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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及失败的原因探析


(P543),到迪化后得知张培元驻绥定(今霍城)军队被盛军缴械,张甚“恐慌”。黄慕松利用张、盛矛盾拉拢张培元,张亦“表示受中央驱策”[1](P545)。
  黄慕松注意扩大中央政府在全疆的影响。当时盛世才实际控制的不过是迪化周围数县和塔城一带,南疆及阿山全境则早已失去控制,黄慕松“用政治手腕派员分途宣慰,以期早就收抚”,各族民众有“感中央一视同仁之至意,已有心悦诚服之倾向”[1](P548)。哈密王白锡尔在维吾尔民众及南疆各实力派头目中有一定影响,黄慕松决定拉扰他,称金树仁未经中央核准废黜其王位,夺其财产、治权,是无效的,并聘请白锡尔为宣慰使署高等顾问。汪精卫肯定黄氏处理办法,指示对白锡尔财产,“如已没收”,“着即查明发还”[1](P545)。白锡尔领衔南疆一带的各实力派首领如和加尼孜等人,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享有一定自治权力基础上归附。汪精卫立即应允,表示尊重各民族信仰的宗教及风俗习惯,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并许诺军事、外交由中央主持,教育、交通、实业等归地方办理[1](P548~549)。
  新疆部分军政官员也为黄慕松拉拢利用。临时主席刘文龙因盛违背军民分治诺言处处独断专行,对盛不满向黄靠拢;督办行营参谋长陈中、省府秘书长陶明樾、航空队长李笑天是策动“四·一二政变”的功臣,但因没谋到满意职位,弃盛攀黄氏高枝,成为黄慕松的智囊人物。
  最令盛世才不能容忍的是,黄慕松一到新疆就要削弱他的军权,提出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制。黄的主张一开始即被盛世才婉言拒绝,但他不改初衷,致电行政院说:“督办创自金氏,为各省所无,伊犁方面对此亦存观望,不若变更现制,另设新疆军事委员会,网罗诸将共戴中央,而剿匪则另于战时编制,予以剿匪总指挥及纵队司令等名义。”(注: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藏行政院档案,转引自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02页。)他还干脆背着盛世才与陈中商量改制的具体办法,拟将张培元、马仲英、和加尼牙孜等人委为军事委员会,以盛为委员长。但张培元、马仲英、和加尼牙孜是实力派首领,他们或拥兵自重,或与盛世才兵戎相向,盛世才怎能指挥动他们。一旦盛世才被架空变成光杆司令,新疆最高军事权力自然会从盛向黄的手中转移,因为只有黄可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号令诸将。
  (三)控制新疆失败及其原因
  盛世才对黄慕松在新疆的活动了如指掌(注:盛世才借助从马仲英部俘获的日本密码破译专家大西忠,破译了黄给中央的电报;利用特务严密监视黄在新疆的全部活动。)。黄的一切举措均在于控制新疆政权,已攫取新疆临时督办权位的盛世才,岂能甘心将权位拱手让人?1934年6月26日,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冠以图谋推翻现政权罪名枪决,并软禁黄慕松,借此警告南京政府和亲南京政府势力,强龙不压地头蛇。
  黄慕松对此猝不及防,他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明码急电蒋、汪:“新疆逼处强邻,情形复杂,隐患四伏,非定重心,难期安靖。查临时督办盛世才、临时主席刘文龙,辛苦维持,业经数月,拟请中央即予真除,庶名位既正,责任更专,有裨时局,殊非浅鲜,伏乞鉴核,迅赐发表,以定人心。倘蒙谕允,则承宣化,既有中央之地方长官负责,而慕松宣慰亦易进化,伏乞签核示遵。”(注:《黄曾电保刘盛真除》,1933年7月7日南京《中央日报》。)刘文龙、盛世才也于政变次日致电南京政府说:陶明樾等人乘前方军事形势紧张之际,煽动后方军士谋反,秘举黄慕松为新省主席,另组所谓军事委员会,“黄使亦不无妄受陶明樾等蛊惑之嫌”,请中央加派关心边局的大员陈立夫、刘光、彭昭贤、张凤九来新疆调查事变真相。[1](P574)新疆维持委员会、东北民众救国军及各社会团体也根据盛世才的授意,电请中央真除刘、盛。盛世才的用意很清楚,扣押黄慕松为人质,逼迫中央任命他为新疆边防督办。
