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与廉政文化
sp; 有了这个三畏,孔子告诉我们还要有“三戒”。孔子说过:“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这就是说: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有三件事情时刻警惕和戒备:年轻人身心尚未完全成熟,不能贪图女色;壮年体魄强壮,精力旺盛,不能一味地去争胜夺强;老年疲惫衰弱,不可以贪得无厌。问题就出在到了老年的时候往往特别的贪财。这就是说愈是到了晚年,快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这时候就要特别做到如履薄冰,将一个畏字,一个戒字放在心上。
许多贪官落马,走上不归之路,就是心中少一个畏字。至少是这个畏字没有对他产生最大的威慑力量。以下是关于成克杰走向死路的一个心理记录:“在成克杰的大力支持下,有一块地最终以低价改批给银兴公司。不久后的一天,当周坤将一提包钱递到成克杰手里时,打开拉链后成克杰着实吓了一跳。他本能地把钱推了回去”,“那一晚,满屋都是钞票的墨香,成克杰和李平头枕着钱,脚踏着钱,身子压着钱,通晚睡在钱床上真可谓过足了‘钱瘾’,而钱带来的不都是快乐,据李平后来交待:‘那晚一上床就有种恐惧感’”。然而无论是成克杰的“吓一跳”与他的情妇的“有种恐惧感”,都没有让他们在的道路上站住脚。对他们来说只是出现片刻的犹豫金钱的诱惑力还是把他们带到了死亡的深渊。[viii]
从一个畏字引出一个戒字还引出“慎独”的概念。《礼记·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道义如同人们的性命是不可有一刻离开的。假如这“道义”是可以离开的,那也就不成其为道义了。所以君子找到自己信仰的真理,会将它如生命一样珍视,每时每刻把它作为生活的指南,行动的准则,时时生怕违背了它,怀着戒慎与恐惧心情。这里又要知道“不睹”与“不闻”是什么意思。这是说道义、真理作为一个意识思想有的时候看不到与听不到,处在“隐”与“微”的状态。然而就是这样,君子对道义与真理要格外留意,不可以有丝毫的麻痹。用今天的话来说,人常处在两种状态之下。一种状态是有人监督与提醒,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什么不应该做。这个时候保持头脑清醒容易做到。然而也有这样的时候,你是一人独处,离开了受监督与提醒的环境,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道义与真理不彰不显,处于“隐微”的状态,那就全靠你自己了,这就是慎独。[ix][8]
三、知耻与道德建设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和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重温毛泽东的这句话,使我们明确廉政文化建设与知耻文化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有学者出了一本论述日本文化的书,书名叫《菊花与刀》。书中她定义西方文化是罪的文化,而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西方人那里对罪有特别的敏感性,基督教文化教育他们,人天生有罪的,这就是原罪。此后的人生中又添加了新的罪。罪的积累将把人带入地狱。然而在日本文化中,对耻的畏惧却远远超过对罪的恐惧。耻辱作为一种精神紧张,严厉地约束着日本人一生的思考与行动。笔者在日本留学生活时也注意到,当一个日本人犯下罪行,他承重难当的不是罪恶引起的内责,而是罪行带来的耻辱。可以看到,一个政府官吏发生重大错失,耻辱会让他走上自杀道路。警视厅将一个贪污犯押上刑车,都要在他的头上蒙上黑套,并一定将他的领带卸去,原因也是为防止他自杀免辱。
死是令人可怕的,而羞耻可足以让人去死,可见耻给人带来的压力有多重,所产生的精神威慑力有多大。
这又使启发,规范一个社会秩序的有两个东西,其一是刑法,其二是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规范。耻是文化,不是刑律,但已经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刑律。其与法律刑制一起担当着社会秩序的管理工作。其所起到的社会约束作用,有时甚至超过刑律与法制。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前者是物质法制,后者是精神法制。前者是表层法制,后者是深层法制。耻的文化与东方传统中的伦理理念,就是这样的精神法制与深层法制。
前面举的多是日本的例子,其实关于耻的文化,是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关于耻的文化中国古代典籍中比比皆是。《论语》说:“行己有耻”。孔子这里说的是作为一个人都要有自尊、自爱之心,不要做出令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丧失了耻辱心,一个人就到了药石难救的地步。他还说:“知耻近乎勇”,是说知道什么是耻辱,这样的精神自觉会给人带来勇气。胜己者,胜人。人最大的勇气是战胜自己的勇气,而这样的勇气孔子说是“知耻”的结果。人生道路上有许多陷阱,人们的性格上有许多弱点。中国佛教说:人身上都缠着三条毒蛇,这就是好女色——痴、想权位——嗔、爱金钱——贪。许多人被这三条毒蛇缠死的。怎样才能从三条毒蛇的缠绕中解救出来呢?没有其他方法,就是需要自己解救自己的勇气,而这勇气是从“知耻”的道理中来的。
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又说:“羞耻之心,义之端也”。欧阳修也讲过,“廉耻,是立(做)人之大节”。这也就是说,自我修养,应该从知耻开始,一旦有了羞耻之心,社会上的道德建设也就开了一个头。做人有小节大节之分,知道什么的羞耻是做人的“大节”,万不可轻视。康有为则讲过,“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这也是说纠正上的风俗,要从之耻做起,让社会上每一个人都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一个羞耻之心,社会就会有希望,许多新事物、新风尚的推行就会变得容易得多。现在贪官犯赃,怕的是刑法,就是不怕羞耻两字。法网恢恢总有漏洞,道德自省无处不在。只是依靠刑法而不教育干部明德知耻,就不可能从思想根子上铲除腐败。
