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及失败的原因探析
计划为何失败？原因有二：
其一，没有军事力量作后盾。民国以来，新疆依仗着僻居边塞之地，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向中央政府闹独立。南京政府派黄慕松宣慰新疆，主要想凭借中央的政治旗号，在新疆拉拢培植可以依靠的力量。黄慕松如此运作，确实争取了部分实力派人物的归附意向，但那离真正为其所用还有距离。中央部队只有胡宗南一个团远在兰族，黄慕松要求中央接收肃州及胡宗南一旅自甘向新推进均未实施。这样黄慕松面对猝发的事变，无军队可为声援，只能人为刀俎，他为鱼肉，听盛摆布了。
其二，黄慕松举措失当。首先黄慕松在新疆的举措缺乏前瞻性。黄慕松在新疆运作的目的在于控制新疆政权，这对已经取得临时督办职位的盛世才来说无异于与虎谋皮，但黄慕松对这种虎口拔牙的事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料到盛世才会突然发动政变，甚至会加害于他。其次黄慕松在新疆的举措缺乏隐蔽性。黄慕松一到新疆，就向盛世才提出改督办制为军委会制，又大张旗鼓地拉拢各方势力，没有采用适当的策略与形式掩盖起他的真正用意，结果盛世才对他的用意与活动洞若观火。盛世才出于一个军阀维护自身权位的本能，必定不择手段地干出任何事情。总之，黄慕松的才智未在盛世才之上，想用政治手法谋取新疆又安能成功？
二、第二次试图对新疆的控制与失败
（一）实施盛张马三方鼎立的平衡牵制策略。
南京政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答应真除盛氏，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放弃经略新疆。刻下蒋介石正调集百万军队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大围剿，分兵西北力所不许，比较可行的方案是设法借用新疆本地的力量，使盛、张、马三方相互牵制，以达到控制新疆的目的（注：国民党政府的这一平衡牵制方案在1933年7月24日基本形成，29日，蒋介石、汪精卫在江西庐山听取黄慕松有关新疆情况与意见的汇报后最后确定。参见《新疆善后》，1933年7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黄谈新事中央已决定处置办法》，1933年7月30日南京《中央日报》。）。
1933年8月1日行政院通过对刘文龙、盛世才、张培元的任命，即是实现这一平衡牵制策略的关键步骤。这一任命的政治用心是让张培元以伊犁屯垦使兼第八师师长的身份雄跨盛世才之西，默认马仲英实际控制的东疆地区割据于盛世才之东，这样盛世才虽控制迪化政治中心并拥有中央任命，在张、马的东西夹击中也不能有所作为；同时张、马又有盛世才的牵制，亦不敢轻易脱离南京政府为他设置的运行轨道。实施这一平衡牵制策略的前提是要将盛、张、马三方的关系相对固定下来，为此蒋介石、汪精卫一再敦劝戴传贤去新疆一行。戴以健康原因短期内难以成行相辞。8月17日南京政府宣布派司法行政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以中央代表身份去新疆主持刘、盛等人的就职典礼。
9月2日，罗文干到达迪化。主持完刘、盛就职典礼，即开始撮合盛马之间的关系。盛世才表示若马仲英听从督办公署调度，退往哈密就任东疆警备总司令，可以委任他为省府委员。罗文干觉得事情有望解决，决定亲赴吐鲁番一行，敦劝马仲英息争。盛世才派其弟盛世骐等人随行，表面上表示和平诚意，实际上是想将马仲英骗至迪化予以处置。
马仲英接受盛世才委任的东疆警备总司令职务，并在吐鲁番参加了为他举行的就职典礼，对盛世才要求他缩小防区问题，他表示只要部队粮饷有则防区可任随指定，唯对盛世才邀他去迪化商谈和平问题坚辞不从。罗文干返回迪化后与刘文龙商量，认为马仲英问题即为粮糈问题，迪化无力解决，有向中央报告的必要，决定先派罗随员冯有真回京报告。
盛世才见没能将马仲英骗至迪化，即称马仲英没有和平诚意，下令将随罗而来的马仲英和谈代表张雅韶等人拘押，借此向马仲英寻衅，以打破南京政府在新疆所搞的平衡牵制政策。盛世才对罗文干的态度也发生突变，多方刁难罗以向南京政府示威，罗文干不得要领地离开迪化去伊犁。
