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之分析
宣传品之书店，违者即行封闭，至于共党言论，在可能范围内准其发表于党外围刊物”。宣传方面的最高权威则是蒋介石，“任何纠纷皆当取决于领袖”（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6月）。）。蒋介石以最终仲裁角色的出现，显见此事的重要和管理的力度。
国民党还加强了与中国共产党对下层民众的争取工作。五中全会前国民党就提出了要做好对下层民众的工作，有大量的档案资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下层民众工作中的成功，早已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并开始与之争夺，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认为：要“网罗中间人才”，“对于民间武装，更应加强争取，如帮会之运用，旧民间武装组织之吸引等，似亦应有专门人员以负责筹划推行。即如现在之冀鲁交界处共党势力尚弱，正宜在此等处所推行此项政策”（注：《军委会办公厅为张允荣所拟对于中国共产党华北抗日根据地对策致军令部电》（1938年6月）。）。国民党中央为加强工作开展，决定“就人力、财力予以补助”（注：《中国国民党社会部对中国共产党八月二日延安党员大会决议案筹划对策函稿》（1938年10月28日）。），甚至有的县特拨专项工作经费。在开展民运工作中如何处理同共产党的关系，有人主张“总以防止共产势力扩张为主，似此似可以避免与共党发生磨擦”，而陈立夫在1938年12月5日密电中认为“对党外自须取联络上层友谊，建立下层基础之方针于工作决不可稍事退让”（注：《陈立夫密电》（1938年12月5日）。）。此时，国民党的方针是“似不能坚持党的排他原则”，尽量在不与中国共产党发生摩擦的情况下与中国共产党全力夺取民众。
如果说上面还只是部分范围的行动，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则是系统、全面地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与中国共产党的下层民众争取工作。该决议案对国民党的全部工作者提出，“今后本党应力求在乡村社会力量之发展，过去本党组织仅偏重城市而忽略农村，致广大之农民群众易为异说所乘。今后乃应以乡村为发展组织与宣传之主要对象。于乡村社会中深植本党之势力，并于工作进程中吸收其忠实勇敢者为党员，以健立本党的农村干部。”（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1939年1月29日）。）1月28日，大会通过“请通饬全国举行‘国民抗敌公约’”案，该案要全国人民举行“国民抗敌宣誓”，誓词中有“我等各本良心，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的内容，宣誓人“并代表全家宣誓遵守抗敌公约”，“如有违背，甘受政府最严厉的处罚与民众的裁判”，这其实是宣誓对蒋介石的效忠。为保证对全民的控制，达到每人必须宣誓的目的，在宣誓实行公约办法中规定“如不参加者，处以一元之罚金，仍须勒令补行宣誓。”（注：《拟请通饬全国举行“国民抗敌公约”案》（1939年1月28日）。）由一人而至全家，由各家而至全国。随后出台的《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实行在县级政府组织之下，通过保甲组织来防止中国共产党势力的渗透并进行对民众的控制。
国民党在加强自身对民众的争取工作之外，还严格控制中国共产党的下层活动。根据五中全会精神和蒋介石的意旨，国民党中执会1939年4月以绝密文件形式向国民党各级组织下达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明令限制共产党的第一个具体的纲领性文件。而此时国民党的方针已是“纵因此而发生摩擦，设非出于本党之过分与不足，亦应无所避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无论战区与非战区，组织武装队伍均应“事前呈准有案”，不准宣传阶级斗争，“无论任何社团应先办理立案手续后，方准活动”，“已准立案之各种灰色社团体，地方党政机关应重新切实办理登记，严格考核其活动，并指派本党忠实积极之同志经常参加指导，不听者，得依法限制其活动。”（注：《防制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4月）。）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颁布后，国内政治局势顿时恶化起来，对此，毛泽东认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如果要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78页。）。
陕甘宁边区政府一直是国民党的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后快，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开始了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努力。国民党首先否认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陕甘宁边区”组织的合法性，授意各省政府“自动以种种必要手段，恢复管辖权力”。继而提出将陕北行政区域划分为三个行政区，“第一、三两个行政区之专员、保安司令及各县县长，由本党遴选忠实精干有斗争经验之同志担任，第二行政区，则准由中国共产党保荐，由省任命”。如果此法行不通，第二方案在边区目前所据之区域，成立陕北行政委员会，但须直属于陕西省政府管辖，“其人选得由共党提出名单之一部分，向陕西省政府推荐，经核准后任用。”（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6月）。）