  南京政府为顾及中央颜面,积极营救黄慕松。7月5日,行政院急电黄慕松,“令即日回京报告真象”。6日,汪精卫召见新疆省府驻京办事处处长张凤九、新疆党务特派员宫碧澄,询问新疆情况,拟派宫去新疆调查事变真象。7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致电刘文龙、盛世才说:“你们维持秩序,巩固后方,中央良深嘉慰,黄宣慰使也屡电称扬,不遗余力。黄慕松宣慰任务已完,中央日前去电促其回京报告,务望你们体谅此意,共济时艰,是所至盼。”10日,汪精卫在总理纪念周上讲:政府为什么不早些发表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因为新疆还有几件根本的善后工作要切实去做。对刘文龙、盛世才,政府不一定说不要他,也不一定说要他,关键要看这几件事是否肯做、是否能做。这几件事即外交统一于中央、军事统一于中央、民族要平等宗教要自由。这是中央政府对新疆善后工作的三大原则,刘文龙、盛世才能够奉行这些原则,我们便把新疆交给他们,否则即交给别人。(注:《行政院纪念周——汪报告一周内要政》,1933年7月12日南京《中央日报》。)13日,张凤九也向报界透露蒋介石对新疆问题的意见:“中央对于边疆官吏之任命,但求苟能捍卫国土,绝对服从中央,爱护人民,巩固地方治安者,自可付托。”(注:《张凤九由赣返京——谈新省事件周内可解决》,1933年7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蒋、汪明确地向盛世才传递去信息:中央可以接受真除他的条件,但要他明白宣示效忠中央。
  盛世才对南京的意图心领神会,7月19日,刘文龙、盛世才联名致电中央说:“外面流言,报端登载,遂对于黄使不免稍有误会,随经切实调查,皆系陶、陈、李煽动人心之一种阴谋,与黄使绝不相涉。黄使衔命来新,宣布中央德意,安慰新疆人民,到后人心大定,边局就安,……黄使宣慰功劳,固非浅鲜,而我中央威信所被,亦足证明新省孤悬塞外,地瘠民贫,平时尚非仰赖中央维持,不能自立。况值此地方糜烂,几及全疆,尤非得援助于中央,必致无所措手。文龙、世才性非至愚,当能晓比,我中央如何彻底筹划,巩固边局,职等誓当竭诚遵从,以尽天职,此物此志,敢质天日。”[1](P578~579)
  至此南京政府与盛世才的交易敲定,7月17日黄慕松电中央宣慰使署驻京办事处,准备飞机接他东归。20日,黄慕松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离新(注:彭昭贤回忆说是他人新劝盛放了黄慕松,其实有误。南京政府是曾委派宫碧澄、彭照贤赴新与盛商谈新疆问题,并预定乘7月18日欧亚航空公司飞机去新。但彭18日并未飞新。因“中央对新事解决方案,须待黄慕松返京作最后决定,故再迁延。”8月2日彭昭贤、宫碧澄仍在南京等待下午5时汪精卫的接见。而此时黄慕松早已回到南京,根本不可能有彭昭贤劝盛放黄之事。参见彭昭贤《政海沉浮话当年》,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276~3277页;《戴院长赴赣谒蒋商新事——俟得端倪即西行宣慰,宫碧澄等定明日赴新》,1933年7月17日南京《中央日报》;《黄慕松将赴赣谒蒋报告赴新经过——王应榆谈在新宣慰情形 彭宫约下月初入新》,1933年7月23日南京《中央日报》;《彭宫今晚谒汪——请示新政改进办法》,1933年8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8月1日,行政院第118次会议通过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边防督办、张培元为伊犁屯垦使兼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的任命。真除盛世才,宣告南京政府借黄慕松宣慰以控制新疆的计划破产。
  南京政府控制新疆的

《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及失败的原因探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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