“教人,使人必先知耻;无耻,则无所不为。既知耻,又须养护其知耻之心,督责之使有所畏,荣耀之使有所慕。督责荣耀 《中华优秀传统与廉政文化(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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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贪官落马,走上不归之路,就是心中少一个畏字。至少是这个畏字没有对他产生最大的威慑力量。以下是关于成克杰走向死路的一个心理记录:“在成克杰的大力支持下,有一块地最终以低价改批给银兴公司。不久后的一天,当周坤将一提包钱递到成克杰手里时,打开拉链后成克杰着实吓了一跳。他本能地把钱推了回去”,“那一晚,满屋都是钞票的墨香,成克杰和李平头枕着钱,脚踏着钱,身子压着钱,通晚睡在钱床上真可谓过足了‘钱瘾’,而钱带来的不都是快乐,据李平后来交待:‘那晚一上床就有种恐惧感’”。然而无论是成克杰的“吓一跳”与他的情妇的“有种恐惧感”,都没有让他们在的道路上站住脚。对他们来说只是出现片刻的犹豫金钱的诱惑力还是把他们带到了死亡的深渊。[viii]
从一个畏字引出一个戒字还引出“慎独”的概念。《礼记·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道义如同人们的性命是不可有一刻离开的。假如这“道义”是可以离开的,那也就不成其为道义了。所以君子找到自己信仰的真理,会将它如生命一样珍视,每时每刻把它作为生活的指南,行动的准则,时时生怕违背了它,怀着戒慎与恐惧心情。这里又要知道“不睹”与“不闻”是什么意思。这是说道义、真理作为一个意识思想有的时候看不到与听不到,处在“隐”与“微”的状态。然而就是这样,君子对道义与真理要格外留意,不可以有丝毫的麻痹。用今天的话来说,人常处在两种状态之下。一种状态是有人监督与提醒,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什么不应该做。这个时候保持头脑清醒容易做到。然而也有这样的时候,你是一人独处,离开了受监督与提醒的环境,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道义与真理不彰不显,处于“隐微”的状态,那就全靠你自己了,这就是慎独。[ix][8]
三、知耻与道德建设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和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重温毛泽东的这句话,使我们明确廉政文化建设与知耻文化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有学者出了一本论述日本文化的书,书名叫《菊花与刀》。书中她定义西方文化是罪的文化,而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西方人那里对罪有特别的敏感性,基督教文化教育他们,人天生有罪的,这就是原罪。此后的人生中又添加了新的罪。罪的积累将把人带入地狱。然而在日本文化中,对耻的畏惧却远远超过对罪的恐惧。耻辱作为一种精神紧张,严厉地约束着日本人一生的思考与行动。笔者在日本留学生活时也注意到,当一个日本人犯下罪行,他承重难当的不是罪恶引起的内责,而是罪行带来的耻辱。可以看到,一个政府官吏发生重大错失,耻辱会让他走上自杀道路。警视厅将一个贪污犯押上刑车,都要在他的头上蒙上黑套,并一定将他的领带卸去,原因也是为防止他自杀免辱。
死是令人可怕的,而羞耻可足以让人去死,可见耻给人带来的压力有多重,所产生的精神威慑力有多大。
这又使启发,规范一个社会秩序的有两个东西,其一是刑法,其二是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规范。耻是文化,不是刑律,但已经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刑律。其与法律刑制一起担当着社会秩序的管理工作。其所起到的社会约束作用,有时甚至超过刑律与法制。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前者是物质法制,后者是精神法制。前者是表层法制,后者是深层法制。耻的文化与东方传统中的伦理理念,就是这样的精神法制与深层法制。
前面举的多是日本的例子,其实关于耻的文化,是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关于耻的文化中国古代典籍中比比皆是。《论语》说:“行己有耻”。孔子这里说的是作为一个人都要有自尊、自爱之心,不要做出令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丧失了耻辱心,一个人就到了药石难救的地步。他还说:“知耻近乎勇”,是说知道什么是耻辱,这样的精神自觉会给人带来勇气。胜己者,胜人。人最大的勇气是战胜自己的勇气,而这样的勇气孔子说是“知耻”的结果。人生道路上有许多陷阱,人们的性格上有许多弱点。中国佛教说:人身上都缠着三条毒蛇,这就是好女色——痴、想权位——嗔、爱金钱——贪。许多人被这三条毒蛇缠死的。怎样才能从三条毒蛇的缠绕中解救出来呢?没有其他方法,就是需要自己解救自己的勇气,而这勇气是从“知耻”的道理中来的。
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又说:“羞耻之心,义之端也”。欧阳修也讲过,“廉耻,是立(做)人之大节”。这也就是说,自我修养,应该从知耻开始,一旦有了羞耻之心,社会上的道德建设也就开了一个头。做人有小节大节之分,知道什么的羞耻是做人的“大节”,万不可轻视。康有为则讲过,“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这也是说纠正上的风俗,要从之耻做起,让社会上每一个人都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一个羞耻之心,社会就会有希望,许多新事物、新风尚的推行就会变得容易得多。现在贪官犯赃,怕的是刑法,就是不怕羞耻两字。法网恢恢总有漏洞,道德自省无处不在。只是依靠刑法而不教育干部明德知耻,就不可能从思想根子上铲除腐败。
“教人,使人必先知耻;无耻,则无所不为。既知耻,又须养护其知耻之心,督责之使有所畏,荣耀之使有所慕。督责荣耀 《中华优秀传统与廉政文化(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