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研究综述

应“商战”思想新论》[34]则强调，郑观应“商战”思想是一个旨在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全面发展国民经济的纲领，其中心含意是通过增强中国近代实业及其市场竞争力来战胜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用富强救国代替单纯的兵船救国，而绝非纯粹的重商主义或贸易立国论。2001年，汤照连的《郑观应：近代“商战论”的代表者》通过对中国近代“重商”思潮发展演变的考察、分析以及郑观应“商战论”的主要内容的系统介绍，指出薛福成、马建忠的“重商”观点，特别是王韬的“兵力商力并用论”，是郑观应“商战论”的先行思想材料。郑观应的贡献是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商战论”这一新概念、新思想，而且作了较充分的论证。他既做到兼容，又做到创新，难能可贵。
　　此外，关于郑观应经济思想中的官督商办观、市场观和时代特点等，也是不少学者颇感兴趣的课题，1984年，徐元基发表的《从〈商务叹〉看郑观应对官督商办的态度》[36]，通过对《商务叹》不同版本的异同和郑观应从事官督商办企业经营活动的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1900年以前，郑观应基本上是赞成官督商办的，并始终为官督商办企业尽心效力，仅对官督商办制度的弊病作了一定程度的批评；而1900年以后，开平、电报、招商三局相继发生一系列重大变更，郑观应也蒙受打击，于是他先后指责“官夺商权”、“官督商办势如虎”，表示了极度的愤慨。而《商务叹》抨击的具体对象，系指袁世凯及其亲信杨士骧、邮传部以及张翼等人。郑观应并没有停留于就事论事，而是提高到对官督商办制度的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对封建专制政体的指控。1995年，李坚的《郑观应的市场观》[37]认为，郑观应建立在商战理论之上的市场观是以正视中国历史进程发生巨变的“变局观”为出发点，反映了他为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国内、国际市场拥有一席之地所做出的积极探索和认真思考，为近代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加入市场竞争奠定了思想基础。1996年刘仁坤发表的《略论郑观应的市场经济意识》[38]认为，郑观应破除传统观念，提出了“国以商为本”的思想主张，进而提出了建立上至“商部大臣”，下到各级“董事”的完全独立于政治体系之外的自成体系的商务管理体制，并就改进股份制、市场竞争、市场营销提出具体的新设想，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增添新的内容。1999年，杨华山的《论中国近代早期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郑观应个案研究》，[39]指出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个性特征。第一，政治功利。郑观应身为近代企业家，他经营企业的主要目的不是谋求个人经济利益，而是将振兴工商、富强国家以与世界各国争强竞胜置诸首位。第二，借鉴创新。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是对列强的学习和模仿，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始终结合中国实情，择取各国优势，有针对性的引进创新，甲午战后则更注意对日本经验的吸纳；同时他又以弱小国家的反面教训为中国的镜戒。郑观应经济思想的特点反映了近代早期中国社会的过渡特质。2000年，杨华山又发表《郑观应近代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探论》，[40]认为郑观应的近代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的引进，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方式与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财思想是郑观应形成近代经济思想的两个重要出发点，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正是中西圆融的结晶。2001年，张泽洪发表的《买办郑观应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资本家的本质》，[41]则从买办的角度切入，通过对郑观应长达20年的买办生涯的考察，指出郑观应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其买办生涯一直是积极向上和进步的；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化前驱之一，他“集投资者与管理者于一身”，推动步履维艰的中国近代化迈出了不可或缺的一步。
　　对于郑观应的经济活动，也有不少学者撰文研究。杨华山的《郑观应与汉阳铁厂》、[42]颜廷亮、赵淑妍的《黄世仲和一九○六年的反郑风潮》、[43]黄逸平的《郑观应与中国棉纺织业近代化》、[44]戴鞍钢的《郑观应与晚清漕运改革》、[45]顾柏荣的《郑观应与上海机器织布局》[46]等，对了解郑观应的实业实践，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帮助。
　　　　六、郑观应的哲学思想
　　1986年，朱光甫发表的《郑观应哲学思想简论》，[47]较早对郑观应的哲学思想进行专门的论述。作者指出《道器》、《〈盛世危言〉自序》等篇，是郑观应哲学思想的代表作。郑观应通过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管理科学的吸收，从事借用中国某些传统形式来变革中国传统哲学尝试，因而使自己的世界观具有若干近代哲学的特征，为中国哲学史增添新内容。在本体论方面，郑观应首先提出带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色彩的“道”范畴，并把“道”归结为物质性实体，从而闪烁着机械唯物主义的光芒。同时他又把伦理道德规范的“中”作了非科学的抽象，并把这个抽象化了的“中”也规定为“道”的内涵，因而其哲学变革还深受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在认识论方面，郑观应对我国传统的名实关系、知行关系等理论，赋予了西学的内容，主张学以致用，行而后知。在发展观方面，郑观应提出了具有新学内容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常与变等问题。他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出发，认为人既能改造自然，也可仿行西法，从事于对社会的改造。在常与变问题上，郑观应提出“以西学化为中学”的命题，在发展观上具有着质变的意义，但是，郑观应最终还是肯定了“器可变，道不变”，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总之，郑观应的发展观是一种承认渐变乃至承认突变，而又歪曲突变的渐变论。这是资产阶级既要求改造封建生产关系，而又妥协于封建等级制的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哲学在机械唯物论的倾向中，包含有联系、发展的思想特点。作者认为，就哲学史而论，郑观应哲学是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圆圈的开端，在中国近代哲学中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对后来的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产生直接的影响。
　　1992年，方志钦发表的《郑观应〈道器〉平议》，[48]则认为郑观应以《道器》作为其代表作《盛世危言》一书的首篇，实为点缀门面以防御顽固分子攻击之作；《道器》篇虽然反映了郑观应世界观中保守的一面，但与其诸种改革主张并无直接联系。作者指出郑观应不是卫道者而是改革者，郑观应主张国家富强之本，在开议院，中国应仿效英、德两国议院之制，实行君主立宪，其余各种兴革都不过是末。作者认为不应把郑观应的哲学观点与政治观点混为一谈，指出郑观应的世界观非常复杂，并从思想来源、哲理、践履等方面分析造成郑氏世界观与社会政治观自相矛盾的原因。作者强调郑观应服膺“道不可变，器可变”的传统观点，写了区区一篇《道器》，不过重复前人学说，并无创造发明，实为表达之作而已，对《盛世危言》全书主旨无实质性影响。不管郑观应认为书中提供变的是“道”还是“器”，总之是希望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国家，这才是变的实质。
　　　　七、郑观应的文学思想
　　尽管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曹思彬就已发表《郑观应的反美诗歌》，[49]对郑观应的诗歌进行初步的介绍，但直至80年代之前，人们对郑观应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政治、经济诸方面。80年代之后，研究的触角开始深入到郑观应的散文、诗歌领域，在诸多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著作中，对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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