（二）罗文干所谓的治新方案即张马联手倒盛。
罗文干从新疆回到南京后，曾向外界透露中央有治新方案（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331页。）。但这个治新方案是什么？是否即后来发生的张培元、马仲英联手倒盛的军事行动？
1934年9月26日蒋介石在《致盛世才督办妥慎处理新疆事务电》中否认张、马联合军事行动与南京政府有关系。他说：罗文干系自请赴新考察边情，并无特殊任务，“所谓以汪院长名义发致张培元之艳电，若非此次彭厅长（彭昭贤——引者）带呈油印电文，中央在任何方面均未梦及，日前汪院长来牯（牯岭——引者），当示以此电，甚为诧异，回京后立即彻底追查，忠密电码虽属张罗特约专用之本，然遍检当时外部致俄使馆各电原底，均无此稿，并约罗部长面加究诘，亦根本否认，有捏造院令冒名发电情事。惟张培元曾致罗江电，有事机紧急，不能不矫造中央命令以行之语，则艳电由张伪造，张已自承，而艳电内容如何措词，即罗亦未深知。盖边防督办及该电所列南北疆总司令各职，均为军事长官，其任免皆应由军委会呈请，非行政院所能决议，且艳电中有呈由国民政府公布字样，而实际国府始终并无此令。凡兹种种，其确出假托，更可一目了然。”（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7卷别录，［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05页。）究竟南京政府是否撮合张马联手倒盛，由于蒋介石的否认似乎变得扑朔迷离，台湾方面的研究也对此持否认或回避态度（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345页；高素兰：《盛世才入新疆主政经纬（民国19年——23年）》，［台北］《国史馆馆刊》1997年6月出版。）。
《新疆简史》（第3册193页）首次提出南京政府密令张马联手倒盛的说法，蔡锦松在《盛世才在新疆》一书中又依据他所发现的资料得出结论说：“在国民政府和罗文干的促成下，1933年12月间，张培元、马仲英反盛同盟正式形成，张已对盛世才采取军事行动。”（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1页。）笔者支持蔡锦松先生的观点，其理由为：
其一，南京政府有作出这一决策的可能性。南京政府制定新疆政策的核心人物是蒋介石、汪精卫，他们均未到过新疆，对情况不熟悉，他们有关新疆问题的决策势必受到罗文干的重要影响。盛马再战后盛在达板城之役伤亡官兵2000多人，损失轻重武器1000多件；盛世才为勒派军粮又逼死人命不少，“闻军粮仅能再支持一月”。鉴于盛世才已处于内外交困的严重境地，罗文干在离开新疆前夕建议国民党政府说：“……盛昔以骗诈取得任命，中央为求苟安，循其所请。今盛仍恶性未改，怨声载道，中央若不早下最后决心，处以祸国害民之罪，此后中央将威信无存。一切善后办法，明日起程回京呈报，望中央此时勿再为其所愚，予以任何之援助。”（注：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藏外交部档案抄件，转引自蔡棉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29～130页。）南京政府武力不及新疆何以能治盛罪呢？显然只能借助张马力量倒盛。盛世才已走到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地步，蒋、汪采纳罗的建议对盛采取非常措施是完全可能的。
其二，张马之间无中央撮合难以联合反盛。张培元与盛世才虽然难以真正合作，但双方关系一直没有公开破裂，1933年6月12日张培元还领衔多位军界要员呈请南京政府对刘、盛予以真除[1](P572～573)。张培元没有在中央政府真除盛氏前反盛，反而在盛居“正统”地位后倒戈，这样做没 《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及失败的原因探析(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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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没有军事力量作后盾。