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独秀前期民众观的二重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陈独秀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最终是否完成这个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呢？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其前期的民众观，看他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毛泽东同志曾说，看一个人“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1]。本文就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民众观，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两段来分析。
一
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基本上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他虽然去初步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但从根本上看，他还是对人民群众持漠视的态度。
当时的中国，内受封建压迫，外遭列强侵略，黑暗腐朽，民不聊生。作为关心祖国命运和前途的革命者，如果不去关心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点上，陈独秀的态度是矛盾的、双重的。
一方面，他开始朦胧地意识到“人民”的概念，认为“国家是人民建立的，虽有土地，若无人民，也是一片荒郊，如何能有国家呢”[2]？这里，强调了人民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国家应以人民为主，“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也”[3]。这种民本思想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此时对“人民”的概念还是模糊的，认为是指全体国民，当然也包括部分剥削者在内，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人民”应该是指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
在初步认识到“人民”概念的同时，陈独秀也开始注意人民群众的要求，去关心他们的疾苦，对他们所处的不平等地位表示同情。他曾为平民无故被杀而愤愤不平，曾指出，“中国武治主义，就是利用不识字的丘八，来压迫政见不同的政党；或者设一个军政执法处，来乱杀平民。中国的文治主义，就是引用腐败的新旧官僚来吸取人民的膏血”[4]。这种反对“乱杀平民”、“吸取人民的膏血”的思想要求，无疑是陈独秀一种朴素爱民思想的体现。随后，他又进一步对人民群众遭受苛捐杂税的痛苦表示同情，指出，“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弄得民穷财尽，造成一片贫民的哭声”[5]。显然，陈独秀对人民群众的处境是关注、同情的。关注和同情之余，陈独秀又揭露了造成平民“哭声”的根源：“乃是有钱的人开设工厂，雇用许多穷人替他做工，做出来的钱财，大部分进了他的腰包，把一小部分发给工人，叫做工价。工厂越大越多，那小数开工厂的资本家越富，那无数做工的穷人仍旧是穷。”[6]怎样改变贫穷呢？陈独秀认为，只有“渐渐造成那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7]，明确号召穷苦人民起来进行社会革命。由此可见，陈独秀不仅能够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而且能够为民着想，并指出一条救民之路，尽管不是一条正确之路，但在当时也不可能提出一条正确的救民之路，但是，不管怎样，陈独秀毕竟已在探索，这点应该值得肯定。
另一方面，陈独秀却又鄙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称为“草野愚民”，“全国中乡鄙农民皆是也”，认为人民群众“沉梦不醒”，素质太低，“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8]，甚至把亡国的原因也归之于“中国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9]，这些都是极为错误的思想认识。
此外，陈独秀还把义和团运动称为“拳匪之祸”，大骂义和团运动，说八国联军的入侵“是义和拳闹出来的”，“因为义和团无故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氏，各国联军打破了北京城”，可见“义和团何等可恶”。所以，陈独秀主张在中国彻底根绝义和团这样的群众运动，他说：“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10]陈独秀不仅否定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而且把列强的入侵归罪于义和团，这是不合情理的。显然，陈独秀是用主观的、片面的唯心观来看待广大人民群众的，夸大了人民群众落后的一面。基于此，广大人民群众在他的眼里自然就不会是一个光辉的形象，他笔下的人民群众形象都被描绘成“委靡”、“苟偷”、“庸懦”、“污秽”、“无耻”、“愚昧无知”、“合污远祸”、“毁节求容”的一群“游民盗匪”、“草野愚民”。这种歪曲表明，陈独秀对人民群众是持蔑视态度的，根本瞧不起他们的伟大作用。
由此可见，五四运动前，陈独秀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上是矛盾的。
二
五四运动暴发以后，马列主义广泛传播，受其影响，陈独秀的民众观也随之发展。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给陈独秀以深刻的印象，他开始重新认识广大人民群众，重新评价人民群众的作用，认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11]。陈独秀还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的世界，不是资本家创造出来的，乃是数千年来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我们常说“劳动神圣”，就是因为天地乃劳动者开辟出来的。陈独秀把人民群众的作用上升到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明确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这无疑是陈独秀民众观的一大进步。
有此认识，决定了陈独秀能进一步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为他们的境遇鼓与呼，他说：“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12]这表明陈独秀对劳动阶级的深切同情，不仅表示同情，而且还对其造成的原因进行揭露，认为劳动阶级的生活牛马不如，是因为他们处在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地位造成的，“诸君的困苦是从诸君都是一个被雇的劳动而来的”[13]。劳动阶级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叫做‘红利’分配”[14]，结果“资本家一天富似一天，劳动者一天穷似一天”[15]，“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16]。因此，陈独秀主张人民群众应居于治人的地位，并公然倒转古训，喊出“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17]的口号，这不能不说是陈独秀对人民群众给予充分肯定的一种表示态度，也体现了陈独秀在某种意义上已站在人民群众的一边。
