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独秀前期民众观的二重性
因而要求解放的愿望也是最强烈的，是一个革命最彻底的阶级。
由以上不难看出，陈独秀一方面同情人民群众的疾苦，肯定他们的作用，鼓励他们起来改变现状，使自己居于治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谩骂人民群众，看不起他们的作用，因而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矛盾境地，明显地体现出其民众观的二重性。
三
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的思想也往往呈现出矛盾的状况，陈独秀也不例外。以上我们看到，陈独秀前期的民众观是二重性的，究其根源，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
第一，从阶级根源看，陈独秀出身于封建剥削阶级家庭，从小接受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教育，青年时代又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和进化论观点，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共和思想在他的脑海里刻下了很深的烙印。所以，他积极主张走资产阶级共和道路。然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一片黑暗，民众饥寒交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此，陈独秀多少能看到一点，特别是在他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之后，更能意识到这点。因此，他能够表现出对民众受压迫和受剥削境遇的同情，并且去关心他们的疾苦，体现出他思想中积极的一面。但是，他的剥削阶级思想并未消除，更由于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经济地位决定了他在思想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在生活上他是远离人民群众的，不可能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也不可能懂得他们的切身需要，更不了解他们中间蕴藏着的巨大的革命潜力，他只看到封建官僚、军阀、政客等一群统治者的昏庸腐朽、贪婪无耻、残暴成性和奢侈浪费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苟且偷安和软弱无能。“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21]，以为这就是中国的国民性，而广大人民群众也都如此，并把原本属于封建上层社会寄生阶级的恶德丑行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丑陋秉性、顽劣固疾都当成是全体国民，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的通病。“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22]？可见，陈独秀的认识是错误的、片面的和主观的，这就决定了他的民众观是双重的。
第二，从思想政治根源来看，这一时期，陈独秀的脑海里明显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既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部分观点，又具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内容。两种世界观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同时并存，造成其民众观的双重性。
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对陈独秀的影响极为深刻，他满脑子都是英雄伟人的观点，因而片面强调伟人圣贤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认为“近代贤豪，当时耆宿，其感化社会之力，至为强大”；“社会失其中枢，万事循之退化”[23]。还说，“群众意识，每喜从同；恶德浊流，惰力甚大”，所以，“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化”[24]。“社会进化，因果万端，究以有敢与社会宣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自来进化之社会，皆有此伟大个人为之中枢，为之模范也”[25]。在陈独秀看来，近代中国日益贫弱，国不堪国，民不聊生，是由于缺乏“为之中枢，为之模范”的英雄伟人之缘故。很显然，陈独秀对英雄伟人是顶礼膜拜的，他不懂得改革社会单靠少数几个英雄伟人是行不通的，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伟大作用，才有力量同旧势力进行斗争，如果英雄伟人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会失去其基础，就没有力量。对英雄伟人的崇拜，势必会造成对人民群众的轻视，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陈独秀脑海里充斥着英雄史观的同时，他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些观点，从而使他的世界观有了某些改变，才会使他对人民群众的认识有所改变，有所提高，他才会懂得改革社会单靠少数伟人是不行的。他说：“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增加一两个善的分子，不能够使社会变为善良，除去一两个恶的分子，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为不恶。”“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于个人甚远，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26]。世界观的某些改变，决定着陈独秀民众观正确的一面，但是，必须特别强调的是，陈独秀世界观的转变是不彻底的，因为在他正确认识和肯定人民群众作用的同时，还在谩骂人民群众，认为“中国人欠诚实”[27]，像“一盘散沙，一堆蠢物”，这充分说明了陈独秀轻视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并未消除，英雄史观也并未克服，否则不会如此对待人民群众。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陈独秀前期民众观中存在着严重矛盾对立的两面，其正确认识民众的一面，虽然没有达到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但已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特别是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是非常可贵的。陈独秀轻视、谩骂民众的一面，则表明他的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好，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是他后来陷入右倾投降主义泥潭并主张取消主义观点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甚至也是他后期反对全民抗战的根源之一。当然，处在一个变革动荡的历史时代，任何人都难免会出现矛盾的思想，我们不应该苟求于他。
收稿日期：2002-06-05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531.
[2][3][4][5][6][7][8][9][10][11][16][17][21][22][23][24][25] 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陈独秀文集选编（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40,87,315,385,384-385,385,12-14,53,295-301,520,525,520,89,132,140,91,165.
[12][13][14][15][18][19][20][26][27] 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陈独秀文集选编（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4,129,20,129,132-144,151,132,75-77,137.