民国以来，新疆依仗着僻居边塞之地，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向中央政府闹独立。南京政府派黄慕松宣慰新疆，主要想凭借中央的政治旗号，在新疆拉拢培植可以依靠的力量。黄慕松如此运作，确实争取了部分实力派人物的归附意向，但那离真正为其所用还有距离。中央部队只有胡宗南一个团远在兰族，黄慕松要求中央接收肃州及胡宗南一旅自甘向新推进均未实施。这样黄慕松面对猝发的事变，无军队可为声援，只能人为刀俎，他为鱼肉，听盛摆布了。
其二，黄慕松举措失当。首先黄慕松在新疆的举措缺乏前瞻性。黄慕松在新疆运作的目的在于控制新疆政权，这对已经取得临时督办职位的盛世才来说无异于与虎谋皮，但黄慕松对这种虎口拔牙的事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料到盛世才会突然发动政变，甚至会加害于他。其次黄慕松在新疆的举措缺乏隐蔽性。黄慕松一到新疆，就向盛世才提出改督办制为军委会制，又大张旗鼓地拉拢各方势力，没有采用适当的策略与形式掩盖起他的真正用意，结果盛世才对他的用意与活动洞若观火。盛世才出于一个军阀维护自身权位的本能，必定不择手段地干出任何事情。总之，黄慕松的才智未在盛世才之上，想用政治手法谋取新疆又安能成功？
二、第二次试图对新疆的控制与失败
（一）实施盛张马三方鼎立的平衡牵制策略。
南京政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答应真除盛氏，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放弃经略新疆。刻下蒋介石正调集百万军队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大围剿，分兵西北力所不许，比较可行的方案是设法借用新疆本地的力量，使盛、张、马三方相互牵制，以达到控制新疆的目的（注：国民党政府的这一平衡牵制方案在1933年7月24日基本形成，29日，蒋介石、汪精卫在江西庐山听取黄慕松有关新疆情况与意见的汇报后最后确定。参见《新疆善后》，1933年7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黄谈新事中央已决定处置办法》，1933年7月30日南京《中央日报》。）。
1933年8月1日行政院通过对刘文龙、盛世才、张培元的任命，即是实现这一平衡牵制策略的关键步骤。这一任命的政治用心是让张培元以伊犁屯垦使兼第八师师长的身份雄跨盛世才之西，默认马仲英实际控制的东疆地区割据于盛世才之东，这样盛世才虽控制迪化政治中心并拥有中央任命，在张、马的东西夹击中也不能有所作为；同时张、马又有盛世才的牵制，亦不敢轻易脱离南京政府为他设置的运行轨道。实施这一平衡牵制策略的前提是要将盛、张、马三方的关系相对固定下来，为此蒋介石、汪精卫一再敦劝戴传贤去新疆一行。戴以健康原因短期内难以成行相辞。8月17日南京政府宣布派司法行政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以中央代表身份去新疆主持刘、盛等人的就职典礼。
9月2日，罗文干到达迪化。主持完刘、盛就职典礼，即开始撮合盛马之间的关系。盛世才表示若马仲英听从督办公署调度，退往哈密就任东疆警备总司令，可以委任他为省府委员。罗文干觉得事情有望解决，决定亲赴吐鲁番一行，敦劝马仲英息争。盛世才派其弟盛世骐等人随行，表面上表示和平诚意，实际上是想将马仲英骗至迪化予以处置。
马仲英接受盛世才委任的东疆警备总司令职务，并在吐鲁番参加了为他举行的就职典礼，对盛世才要求他缩小防区问题，他表示只要部队粮饷有则防区可任随指定，唯对盛世才邀他去迪化商谈和平问题坚辞不从。罗文干返回迪化后与刘文龙商量，认为马仲英问题即为粮糈问题，迪化无力解决，有向中央报告的必要，决定先派罗随员冯有真回京报告。
盛世才见没能将马仲英骗至迪化，即称马仲英没有和平诚意，下令将随罗而来的马仲英和谈代表张雅韶等人拘押，借此向马仲英寻衅，以打破南京政府在新疆所搞的平衡牵制政策。盛世才对罗文干的态度也发生突变，多方刁难罗以向南京政府示威，罗文干不得要领地离开迪化去伊犁。
