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的关系

和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会议上，毛泽东对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人为地掀起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情况下，毛泽东又进一步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应当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在有关八大的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提出，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因此农业和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都必须迅速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长期计划指标，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基本建设项目也随之纷纷上马，“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出现了急躁冒进错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次冒进是“大跃进”运动的前奏。
　　同样，赶超思想表现出要在短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根子正在于急躁冒进的“左”倾指导思想。据吴冷西回忆，在1964年因中苏关系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当谈到赫鲁晓夫准备在15年内，在经济上赶上美国的事情，“大家都笑了。大家回忆起我们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大家认为“我们和赫鲁晓夫犯的毛病当然不完全一样，但是急于求成这一点是类似的。”（注：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年至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834～835页。）
　　总之，大跃进运动和“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当时急于求成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孪生子”，是并列的两个错误。即使没有赶超思想，在当时“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大跃进运动的发起也是不可避免的。同样，即使不发生大跃进运动，在“左”倾指导思想影响下，也会发生其他形式的错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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