促进新生产关系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在19世纪末的思想界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近代史上，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闪耀着特有的光彩。汪熙的《论郑观应》[13]指出，就思想格局而言，郑观应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有识之士的“变局”思想，主张以西学培养人才，否定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封建科举制度；提倡议会政治，否定封建君主专制；鼓吹既学习西学的“长技”，也学习西方的人文科学，包括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政法制度，从而达到他的前辈和同辈所未能达到的认识高度。以这种体、用观为基石，郑观应提出了他的政治和经济纲领，那就是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的民富和国强。关于郑观应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关系，作者指出郑观应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康梁的关系是冷淡的，甚至有点敌意，证明他是立宪派的右翼。辛亥革命前夕，郑观应反对保路运动，说明他已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关于郑观应抵御外侮思想，作者认为郑观应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瓜分危机的估计，对清廷投降政治的揭露以及抵抗外侮的政策建议，是比较有远见、有胆识和中肯的。他在这一方面的著述和活动启迪过很多人，不愧为强调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者。关于郑观应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作者认为发展资本主义是他的“民富”与“国强”的灵魂。其最大功绩是向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与揭露，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呐喊开路。他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问题直接联系起来，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提出来，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称得上是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此外，作者还对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郑观应的晚年际遇进行分析和介绍。
90年代以后，夏东元发表了《郑观应与中国近代化及其超前意识》，[14]指出郑观应所处时代的中国近代化，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相应地进行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其中尤其是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制即君主立宪议会制的改革。郑观应的思想不仅与此潮流相吻合，且有不少超前设想。具体体现在集抵御外侮、振工商、改良政治于一体的思想体系；突出“商战”的重要地位，主张“大开门户”，兴办“万国公共商场。”胡波的《同光时期郑观应民本思想初探》，[15]认为郑观应的政治思想，既具有民权民主思想的倾向，又带有浓厚的民本思想特征。他不仅自觉地运用儒家民本思想去解读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学说，而且有意地借用民本思想的话语来为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民主政制在中国的推行，保驾护航，指出议院、立宪、君民一体，是西方各国富强之本，主张在中国设议院、行立宪、伸民权、实行君民共主。民本思想既是他接受民权认同民主的基础和衔接点，又是他追求富强救国的精神助力，但同时还是他维护清王朝专制统治、抵制革命的借口，其思想认识水平一直停留在民本和民主之间。姜义华的《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16]则通过郑观应《易言》和《盛世危言》所体现的思想主张的深入分析，指出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最早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贺立华的《书生人格的现代转型——论郑观应的当代价值》[17]从人格转型这一新角度切入，认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首次打破中国人传统的思想模式，将商品经济观念提升到“富国强兵”的重要地位；同时他又是“商战”出色的实践者，其行动本身对中国长于“务虚”“论道”的书生人格具有大于话语启蒙的价值。他的“君主立宪”、“设议院”等改革主张，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独裁，其中的西学参照，打开了他世界性的文化视野，提升了他跃入工业文明的思想境界；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底蕴深厚的人，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浸润了他的人格精神，也给了他“商战”行动的智慧。作者指出，郑观应是中国书生人格真正完成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想家和先行者。易惠莉的《郑观应与他的家族》[18]，则通过对郑氏家庭的详细介绍及其对郑观应思想活动影响的深入分析，指出过多的家庭责任和义务的承担，除了消解他事业的成果，还必然异化他对其事业蕴涵着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同时也必然异化着他的个性。这也是他的事业在获得一定成功后即开始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是他在复出后不得不完全依赖盛宣怀的原因之一。家庭传统既是辅助他事业成功的翅膀，同时也是他事业成功的沉重负担。此外，丁凤麟的《论郑观应和薛福成思想的“相与呼应”》、[19]李德超的《郑观应与王韬》、[20]李志刚的《郑观应与中外基督教人的交流及对传教的主张》[21]等，在题材的拓宽和分析的深入方面，也颇见新意。
三、郑观应与戊戌维新运动
夏东元的《略论郑观应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矛盾表现》[22]指出，郑观应对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的态度，同一贯主张相左，表现了多方面的矛盾。其一，政治改革方面言论本身的矛盾。他行立宪的意志是坚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有时说马上设立，有时说等到开民智之后。其二，言与行的矛盾。郑观应把行议院制度作为救国关键，却在行议院制提到实践日程的时候退缩不前。其三，发展经济的进取性与内政改革的消极性的矛盾。郑观应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经济活动特别积极，是一个爱国者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挽回利权的强烈反映。他与康梁变法所要达到的这方面的目的是一致的。然而，郑观应在政治改革的实践上却是消极的，同康有为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其原因是郑观应是企业经营家和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实践家；在经济活动中与洋务运动骨干盛宣怀利害与共；政治思想理论与康有为相同，而在行动上跟着盛宣怀转。作者还对郑观应向盛宣怀报告梁启超行踪的问题加以说明，认为称郑观应陷害维新人士梁启超仍然论据不足。因为盛宣怀接到郑观应密告时并无协捉康梁的任务；英日等国对康梁维新派采取庇护态度；郑与康梁政治观点相同，不致于“落井下石”；盛宣怀本人对梁启超也颇为欣赏。武曦的《郑观应与梁启超、经元善 《郑观应研究综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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