国民党加强了军委会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控制。为防止中国共产党扩充势力，不许其自由招募兵员，军队“由军委会派员点编，经点编后，不得再以任何名义组织游击队或其他武力，其后非因作战伤亡，不得擅自补充或扩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只有驻地，并无防区”，由军委会确定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作战区域，限定活动范围，“嗣后只准在指定区域内执行任务，非得军委会命令不得越出范围”。游击部队可划定游击区域，“但非得军事委员会之命令不得脱离驻区，犹不得越出其活动范围”，中国共产党对游击部队的独立指挥权也被剥夺，“八路军与新四军派遣游击部队，事先须请示中央”。不仅如此，共产党军队政训工作，必须照军委会政治部所颁布之宣传纲领及其他规定之政训工作办法实行，政工人员编制与人事悉依政治部命令。军委会并指定联络员监视中国共产党军队活动。尤其是为达到隔离中国共产党军队，使其无从接触民众，要求其“不得与地方发生关系，并不得作民众运动。”（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6月）。）
五中全会及其后国民党的政策表明，国民党虽未决心消灭中国共产党，但已全力削弱中国共产党。它是国民党对共敌视心态下的自然反应，如果说五中全会前国民党防共和限共只是在部分范围内，以零敲碎打、不系统的方式进行，五中全会后则是在全国范围内，以全面、系统的方式进行，并已成为国民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如何认识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的变化
为何五届五中全会会成为国共关系变化的转折点？两党关系又发生了哪些转变？在国共关系史中，五届五中全会处于什么位置？这些都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的灾难年代，年代之初日军就开始对中国发起挑衅，七七事变则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积弱太久、力量涣散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刚开始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中国进入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国民党政府被迫从南京迁至武汉而至重庆，蒋介石也被迫飞往各个战场进行督战，不仅为了讨好美国主子，也是事态所逼。严峻的事态并没有给蒋介石时间和机会去思考和调整国内事务。1938年10月后，日军随着占领地的扩大，兵力已不够分配，同时由于其它各方面的复杂因素，诸如借钱打仗，国际信用度降低；军费巨大的开支，迫使国内租税加重，国内人民的厌战情绪增加等，日本开始改变战略，进攻步伐逐渐缓慢下来，为蒋介石解决国内事务、消除自己的忧虑和恐惧提供了时间和机会，同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之分析(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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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还加强了与中国共产党对下层民众的争取工作。五中全会前国民党就提出了要做好对下层民众的工作，有大量的档案资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下层民众工作中的成功，早已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并开始与之争夺，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认为：要“网罗中间人才”，“对于民间武装，更应加强争取，如帮会之运用，旧民间武装组织之吸引等，似亦应有专门人员以负责筹划推行。即如现在之冀鲁交界处共党势力尚弱，正宜在此等处所推行此项政策”（注：《军委会办公厅为张允荣所拟对于中国共产党华北抗日根据地对策致军令部电》（1938年6月）。）。国民党中央为加强工作开展，决定“就人力、财力予以补助”（注：《中国国民党社会部对中国共产党八月二日延安党员大会决议案筹划对策函稿》（1938年10月28日）。），甚至有的县特拨专项工作经费。在开展民运工作中如何处理同共产党的关系，有人主张“总以防止共产势力扩张为主，似此似可以避免与共党发生磨擦”，而陈立夫在1938年12月5日密电中认为“对党外自须取联络上层友谊，建立下层基础之方针于工作决不可稍事退让”（注：《陈立夫密电》（1938年12月5日）。）。此时，国民党的方针是“似不能坚持党的排他原则”，尽量在不与中国共产党发生摩擦的情况下与中国共产党全力夺取民众。
如果说上面还只是部分范围的行动，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则是系统、全面地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与中国共产党的下层民众争取工作。该决议案对国民党的全部工作者提出，“今后本党应力求在乡村社会力量之发展，过去本党组织仅偏重城市而忽略农村，致广大之农民群众易为异说所乘。今后乃应以乡村为发展组织与宣传之主要对象。于乡村社会中深植本党之势力，并于工作进程中吸收其忠实勇敢者为党员，以健立本党的农村干部。”（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1939年1月29日）。）1月28日，大会通过“请通饬全国举行‘国民抗敌公约’”案，该案要全国人民举行“国民抗敌宣誓”，誓词中有“我等各本良心，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的内容，宣誓人“并代表全家宣誓遵守抗敌公约”，“如有违背，甘受政府最严厉的处罚与民众的裁判”，这其实是宣誓对蒋介石的效忠。为保证对全民的控制，达到每人必须宣誓的目的，在宣誓实行公约办法中规定“如不参加者，处以一元之罚金，仍须勒令补行宣誓。”（注：《拟请通饬全国举行“国民抗敌公约”案》（1939年1月28日）。）由一人而至全家，由各家而至全国。随后出台的《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实行在县级政府组织之下，通过保甲组织来防止中国共产党势力的渗透并进行对民众的控制。
