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陈友仁关系初探

深长：由于陈友仁在国民党内的资历较浅，又一直在他身边当秘书，但他相信陈友仁具有担任重要职务的能力，因此这个任命其实是为日后陈友仁在国民党内地位的提升铺平了道路。后来情况的发展正如孙中山所愿，1926年1月，陈友仁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5月，他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开始进入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
　　　　二
　　如果说孙中山在世时，陈友仁对他倾力辅佐已颇为感人的话，那么当孙中山逝世后，他仍对其开创的事业忠贞不渝，则更让人肃然起敬。孙中山逝世后，他的助手们对“三大政策”的态度可谓泾渭分明，胡汉民、戴季陶、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纷纷背叛“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右派；陈友仁却与宋庆龄、邓颖超一起，坚持奉行“三大政策”，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
　　“联俄”是孙中山晚年重要的外交政策，也是陈友仁的一贯主张。但这个政策在国民党内一直存在分歧，孙中山逝世后，原先潜在的分歧进一步激化和公开化，反苏的行动也步步升级。首先，由陈友仁起草、孙中山临终前亲笔签字的《致苏俄遗书》，因遭到国民党内一些人的阻挠，未能与另两份遗嘱同时见报，而是3月14日在苏联的《真理报》上首先发表的。其次，孙中山聘请的顾问鲍罗廷，于1927年6月被武汉国民党中央解除了合同。最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竟然密谋杀害鲍罗廷。7月中旬，陈友仁收到了孔祥熙让他转交宋子文的一份密电，“请告出售人，商人同意按索价付款。盼如期发货。”（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4页。）他明白这商人是指蒋介石，被出售的商品就是鲍罗廷。事情十万火急，陈友仁决定让大儿子丕士担当“警卫”，尽快把鲍罗廷护送回国。正如陈友仁所料，汪精卫一面在武汉车站隆重送别鲍罗廷，一面密电冯玉祥暗杀鲍罗廷。据冯玉祥回忆：“我到郑州的时候，接到汪精卫从庐山来的电报，通知我鲍罗廷即将由汉口经过郑州回俄，请我把他扣留并杀之。我心里想的说，你要杀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汉下手？他显然学的曹操的作法，想杀祢衡，自己却不下手，把祢衡送给刘表，刘表又借手于黄祖而杀之。可是我决不是黄祖。”（注：冯玉祥：《我的生活》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3页。）幸好冯玉祥没理会汪精卫的电报，鲍罗廷才逃过一劫。
　　“联共”是“三大政策”的核心，是孙中山重整旗鼓的良方，陈友仁则是这个决策的积极拥护者。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公开反共，陈友仁却不改初衷，继续坚持“联共”政策。1927年7月14日，陈友仁在汪精卫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明确表示他和宋庆龄都反对“分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订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注：《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后来，陈公博也在其回忆录中证实“重要中央委员中有三个人不赞成分共，第一个是孙夫人，第二个是陈友仁，第三个是廖夫人……”虽然三个人不赞成，而大多数通过了。”（注：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96～97页。）但是，当时右派的势力占了上风，陈友仁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孙中山亲自建立的国共合作走向分裂。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陈友仁再次建议“联共”，并派大儿子丕士回国拜见国民党重要人物，恳请他们说服蒋介石，尽快建立新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多年后，邓颖超在接见陈丕士时，特就此事对陈友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9页。）。
　　“扶助农工”是三大政策的基础，也是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失败反思的成果。陈友仁对这个政策的解释很明智，即“中国无论是在社会结构还是在思想上，都还处于中世纪。但这古老的结构已不稳固了，它行将崩溃。问题是要找新的社会力量来支持建立新的社会结构，以使生活重新稳定下来。这些社会力量首先应是农民和工人。满足了这两个阶级的需要，社会基础才稳固。因为农民提供即使是原始社会也需要的粮食，而工人支撑一切有组织的生活，即所谓文明。因此，必须满足这两个阶级的基本需要。”（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千千万万中国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1～42页。）陈友仁认为工农群众不仅是国民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而且是对外交涉的强大后盾。他在担任广州政府外交部长期间，提出了“革命外交”（注：高承元：《广州武汉革命外交文献》，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144页。）的口号，认为不需要特别顾及过去的条约、协定与既成的事实，而应采取强硬的举措，借助民众运动的力量，以达成中国外交谈判的目的。1927年初，由陈友仁主持的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谈判，就是政府外交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三
　　陈友仁跟随孙中山的时间并不长，但彼此之间却如此亲密和默契；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孙中山逝世之后，陈友仁依然执着地高举着他的旗帜，坚定地奉行“三大政策”，原因何在？1944年5月22日，颜惠庆在陈友仁葬礼上所致的悼词，比较客观地点出了个中的原委：“综观先生之生平，与孙总理有极相似之处”（注：颜惠庆：《简述陈友仁生平》，《申报》，1944年5月23日。），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生轨迹相似，这无疑是从本质上为他们的关系作了注解。因此，我们不妨就从这个视角，对他俩的密切关系作一下剖析。
　　第一，他们的政治抱负相同。孙中山曾是医生，陈友仁曾是律师，在事业和经济上都是成功者。但他们并不满足于个人的幸福，而是忧国忧民，把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主共和作为人生的抱负。为了实现这个抱负，孙中山常年在外流亡奔波，宣传革命道理，筹集革命经费，最终积劳成疾，中年早逝；陈友仁毅然离别温馨的家庭，变卖全部家产，以报效危难中的祖国。为了实现这个抱负，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则舍得一切，“认为做官是达到实现抱负的一种手段，”倘若“抱负不伸”，他们宁可“弃官不仕”（注：颜惠庆：《简述陈友仁生平》，《申报》，1944年5月23日。）。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为了推翻帝制，实现共和，让出了大总统的位置，专心搞实业；大革命失败后，陈友仁与背叛革命的汪精卫政府决裂，弃所有官职而不惜，秘密前往莫斯科。为了实现这个抱负，他们与时俱进，适时转变观念，顺应时代潮流。孙中山虽然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而当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后，他积极顺应历史发展，及时推出“三大政策”，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陈友仁回国之初，曾经对袁世凯产生过幻想，应聘过总统府秘书处的秘书（注：《公共记录》，藏英国政府档案馆，由陈一文提供。）。但当袁世凯破坏共和，恢复帝制伎俩暴露后，他即迅速地从拥袁转向反袁，“在‘天威咫尺’之下，直言无隐，力斥其非”（注：万平近：《林语堂论中西文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成为新闻界的反袁斗士，乃至最终投奔孙中山的门下。
　　第二，他们在重大决策上意见一致。孙中山晚年的最大决策就是联俄和联共，联俄可以获取外援，联共既可以取悦苏俄，又可借用共产党内的能人志士来发展壮大国民党，重建中华民国。陈友仁也认为联俄符合国民党和苏俄的双方利益，国民党可以就此获得苏援，苏俄则在中国找到了盟友，有助于改善其在远东的外交处境。陈友仁还期望通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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