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西北战略观
国防重地，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国内由此兴起了规模巨大的“开发西北”声浪，也正是有了这一方针和国民政府的相关措施，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内的开发活动才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战时西北后方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强西北国防的作用。抗战前后，西北的国防地位的确相当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来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蒋介石非常清楚，若战争一起，中国海上交通很快就会中断，而中国的抗战若没有外援是很难取胜的。所以仅从这点来看，西北的国防已是相当重要了，何况抗战前日本人的势力已渗透到绥远，关东军还派遣大批特务在西北各地四处活动，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各民族当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以达到分裂西北、以华制华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阴谋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将不保，为此国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西北的国防战略地位。
二、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为主，因为蒋介石特别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产资源，这些方面西南的条件远优于西北，只不过初期西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只好暂定西北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但在如何复兴民族的问题上，蒋介石认为西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34年视察西北期间，蒋介石的一系列演说，都表明了他将西北视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陕西宣称：“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所以不仅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要认识这种民族历史的光荣和伟大，而毅然以复兴民族之大业，引为己任，就是从远方来游的人，只要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怀古情深，油然感奋。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历代许多的遗迹，想起历代祖先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的伟绩，就可以晓得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历史，同时再想起现在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胜今昔之感，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9](P120)西北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早在远古时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动于西北，周秦两代更是发迹于渭水流域。历史上周秦汉唐皆建都西北，关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使这片广袤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特别到1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目渐走向衰落。物质的西北虽日趋落后，但作为华夏文化之源，它却沉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寄托。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强敌已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金发碧眼的“西夷”，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较前更为强烈。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除从西方那里学习长技以抵抗西方外，还必然要从几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华，强化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以便使中华民族统合于共同的旗帜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来侵略，参与自强自救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地位，尤其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倍受关注。中国人自古即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基于对远古始祖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特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祖先崇拜意识尤其能显示伟大力量。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侵略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炎黄子孙的观念成为激发各阶层爱国热情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抗战前后祭奠人文初族黄帝陵的活动更是兴盛一时，其中1937年国共两党一齐派代表同到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祭祀黄陵更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共同抗日的一段佳话。尽管祭文的用词和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却一致把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作为祭祀黄陵的主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要以此作为复兴民族精神的源泉。正如时人所言：“现在我们每年到民族扫墓节，政府派了大员致祭黄帝陵和汉武灵寝即所以追慕祖先，鼓励民族精神之意。”[10](P36)蒋介石认为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其侧重点也正是从强调民族祖先和民族发源地入手的。抗战前后兴起的“开发西北”思潮中许多人在论述开发西北的必要性或意义时，所强调的也是这一点。著名进步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第三版序言中写道：“从九一八以来，中国的上上下下，无不在苦闷中、在彷徨中。但他们坚定的相信：中国民族当前虽遭到空前的危机，但这危机并不就制定的死命，以它内在的力量，以它豪迈的气魄，在不久的将来，它必能挣脱枷锁，稳健立足于新世界之中。由于这种信念，故他们虽苦闷彷徨，然而并没有一个人失望，他们时时在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在这寻求的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了西北——汉民族发祥地的西北。”[11]要使发源于西北的民族精神得以发扬光大，只有“开发西北”、宣传西北、振兴西北才能激发出民族的自尊与骄傲，才能挽救整个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
三、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
1942年，蒋介石再次到西北视察，这一次他明确宣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他说：“这次视察的结果，和二十四年视察的感想当然不同，我觉得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5](P1629)蒋介石所说的建国根据地，主要指的仍是国防重地和后方根据地，并不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他说：“我们在西北的军人同志，必须认清西北目前的形势，与其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大家要一致努力来建设西北，巩固西北，要使我们的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能够在这雄伟险要、广大无边的西北建立起深固的基础，开拓出无限的前途。否则，如果西北的建设没有根基，那么我们国家便很危险。……我们现在如果是真正有事业心，有远大志向，就必须到荒僻边远的地方，开辟我们固有的疆土，来充实我们的国防，巩固我们的国基。”[12]为此他提出保护森林渠塘，造林开渠，发展畜牧和开发驿运等西北各省的建设要务。蒋介石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方针，首先是基于他的“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理论。他说：“大家不要以为在抗战期中不能建国，要知道，我们一贯的国策，就是要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因此，我们一切建国事业，必须在抗战期中努力完成，国家的前途才有希望。否则，如要等到抗战结束以后，才来建国，那宝贵时机一经错过，不仅国家要蒙受很大的损失，而且要重陷于危险的境地。各位可以知道，现在的西北，较之六年以前，各种建设的进步，真可说是一日千里，但是如果没有这五年多的 《蒋介石的西北战略观(第2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209441.html
