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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诗歌史的大视野


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时事多不便,更不可说也,说亦不尽也。」又有《赠孙莘老》诗曰:「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这大概是「莫谈国事」的最早样板。这种拉扯时事作为写作背景的办法,是把孟子「读其书,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的「知人论世」说反用之,现今的读者不会觉得陌生。这为后世开了一个及其恶劣的先例。王安石「新党」的主要继承人便是《水浒传》里出了名的恶棍蔡京、童贯等辈,他「改革」的流产原因,也就不问可知了。  

             六,模仿和创新

       宋代以后的诗歌,更象一条人工运河,稳妥规整,顺直平坦,浩浩荡荡,沿着前人的定式流淌着,流淌着。却没有了激情澎湃,浪涛汹涌,尽管也想摆脱创新,但无论明人「宗唐」、「宗宋」之辨,还是清人「格调」、「性灵」之争,都象是河中偶尔出现的涟漪,顶多不过是个把漩涡,新鲜的思想和素材打这儿经过时,不过懒洋洋地打了个滚,又稳妥顺直地流淌下去了。

  但是我们似乎也不可以因此指责说,这一千年间的文人都是无能的,因为他们的聪明才智是在另外的领域大放异彩,这就是接续宋词以后的元代散曲杂剧,明清小说戏曲。不过由于旨趣既多,难免不够专一,就象照像中想收入镜头的东西太多而散了焦,又象一个人既要双手不停地劳作,又舍不得抛弃背负的祖先流传珍宝,自然谈不上专一。明朝人袁宏道因此悟出应该「扬长避短」,反对复古拟古,主张创新变新,他说:「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何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何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叙小修诗》)他甚至破口大骂崇古剿袭之徒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人家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现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与张幼于》)清人赵翼更有解嘲之语,道是「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听来也不无道理,承认他们至少还有不输于前人的志气。

  中国文化推崇辩证法,但不是靠「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而是在包容中继承,由包容中吸纳,从包容中融合,赖包容而发展的。「诗教」本为儒学大道,「诗言志」亦为儒学精要,做诗自然也成为儒学的一个部分。宋明「理学」被后人目为儒学的「二度复兴」,所以后来的科举中尽管以「制义」古文为要,但「试帖诗」也还是必修的功课。在诗歌传承上,唐代的「诗儒」杜甫理所当然得到了特别推重,他的诗格律工整,法度可依,不象李白那样才气纵横,飘忽不定。宋以后诗人大多崇杜,何况这些时代又有现成的苍生忧患可以描摩,可以抒写呢?

  实际上,宋以后的诗是在模仿和创新中的摇摆。如果说,唐五代的诗歌评论,象和尚皎然之《诗式》和当过和尚的司空图之《诗品》还是品鉴赏析型的,所谈也多「明势」、「取境」、「雄浑」、「冲淡」一类,有如禅偈机锋,意会而不言传,那么宋人诗话就开始下笨功夫,总结起「作诗要诀」来。明清大量涌现的这一类著作,都谈得相当细致深入,具体而微,好比现在讲的「工艺流程」。李渔的《笠翁对语》「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还作为发蒙的教科书广为印发,为他开的出版社「芥子园」着实赚了不少银子。明代诗风先有以内阁宰辅「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雍容之作,愈久愈蔽,陈陈相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明史·文苑传》)为了矫正,  然后又有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这也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好意,可惜这些人的才识胆学,恐怕连「中」都不够,于是又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他们「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依然复古,主张「(唐代)大历以后书勿读。」所以引出了前述袁宏道的一番痛骂。但袁氏「公安派」的主张,倒也将本求末,索性返朴归真,他认为:「今之诗文之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谓《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叙小修诗》)又说:「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答李子髯》)这当然是受明中叶王阳明以「王学」矫正朱熹「朱学」之弊端的影响,但一举步就要回到「上三代」,一投手就要扫尽几百年,毕竟都是行不通的。「王学」末路被讥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公安派」的世泽则一世而斩。同时又有钟惺、谭元春以奇峭幽深的「竟陵派」来矫正「公安派」,结果也差不多。明末也是个社会动乱而思想活跃的年代,很多方面颇象魏晋,但以诗坛而论,却又小气了许多,所谓两「派」,无论就实力还是影响论,都是「矬子里拔出来的将军」,或者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清承明制」,这不仅仅是指两代在典章制度层次的承袭,更重要的是文化意义上的继承。满州贵族二度入主中原时,既没有效法他们的先人夺取汴梁时的办法,将文物图书,宫室园林毁之一炬,人口财物掳掠一空,回到漠北受用,又总结了蒙古贵族顽强拒绝接收中原文化,以至百年后被逐入大漠的教训,一开始就决意在中原文化的根基上建立基业。他们以惊人的热情学习中国文化,以高度的自觉接受中国文化。这不仅使他们顺利地平息了江南士人和市民的反抗,康熙还利用「博学鸿词」的特科,吸纳了一批熟悉中国文化精要的「贰臣」加入了官僚行列。于是终于出现了宋明理学向往的「盛世」──康、乾之治。  

  「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盛世,也是近世中西文化冲突交流以来的最近一个盛世,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仅就文化而言,有几个值得一提的地方:

  第一是「集大成」。中国漫长历史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学艺术样式,几乎都呈现于此时,尽管单独看来,并不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准,但能「春兰秋菊,荟萃一时」,开成一个「博览会」,也并非易事。词作方面被誉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如纳兰性德及朱彝尊、陈其年等,散文方面如方苞、姚鼐等人为代表的「桐城派」,戏剧如孔尚任、洪升的《桃花扇》、《长升殿》,绘画如石涛、八大山人、「四王」和「扬州八怪」,长篇白话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短篇笔记体传奇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包括久已不作的赋体文学,等等。当然,诗坛也有吵得热闹的四派──王士祯提倡的「神韵派」、沈德潜标榜的「格调派」、翁方纲倡导的「肌理派」和袁枚主张的「性灵派」。虽然以前人经验和后人眼光看来,这四派有一点象「瞎子摸象」,各执一端的味道,但是他们的理论准备、创作业绩和影响范围,显然都可以在宋代以后的诗坛上留一座席。

  第二是「重总结」。这一时

《文化:中国诗歌史的大视野(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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