在陈独秀重新认识人民群众的同时，仍然遗留着轻视人民群众的思想，他咒骂“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又说：“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18]从这种蔑视群众的观点出发，陈独秀认为，“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19]，俄国十月革命也是少数人压服多数人的运动。因此，陈独秀反对把国家的重任放在人民群众的肩上，认为若将国家重任“胡乱放在毫无知识，毫无能力，毫无义务心的人们肩上，岂不是民族的自杀”[20]！可见，陈独秀尽管在五四运动之后，对人民群众的认识有所提高，看到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作用，但从本质上来看，陈独秀还是蔑视人民群众的，这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地了解人民群众，特别是不了解工人阶级遭受的深重的剥削和压迫， 《论陈独秀前期民众观的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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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基本上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他虽然去初步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但从根本上看，他还是对人民群众持漠视的态度。
当时的中国，内受封建压迫，外遭列强侵略，黑暗腐朽，民不聊生。作为关心祖国命运和前途的革命者，如果不去关心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点上，陈独秀的态度是矛盾的、双重的。
一方面，他开始朦胧地意识到“人民”的概念，认为“国家是人民建立的，虽有土地，若无人民，也是一片荒郊，如何能有国家呢”[2]？这里，强调了人民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国家应以人民为主，“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也”[3]。这种民本思想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此时对“人民”的概念还是模糊的，认为是指全体国民，当然也包括部分剥削者在内，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人民”应该是指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
在初步认识到“人民”概念的同时，陈独秀也开始注意人民群众的要求，去关心他们的疾苦，对他们所处的不平等地位表示同情。他曾为平民无故被杀而愤愤不平，曾指出，“中国武治主义，就是利用不识字的丘八，来压迫政见不同的政党；或者设一个军政执法处，来乱杀平民。中国的文治主义，就是引用腐败的新旧官僚来吸取人民的膏血”[4]。这种反对“乱杀平民”、“吸取人民的膏血”的思想要求，无疑是陈独秀一种朴素爱民思想的体现。随后，他又进一步对人民群众遭受苛捐杂税的痛苦表示同情，指出，“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弄得民穷财尽，造成一片贫民的哭声”[5]。显然，陈独秀对人民群众的处境是关注、同情的。关注和同情之余，陈独秀又揭露了造成平民“哭声”的根源：“乃是有钱的人开设工厂，雇用许多穷人替他做工，做出来的钱财，大部分进了他的腰包，把一小部分发给工人，叫做工价。工厂越大越多，那小数开工厂的资本家越富，那无数做工的穷人仍旧是穷。”[6]怎样改变贫穷呢？陈独秀认为，只有“渐渐造成那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7]，明确号召穷苦人民起来进行社会革命。由此可见，陈独秀不仅能够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而且能够为民着想，并指出一条救民之路，尽管不是一条正确之路，但在当时也不可能提出一条正确的救民之路，但是，不管怎样，陈独秀毕竟已在探索，这点应该值得肯定。
另一方面，陈独秀却又鄙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称为“草野愚民”，“全国中乡鄙农民皆是也”，认为人民群众“沉梦不醒”，素质太低，“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8]，甚至把亡国的原因也归之于“中国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9]，这些都是极为错误的思想认识。
此外，陈独秀还把义和团运动称为“拳匪之祸”，大骂义和团运动，说八国联军的入侵“是义和拳闹出来的”，“因为义和团无故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氏，各国联军打破了北京城”，可见“义和团何等可恶”。所以，陈独秀主张在中国彻底根绝义和团这样的群众运动，他说：“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10]陈独秀不仅否定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而且把列强的入侵归罪于义和团，这是不合情理的。显然，陈独秀是用主观的、片面的唯心观来看待广大人民群众的，夸大了人民群众落后的一面。基于此，广大人民群众在他的眼里自然就不会是一个光辉的形象，他笔下的人民群众形象都被描绘成“委靡”、“苟偷”、“庸懦”、“污秽”、“无耻”、“愚昧无知”、“合污远祸”、“毁节求容”的一群“游民盗匪”、“草野愚民”。这种歪曲表明，陈独秀对人民群众是持蔑视态度的，根本瞧不起他们的伟大作用。
由此可见，五四运动前，陈独秀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上是矛盾的。
二
五四运动暴发以后，马列主义广泛传播，受其影响，陈独秀的民众观也随之发展。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给陈独秀以深刻的印象，他开始重新认识广大人民群众，重新评价人民群众的作用，认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11]。陈独秀还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的世界，不是资本家创造出来的，乃是数千年来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我们常说“劳动神圣”，就是因为天地乃劳动者开辟出来的。陈独秀把人民群众的作用上升到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明确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这无疑是陈独秀民众观的一大进步。
有此认识，决定了陈独秀能进一步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为他们的境遇鼓与呼，他说：“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12]这表明陈独秀对劳动阶级的深切同情，不仅表示同情，而且还对其造成的原因进行揭露，认为劳动阶级的生活牛马不如，是因为他们处在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地位造成的，“诸君的困苦是从诸君都是一个被雇的劳动而来的”[13]。劳动阶级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叫做‘红利’分配”[14]，结果“资本家一天富似一天，劳动者一天穷似一天”[15]，“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16]。因此，陈独秀主张人民群众应居于治人的地位，并公然倒转古训，喊出“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17]的口号，这不能不说是陈独秀对人民群众给予充分肯定的一种表示态度，也体现了陈独秀在某种意义上已站在人民群众的一边。
在陈独秀重新认识人民群众的同时，仍然遗留着轻视人民群众的思想，他咒骂“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又说：“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18]从这种蔑视群众的观点出发，陈独秀认为，“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19]，俄国十月革命也是少数人压服多数人的运动。因此，陈独秀反对把国家的重任放在人民群众的肩上，认为若将国家重任“胡乱放在毫无知识，毫无能力，毫无义务心的人们肩上，岂不是民族的自杀”[20]！可见，陈独秀尽管在五四运动之后，对人民群众的认识有所提高，看到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作用，但从本质上来看，陈独秀还是蔑视人民群众的，这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地了解人民群众，特别是不了解工人阶级遭受的深重的剥削和压迫， 《论陈独秀前期民众观的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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