《论陈独秀前期民众观的二重性(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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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不难看出，陈独秀一方面同情人民群众的疾苦，肯定他们的作用，鼓励他们起来改变现状，使自己居于治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谩骂人民群众，看不起他们的作用，因而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矛盾境地，明显地体现出其民众观的二重性。
三
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的思想也往往呈现出矛盾的状况，陈独秀也不例外。以上我们看到，陈独秀前期的民众观是二重性的，究其根源，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
第一，从阶级根源看，陈独秀出身于封建剥削阶级家庭，从小接受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教育，青年时代又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和进化论观点，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共和思想在他的脑海里刻下了很深的烙印。所以，他积极主张走资产阶级共和道路。然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一片黑暗，民众饥寒交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此，陈独秀多少能看到一点，特别是在他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之后，更能意识到这点。因此，他能够表现出对民众受压迫和受剥削境遇的同情，并且去关心他们的疾苦，体现出他思想中积极的一面。但是，他的剥削阶级思想并未消除，更由于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经济地位决定了他在思想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在生活上他是远离人民群众的，不可能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也不可能懂得他们的切身需要，更不了解他们中间蕴藏着的巨大的革命潜力，他只看到封建官僚、军阀、政客等一群统治者的昏庸腐朽、贪婪无耻、残暴成性和奢侈浪费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苟且偷安和软弱无能。“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21]，以为这就是中国的国民性，而广大人民群众也都如此，并把原本属于封建上层社会寄生阶级的恶德丑行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丑陋秉性、顽劣固疾都当成是全体国民，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的通病。“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22]？可见，陈独秀的认识是错误的、片面的和主观的，这就决定了他的民众观是双重的。
第二，从思想政治根源来看，这一时期，陈独秀的脑海里明显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既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部分观点，又具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内容。两种世界观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同时并存，造成其民众观的双重性。
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对陈独秀的影响极为深刻，他满脑子都是英雄伟人的观点，因而片面强调伟人圣贤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认为“近代贤豪，当时耆宿，其感化社会之力，至为强大”；“社会失其中枢，万事循之退化”[23]。还说，“群众意识，每喜从同；恶德浊流，惰力甚大”，所以，“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化”[24]。“社会进化，因果万端，究以有敢与社会宣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自来进化之社会，皆有此伟大个人为之中枢，为之模范也”[25]。在陈独秀看来，近代中国日益贫弱，国不堪国，民不聊生，是由于缺乏“为之中枢，为之模范”的英雄伟人之缘故。很显然，陈独秀对英雄伟人是顶礼膜拜的，他不懂得改革社会单靠少数几个英雄伟人是行不通的，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伟大作用，才有力量同旧势力进行斗争，如果英雄伟人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会失去其基础，就没有力量。对英雄伟人的崇拜，势必会造成对人民群众的轻视，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陈独秀脑海里充斥着英雄史观的同时，他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些观点，从而使他的世界观有了某些改变，才会使他对人民群众的认识有所改变，有所提高，他才会懂得改革社会单靠少数伟人是不行的。他说：“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增加一两个善的分子，不能够使社会变为善良，除去一两个恶的分子，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为不恶。”“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于个人甚远，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26]。世界观的某些改变，决定着陈独秀民众观正确的一面，但是，必须特别强调的是，陈独秀世界观的转变是不彻底的，因为在他正确认识和肯定人民群众作用的同时，还在谩骂人民群众，认为“中国人欠诚实”[27]，像“一盘散沙，一堆蠢物”，这充分说明了陈独秀轻视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并未消除，英雄史观也并未克服，否则不会如此对待人民群众。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陈独秀前期民众观中存在着严重矛盾对立的两面，其正确认识民众的一面，虽然没有达到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但已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特别是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是非常可贵的。陈独秀轻视、谩骂民众的一面，则表明他的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好，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是他后来陷入右倾投降主义泥潭并主张取消主义观点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甚至也是他后期反对全民抗战的根源之一。当然，处在一个变革动荡的历史时代，任何人都难免会出现矛盾的思想，我们不应该苟求于他。
收稿日期：2002-06-05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531.
[2][3][4][5][6][7][8][9][10][11][16][17][21][22][23][24][25] 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陈独秀文集选编（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40,87,315,385,384-385,385,12-14,53,295-301,520,525,520,89,132,140,91,165.
[12][13][14][15][18][19][20][26][27] 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陈独秀文集选编（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4,129,20,129,132-144,151,132,75-77,137.
《论陈独秀前期民众观的二重性(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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