二、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为主，因为蒋介石特别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产资源，这些方面西南的条件远优于西北，只不过初期西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只好暂定西北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但在如何复兴民族的问题上，蒋介石认为西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34年视察西北期间，蒋介石的一系列演说，都表明了他将西北视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陕西宣称：“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所以不仅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要认识这种民族历史的光荣和伟大，而毅然以复兴民族之大业，引为己任，就是从远方来游的人，只要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怀古情深，油然感奋。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历代许多的遗迹，想起历代祖先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的伟绩，就可以晓得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历史，同时再想起现在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胜今昔之感，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9](P120)西北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早在远古时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动于西北，周秦两代更是发迹于渭水流域。历史上周秦汉唐皆建都西北，关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使这片广袤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特别到1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目渐走向衰落。物质的西北虽日趋落后，但作为华夏文化之源，它却沉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寄托。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强敌已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金发碧眼的“西夷”，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较前更为强烈。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除从西方那里学习长技以抵抗西方外，还必然要从几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华，强化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以便使中华民族统合于共同的旗帜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来侵略，参与自强自救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地位，尤其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倍受关注。中国人自古即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基于对远古始祖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特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祖先崇拜意识尤其能显示伟大力量。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侵略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炎黄子孙的观念成为激发各阶层爱国热情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抗战前后祭奠人文初族黄帝陵的活动更是兴盛一时，其中1937年国共两党一齐派代表同到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祭祀黄陵更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共同抗日的一段佳话。尽管祭文的用词和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却一致把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作为祭祀黄陵的主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要以此作为复兴民族精神的源泉。正如时人所言：“现在我们每年到民族扫墓节，政府派了大员致祭黄帝陵和汉武灵寝即所以追慕祖先，鼓励民族精神之意。”[10](P36)蒋介石认为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其侧重点也正是从强调民族祖先和民族发源地入手的。抗战前后兴起的“开发西北”思潮中许多人在论述开发西北的必要性或意义时，所强调的也是这一点。著名进步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第三版序言中写道：“从九一八以来，中国的上上下下，无不在苦闷中、在彷徨中。但他们坚定的相信：中国民族当前虽遭到空前的危机，但这危机并不就制定的死命，以它内在的力量，以它豪迈的气魄，在不久的将来，它必能挣脱枷锁，稳健立足于新世界之中。由于这种信念，故他们虽苦闷彷徨，然而并没有一个人失望，他们时时在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在这寻求的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了西北——汉民族发祥地的西北。”[11]要使发源于西北的民族精神得以发扬光大，只有“开发西北”、宣传西北、振兴西北才能激发出民族的自尊与骄傲，才能挽救整个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
三、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
1942年，蒋介石再次到西北视察，这一次他明确宣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他说：“这次视察的结果，和二十四年视察的感想当然不同，我觉得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5](P1629)蒋介石所说的建国根据地，主要指的仍是国防重地和后方根据地，并不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他说：“我们在西北的军人同志，必须认清西北目前的形势，与其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大家要一致努力来建设西北，巩固西北，要使我们的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能够在这雄伟险要、广大无边的西北建立起深固的基础，开拓出无限的前途。否则，如果西北的建设没有根基，那么我们国家便很危险。……我们现在如果是真正有事业心，有远大志向，就必须到荒僻边远的地方，开辟我们固有的疆土，来充实我们的国防，巩固我们的国基。”[12]为此他提出保护森林渠塘，造林开渠，发展畜牧和开发驿运等西北各省的建设要务。蒋介石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方针，首先是基于他的“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理论。他说：“大家不要以为在抗战期中不能建国，要知道，我们一贯的国策，就是要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因此，我们一切建国事业，必须在抗战期中努力完成，国家的前途才有希望。否则，如要等到抗战结束以后，才来建国，那宝贵时机一经错过，不仅国家要蒙受很大的损失，而且要重陷于危险的境地。各位可以知道，现在的西北，较之六年以前，各种建设的进步，真可说是一日千里，但是如果没有这五年多的 《蒋介石的西北战略观(第2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