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研究综述

——兼评其对戊戌变法的态度》，[23]则通过郑观应对梁启超和经元善的密告事件的考察，指出郑观应只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并非改良主义实践活动家。他诬蔑康有为为“叛逆”，向盛宣怀密告正在追捕中的“奉旨要犯”梁启超、经元善。其作为与写《盛世危言》时如出两辙，被人齿冷。作者认为郑观应要置梁启超于绝境，内因表现在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外因反映在他与盛宣怀的关系，而归根结蒂是不赞同康梁的变法。对于郑观应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倒退表现，作者指出主要原因在于郑观应名曰改良主义，但他毕竟是从买办、洋务派中过来的，除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还夹杂着买办、洋务派的劣根性。两者驱使他成为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而多年的宦海生涯，也使他成为一个于封建不舍汲汲的功名迷。李向东的《浅谈郑观应的两次不义之举》，[24]也认为郑观应对梁启超和经元善的密告事件，是他人生的两个污点。吴雁南的《郑观应的变法观与心学》，[25]则着重探讨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其变法维新思想与心学的关系。作为维新思想的先驱，郑观应借用心学把变法维新说成是“天心”，圣人之心，强调“天之心在民”的思想主张，以“天心仁爱”，指斥时弊，要求改革，呼吁揣摸仁爱之天心，实现世界大同。传统心学的影响，对于他陶铸变法维新思想理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作者指出，在郑观应的变法维新主张中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在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中，郑观应取兼容并蓄，吸其精华的方针；其二，爱心学的影响，郑观应把便民得民心作为变法维新的出发点和归宿。
　　　　四、郑观应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
　　钟卓安的《郑观应与孙中山》[26]认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郑观应以爱国为根本，商战为核心，开议会、立宪法为精髓的思想，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还是在系统完整性方面，都为孙中山所不及，不愧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是，随着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接二连三的惊世骇俗的表演，郑观应的历史地位便相形见绌。辛亥——壬子年间，孙中山终于以革命家和胜利者的形象矗立于世，这更是郑观应所不能比拟的。但郑观应始终不改爱国初衷，一生致力实业救国事业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还在为教育救国而努力的品德，仍然十分值得后人肯定和纪念。黄明同、张冰的《郑观应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承传》，[27]则从商务与商战、税制改革、农业与垦荒、货币与银行和交通建设5个方面，探讨郑观应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承传关系。
　　夏东元的《辛亥革命前后的郑观应》，[28]深入剖析郑观应在辛亥革命前后思想上的矛盾发展。作者指出，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以后，郑观应的思想核心虽然是富强救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在政治上的君主立宪主张，则是与时代不相适应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他镇压会党起义；积极拥护清政府的假立宪，极力反对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沦为政治上的落伍者。但是，作者又认为，由于郑观应一生是坚定的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致中国于富强之境为出发点的爱国主义者，因此，他在政治上落伍的同时，经济主张上仍有积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赎回粤汉路权和商办集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在政治上也有可取之处，表现在民国初年对共和制的赞同和对北洋军阀专制独裁极端仇恨的态度。
　　　　五、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
　　作为近代杰出的维新思想家和实业家，郑观应的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与实业、经济密切相关，其理论中涉及经济的成份最多。特别是他提出的“商战论”，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更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在郑观应研究中，有关其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郑观应综合研究的文章里，已有专节对其经济思想进行研究。而对郑观应经济思想为题的专文，较早的则是1980年史全生发表的《论郑观应的经济思想》，[29]作者指出，两次鸦片战争以后，郑观应及时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以资本主义挽救国家的危亡，初步提出救国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任务，切中时弊，适应当时中国的客观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他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比他的先驱者们更前进了一步。特别是他的“商战”口号喊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心声。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郑观应提出了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促进生产，充分发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桥梁作用等一系列经济理论，基本上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一定的科学因素。1981年，汤照连发表《郑观应学习西方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30]指出，郑观应是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进步思想家。他相当完整地提出了学习西方，建立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革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抨击李鸿章等洋务官僚在洋务运动中实行官督商办，压制和排挤民族工商业的行径，主张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措施；要求以商业为中心全面发展国民经济，并对商、工、农等各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初步论证。其见解和主张，可以说是对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所作的全面总结，并为稍后戊戌变法运动中维新派的经济纲领奠定基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对郑观应“商战论”的研究，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1984年，常汝琪的《郑观应的商战论》[31]指出，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提出了“商战论”。其“商战论”有下列几个特点：主张跟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商业竞争，抵制外国侵略；强调“以商立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提倡西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商战论”的进步意义体现在：它始终贯穿着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主张富强救国这一爱国主义思想主张；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奠定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影响过以后许多杰出的爱国者和革命者。同年，郑学益的《郑观应的商战论》[32]也认为，为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郑观应不但提出加强国防力量，以“兵战”防御外国的军事侵略的主张，而且还要求大力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以增加“商战”能力，有效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并且强调要把“商战”放在首位。郑观应的“商战论”并不局限于单纯的狭义的商业范围中同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斗争，而是要求以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为中心，在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扫除“商战”的障碍，郑观应的“商战论”把限制和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洋务派官僚垄断政策作为商战的首要前提。1992年，王相钦发表《中国近代重商思想的杰出代表——郑观应》，[33]在分析、介绍郑观应重商思想的形成、发展、特点、内容的基础上指出，郑观应的重商思想，突破了中国几千年来重本抑末，重农轻商传统经济思想的束缚，对中国近代商业思想政策的转变和自然经济分解，商品经济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他最先明确提出了商战思想，以辨证的关系论述商战与兵战之间的关系，这种抑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商战思想，适应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步潮流，不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要求，而且也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共同愿望。从而，也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94年，程连升的《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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