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

合法性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却正大力发展私有制、纵容剥削、实行「权贵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理念事实上已弃如敝履。其次，社会主义理念之3大基本特徵（「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17]在当下的中国已变得面目全非，民营经济和私有企业异军突起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计划经济已为市场经济所取代，按劳分配则由按要素分配或按资本份配所取代。苏联及东欧的转型也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消亡和20世纪全球性社会主义大试验的失败。再次，在目前人们价值观念嬗变与崇尚个人主义的时代，集体主义也不再被大多数人所奉行。由于意识形态的失败直接导致信仰和信任危机以及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执政党不得不对官方意识形态修修补补，以继续维系其合法性。而在「共、社、集」都已失效的现实面前，唯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还具有相当号召力。所以鼓动爱国主义就成为执政党修补意识形态的最佳选择。 
    以意识形态工具从事社会和政治动员往往采取煽情方式，而煽情的有效手法即制造一种「乌托邦」信念，此乃官方民族主义宣传的重要特点。不管官方民族主义宣传所构造的「乌托邦」如何虚幻，只要它能有效地吸引民众并造成信从者的入魔状态[18]，宣传者就会乐此不疲地煽动下去。美国康乃尔大学安德生教授（Anderson）认为，通常意义上的官方民族主义，是指国家掌权者因害怕地方分离主义可能瓦解民族国家，而以人为制造出来的民族主义作为维系民族国家整合的意识形态。但中国的官方民族主义与此含义不同，它被称为爱国主义，主要是指在执政党的威权统治下抵御外部势力的挑战，以捍卫执政党及其政权的合法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爱国必须爱党」，这突显出中国式官方民族主义的性质，它完全服务于执政党重塑合法性的政治策略。 
    「新民族主义」的崛起还与传媒被长期垄断下的舆论误导有关。执政党一向视大众传媒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并通过其党务宣传部门高度垄断、「严防死守」，由此导致了「舆论」的高度一律。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几乎全部掌控在党的手中，连互联网也受到严密管制。个别媒体稍稍开放一点就受到严厉惩戒，2001年以来已有《南方周末》、《书屋》、《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北京青年报》、《国际金融报》、《广州日报》等一批媒体受到整肃。[19]这种状况导致被《宪法》称为「国家主人」的民众无法享有最基本的知情权。长期的信息操纵与「舆论导向」可以产生一种社会控制力，使人们的思想和情绪发生偏移。「六四」之后的意识形态宣传目标是，对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外「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并把「爱国主义」教育列为「五热爱」之首。 
    所谓的「反自由化及和平演变」所针对的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六四」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而美国一直坚持人权外交政策，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对立极为尖锐，执政党把美国视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尽管出于对美国实力的考虑，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外交上不敢真正与美国翻脸，但在国内的舆论造势上却通过垄断言论的权力极尽「妖魔化」美国之能事。美国在国内外的每一点失误或问题都被放大为其制度的缺陷，或夸张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恶果。 
    中国的主流媒体一直向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灌输对美国的仇恨，甚至不惜歪曲和捏造历史，声称远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美国就是、而且一直是世界上唯一「亡我之心不死」的超级霸权。这样就利用制造舆论的力量达到了通过正当组织动员达不到的阴暗目的。[20]许多迹象表明，执政党长期操纵舆论、控制信息、强制性灌输洗脑，已在民间造就出自发性的反美民族情绪；民族振兴被人为地与强化政权的权威捆在一起，增强国力军力与反对美国霸权互为表里，中国正加速向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演变。「911」之后部份国民的歇斯底里发作，正是中国共产党多年的怨妇腔调和仇恨教育、支持或默许无赖国家和伊斯兰「圣战」等外交政策、特别是反美仇美的意识形态灌输、控制「舆论导向」和剥夺民众知情权等做法所导致的必然恶果。[21] 
    「新民族主义」的崛起也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力增强有关。多年来中国经济维持了较快的增长，2000年GDP跃居世界第七位，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获准加入了 WTO，还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这些指标与事件大大刺激了国人及海外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强化了「大中国情结」。在此背景下，一些知识精英提出了「大中国」构想，以「政治中国」（指拥有国家主权的、有领土界定的中国）为中心，以「经济中国」（指世界各国的华人经济、商业纽带所连接的共同体）为基础，以「文化中国」（指有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地区）为外围，视21世纪为「太平洋的世纪」，而在环太平洋国家中则中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22] 
    当然，国内也有学者对「新民族主义」的主张和表现持怀疑态度，并直斥为伪民族主义。例如朱智勇即指出：真正的民族主义应该具有价值层面的信仰与绝对的忠诚，而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其实十分稀缺，至少在汉民族中比较少；国人历来是非常注重私利与讲求现实的，从古到今为了某种价值而忠诚信守者一向不多；在于己无害的情况下，人人都可以表达或渲泄一下民族情绪，一旦出现某种风险的时候，许多人会立即逃之夭夭或噤若寒蝉；而当有某种好处如出国留学、国外定居、外企任职时，则趋之若骛、去无反顾。因此，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是很不可靠和多变的，并没有多少真实的力量，与其说是「新民族主义」，不如说是伪民族主义。[23] 
    确实，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托派」（指参加英语托福考试）人数呈直线上升之势，许多在校学生声讨完美国霸权之后立即投入「托福」考试，千方百计地争取到美国留学[24]；申请到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定居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 
    王力雄在论述「911」事件时也指出：西方国家不应被中国的民族主义表象所迷惑。当前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足球流氓式的宣泄──为己方球队加油助威和起哄辱骂对方球队而已──没有真值得世界畏惧的威胁。真正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信仰，是要像「911」死士那样为之舍生取义的；而经过百年「翻饼」最终坠入全民逐利的中国，早已失去信仰立足的基础，起哄时可以个个踊跃，上战场则会找不到人影。一旦中国进入一个信息开放、言论自由的多元社会，不再受一党专政的政治煽动和洗脑，中国今日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不可理喻，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不是中国人民的问题，而是中国专制权力的问题。要避免未来中国成为世界的「黄祸」，唯有改变中国的专制权力。[25] 
    三、「健康的民族主义」与「病态的民族主义」 
&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