国民党在加强自身对民众的争取工作之外，还严格控制中国共产党的下层活动。根据五中全会精神和蒋介石的意旨，国民党中执会1939年4月以绝密文件形式向国民党各级组织下达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明令限制共产党的第一个具体的纲领性文件。而此时国民党的方针已是“纵因此而发生摩擦，设非出于本党之过分与不足，亦应无所避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无论战区与非战区，组织武装队伍均应“事前呈准有案”，不准宣传阶级斗争，“无论任何社团应先办理立案手续后，方准活动”，“已准立案之各种灰色社团体，地方党政机关应重新切实办理登记，严格考核其活动，并指派本党忠实积极之同志经常参加指导，不听者，得依法限制其活动。”（注：《防制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4月）。）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颁布后，国内政治局势顿时恶化起来，对此，毛泽东认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如果要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78页。）。
陕甘宁边区政府一直是国民党的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后快，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开始了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努力。国民党首先否认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陕甘宁边区”组织的合法性，授意各省政府“自动以种种必要手段，恢复管辖权力”。继而提出将陕北行政区域划分为三个行政区，“第一、三两个行政区之专员、保安司令及各县县长，由本党遴选忠实精干有斗争经验之同志担任，第二行政区，则准由中国共产党保荐，由省任命”。如果此法行不通，第二方案在边区目前所据之区域，成立陕北行政委员会，但须直属于陕西省政府管辖，“其人选得由共党提出名单之一部分，向陕西省政府推荐，经核准后任用。”（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6月）。）
国民党加强了军委会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控制。为防止中国共产党扩充势力，不许其自由招募兵员，军队“由军委会派员点编，经点编后，不得再以任何名义组织游击队或其他武力，其后非因作战伤亡，不得擅自补充或扩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只有驻地，并无防区”，由军委会确定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作战区域，限定活动范围，“嗣后只准在指定区域内执行任务，非得军委会命令不得越出范围”。游击部队可划定游击区域，“但非得军事委员会之命令不得脱离驻区，犹不得越出其活动范围”，中国共产党对游击部队的独立指挥权也被剥夺，“八路军与新四军派遣游击部队，事先须请示中央”。不仅如此，共产党军队政训工作，必须照军委会政治部所颁布之宣传纲领及其他规定之政训工作办法实行，政工人员编制与人事悉依政治部命令。军委会并指定联络员监视中国共产党军队活动。尤其是为达到隔离中国共产党军队，使其无从接触民众，要求其“不得与地方发生关系，并不得作民众运动。”（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6月）。）
五中全会及其后国民党的政策表明，国民党虽未决心消灭中国共产党，但已全力削弱中国共产党。它是国民党对共敌视心态下的自然反应，如果说五中全会前国民党防共和限共只是在部分范围内，以零敲碎打、不系统的方式进行，五中全会后则是在全国范围内，以全面、系统的方式进行，并已成为国民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如何认识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的变化
为何五届五中全会会成为国共关系变化的转折点？两党关系又发生了哪些转变？在国共关系史中，五届五中全会处于什么位置？这些都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的灾难年代，年代之初日军就开始对中国发起挑衅，七七事变则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积弱太久、力量涣散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刚开始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中国进入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国民党政府被迫从南京迁至武汉而至重庆，蒋介石也被迫飞往各个战场进行督战，不仅为了讨好美国主子，也是事态所逼。严峻的事态并没有给蒋介石时间和机会去思考和调整国内事务。1938年10月后，日军随着占领地的扩大，兵力已不够分配，同时由于其它各方面的复杂因素，诸如借钱打仗，国际信用度降低；军费巨大的开支，迫使国内租税加重，国内人民的厌战情绪增加等，日本开始改变战略，进攻步伐逐渐缓慢下来，为蒋介石解决国内事务、消除自己的忧虑和恐惧提供了时间和机会，同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之分析(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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