（二）罗文干所谓的治新方案即张马联手倒盛。
罗文干从新疆回到南京后，曾向外界透露中央有治新方案（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331页。）。但这个治新方案是什么？是否即后来发生的张培元、马仲英联手倒盛的军事行动？
1934年9月26日蒋介石在《致盛世才督办妥慎处理新疆事务电》中否认张、马联合军事行动与南京政府有关系。他说：罗文干系自请赴新考察边情，并无特殊任务，“所谓以汪院长名义发致张培元之艳电，若非此次彭厅长（彭昭贤——引者）带呈油印电文，中央在任何方面均未梦及，日前汪院长来牯（牯岭——引者），当示以此电，甚为诧异，回京后立即彻底追查，忠密电码虽属张罗特约专用之本，然遍检当时外部致俄使馆各电原底，均无此稿，并约罗部长面加究诘，亦根本否认，有捏造院令冒名发电情事。惟张培元曾致罗江电，有事机紧急，不能不矫造中央命令以行之语，则艳电由张伪造，张已自承，而艳电内容如何措词，即罗亦未深知。盖边防督办及该电所列南北疆总司令各职，均为军事长官，其任免皆应由军委会呈请，非行政院所能决议，且艳电中有呈由国民政府公布字样，而实际国府始终并无此令。凡兹种种，其确出假托，更可一目了然。”（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7卷别录，［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05页。）究竟南京政府是否撮合张马联手倒盛，由于蒋介石的否认似乎变得扑朔迷离，台湾方面的研究也对此持否认或回避态度（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345页；高素兰：《盛世才入新疆主政经纬（民国19年——23年）》，［台北］《国史馆馆刊》1997年6月出版。）。
《新疆简史》（第3册193页）首次提出南京政府密令张马联手倒盛的说法，蔡锦松在《盛世才在新疆》一书中又依据他所发现的资料得出结论说：“在国民政府和罗文干的促成下，1933年12月间，张培元、马仲英反盛同盟正式形成，张已对盛世才采取军事行动。”（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1页。）笔者支持蔡锦松先生的观点，其理由为：
其一，南京政府有作出这一决策的可能性。南京政府制定新疆政策的核心人物是蒋介石、汪精卫，他们均未到过新疆，对情况不熟悉，他们有关新疆问题的决策势必受到罗文干的重要影响。盛马再战后盛在达板城之役伤亡官兵2000多人，损失轻重武器1000多件；盛世才为勒派军粮又逼死人命不少，“闻军粮仅能再支持一月”。鉴于盛世才已处于内外交困的严重境地，罗文干在离开新疆前夕建议国民党政府说：“……盛昔以骗诈取得任命，中央为求苟安，循其所请。今盛仍恶性未改，怨声载道，中央若不早下最后决心，处以祸国害民之罪，此后中央将威信无存。一切善后办法，明日起程回京呈报，望中央此时勿再为其所愚，予以任何之援助。”（注：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藏外交部档案抄件，转引自蔡棉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29～130页。）南京政府武力不及新疆何以能治盛罪呢？显然只能借助张马力量倒盛。盛世才已走到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地步，蒋、汪采纳罗的建议对盛采取非常措施是完全可能的。
其二，张马之间无中央撮合难以联合反盛。张培元与盛世才虽然难以真正合作，但双方关系一直没有公开破裂，1933年6月12日张培元还领衔多位军界要员呈请南京政府对刘、盛予以真除[1](P572～573)。张培元没有在中央政府真除盛氏前反盛，反而在盛居“正统”地位后倒戈，这样做没 《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及失败的原因探析(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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